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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圍繞影響我國中外文學理論研究的主體性因素入手,認為影響研究中外文論的主要主體性原因是研究者的學術視野不夠寬廣, 缺乏文學創作體驗, 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批評不夠, 與作家缺乏必要的交流, 過于追求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思辨, 缺乏理論的融會貫通性, 盲目崇拜西方后現代文論, 過于迷戀中國古代文論, 缺乏沉潛的學術心態。

關鍵詞：中外文論；主體性；學術視野；沉潛

歷經新時期30多年的變遷，我國文學理論研究從30年前的“方法論熱”到21世紀的文化研究轉向等多種價值取向，取得了一系列比較顯著的成果，但也面臨新的困境，即如何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業已成為文學理論界需要關注的問題。本文擬從研究者主體性的角度出發，也是基于對文學理論研究的自我反思,進而對影響我國中外文學理論研究的主體性原因進行初步的解讀。

一、研究者的學術視野不夠寬廣

研究文學理論需要研究者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這是由文學理論的性質決定的。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審美文化，具有豐富的內涵。文學理論是一種審美文化學，或者是文學文化學（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是指與物質文化相對的精神文化），涉及到文學、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美學、文化學、思維科學、腦科學、創意寫作、文化創意產業等一系列的學科或領域，因此，研究者只有具備寬廣的學術視野，才能夠更好地研究文學理論。但是，我們的研究者大多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出身，受到自身專業的制約，缺乏足夠的哲學、文化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素養，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缺乏優化組合，雖然經常講要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看問題，但實際上遠遠沒有形成全方位的360°視角，客觀上研究文學理論是心有余力不足。

研究文學理論需要具有理論視野的高度。高度決定我們是否具有開放性和前瞻性的視野。首先，文學理論是一門人文科學，也是一門社會科學，文學不僅是作家心靈的創造，而且還是一種能夠促進人生美化、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一種精神力量，如果說文學應該具有真善美的維度，那么研究文學理論則應該具有真與善相統一的維度；其次，要把文學理論視為一種文學文化學，把文學現象視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把文學理論研究視為文化研究中的一種特殊研究。不僅如此，在文化產業視域下，文學還是一種創意寫作，還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產業形態，為影視藝術創造和戲劇表演、小品表演等提供原創性的元素，因此，也可以把文學納入文化經濟的范疇進行研究，以彰顯文化產業中文化元素的靈魂作用。由此出發，把研究文學理論納入文化學、文化經濟的視野，納入社會發展進步的軌道，納入人性的全面發展，納入時代性與民族性的融合中加以審視，才能突破研究的局限性，對許多問題的論爭就能夠豁然開朗，比如對文學創作動因的分析，對文學價值的解讀，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等，都可以做到宏微兼顧，達到主觀與客觀的和諧統一。

研究文學理論需要具有理論視野的寬度。寬廣的學術視野能夠使我們真正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具有真正的雅量，不拘一格，不拘小流，百川歸海。寬廣的學術視野有利于多角度、多層次與全方位的看問題。學術視野如果不夠寬廣，在研究文學與其他文化之間的關系時，就容易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比如研究文學與哲學的關系、文學與經濟的關系、文學與宗教的關系、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的研究都需要跨學科的知識結構，沒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視野，就難以形成理論聚焦的穿透力。

對于文學批評的視野，狄德羅曾經有個“修士”的比喻。狄德羅認為，如果用“野蠻人”來比喻批評家有些過分的話，那么至少可以把批評家看作是在“山谷里隱居的修士”。“這個有限的空間就是他的整個宇宙。他轉了一個半身，環顧了一下狹窄的天地，就高聲喊叫：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看到了。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走動一下，去接觸以前沒有擺在他眼前的事物，就爬上了一座山峰。當他看到一片廣大無垠的空間在他的頭上和他的眼前展開的時候，他的驚訝是無比的。于是，他改變論調，說：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沒有看見。”[1]狄德羅的“修士”比喻類似中國成語所說的“井底之蛙”與“坐井觀天”。修士從山谷爬上山峰，與井底之蛙爬到井口的感覺相類似，由茫然四顧、豁然開朗的驚訝，再反思“坐井觀天”的狹隘、愚昧，就頗有些滑稽之感了。可是，在狄德羅看來，批評家實際上是那些沒有爬上山峰的修士，“仍然蟄居在他們的巢穴里，始終不肯放棄對自己的高不可攀的評價。”也就是說，批評家仍然是“坐井觀天”，仍然是山谷里隱居的修士，被周圍的山崗擋住了視線。狄德羅這一比喻很形象、生動，也很有說服力。它啟示我們，研究文學理論，也不能夜郎自大，“坐井觀天”，而是應該走出“山谷”，以寬廣的視野，才能突破“修士”視野的封閉性。

楊守森指出了學者“視野窄狹，自我匡拘”的局限性，“對于某一具體學者而言，其研究空間、學術視野則不應該有邊界。相反，只有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廣博的知識結構，才有可能在某一學科或多學科中有所作為……但在我國的文藝學領域，一些自信是搞文藝學的學者，不僅相鄰學科的知識貧乏，在學科邊界的不良暗示下，甚至對原本應是構成文藝學研究基礎的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西方文學也很少關注。”[2]事實確實如此，研究者的視野比較狹窄，必然造成思維的遮蔽性，難以研究出具有較大創見性的成果。

二、研究者缺乏文學創作體驗

我們研究任何問題都是從已有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為前提的，這種帶著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前理解”直接影響我們的視野，也影響我們對問題的看法。文學是文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而研究文學創作的特點和規律，是研究文學理論的重要內容，研究者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學創作體驗，就必然影響對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

眾所周知，研究自然科學，研究者需要在實驗室進行具體的實驗，離開了科學實驗，就無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研究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都需要進行實際調研與考察；同樣，文學理論作為對文學感性經驗的總結、提升和超越，也離不開對文學創作體驗的積淀和感悟。研究者具備相應的創作體驗，才能更好地從創作的微觀經驗出發，對一般的文學創作經驗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通過深入的梳理與提煉，形成理論的品格。《樂記》說“樂由中出”，而研究者只有通過具體的創作體驗，感悟“文由中出”的審美體驗，才能更好地理解創作的特性。在文論史上，許多理論家是集理論研究與創作于一身的“大家”，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司空圖的《詩品》等，文本自身就是詩歌，蘊含了詩歌之美，但又都是文學理論；在西方文論史上，柏拉圖、賀拉斯、狄德羅、萊辛、席勒、薩特等，其文學創作與文論研究的聯系也都非常密切，而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藝術理論家。事實證明，研究者具有文學創作的經驗，非常有利于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

姚文放認為，文學理論“說到底它還是從文學的創作實踐和作品實際中結晶、升華出來的。它不是目的論的，而是經驗論與目的論的結合；它采用的不僅是演繹法，而是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結合。它必須得到文學經驗的支撐并反過來接受文學經驗的檢驗，而不是主題先行，從既定的理念出發去俯視文學、審判文學。”[3]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大多數文學理論研究者并不進行具體的文學創作，眼高手低，缺乏文學創作體驗，缺乏文學創作的靈感，沒有進行過藝術構思，在研究文學理論時，往往紙上談兵，夸夸其談，老是喜歡高高在上的“形而上”，不愿意“形而下”，缺乏對文學的實證性研究。文學理論一旦缺少文學創作的根，缺少文學創作鮮活的生命，又怎么能有理論鮮活的生命力呢？

三、研究者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批評不夠

作家、作品與讀者共同構成了文學實踐完整的系統。研究者作為特殊的讀者，只有加強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批評，才能在培養藝術感受力的同時，不斷提高文學鑒賞和研究的能力。

首先，研究者缺乏對文學作品的閱讀直接影響研究者的藝術感受力和鑒賞力。研究者雖然在大學里學的多是漢語言文學專業，但除了大學期間匆忙地瀏覽一些文學作品以外，參加工作以后，平時忙于教學與科研，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閱讀文學作品。因此，對于經典作品缺乏深入的研讀，沒有來得及反復品味，對于當代作品則讀得更少，久而久之，就會降低藝術感受力和鑒賞力。

其次，缺乏對作品的閱讀在較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研究者對作品的批評。文學批評是從感性的審美閱讀出發，進而達到對作品的理性解讀、認知和判斷，是感性與理性的和諧統一，也是聯系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的重要中介。因此，不僅作家重視批評家的批評，而且文學理論家也要關注文學批評，然而，文學理論研究者很少對作品進行比較深入的具體批評，這必然導致在研究文學理論過程中缺乏閱讀的審美體驗，也缺乏理論分析的文學實踐依據。

從文學理論研究的理論品格來看，研究者只有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批評的“入乎其內”，才能夠達到對文學作品“出乎其外”的超越、灑脫與凌空俯視，使研究具有真正的理論品格；如果沒有這樣的“入乎其內”，就不可能有真正理論意義上的“出乎其外”。

四、研究者與作家缺乏必要的交流

文學理論研究一方面需要通過研究作品來了解作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研究作家來了解作品。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注意不夠，尤其是與作家缺乏交流，對作家缺乏必要的了解。了解古代的作家，可以通過相關的文獻間接地了解；了解當代作家應該盡量與作家直接交流，獲取最直接的材料。但在這方面，我們的研究者與作家的交流也是不夠的。

影響研究者與作家交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對作家的重視程度不夠。文人相輕也表現在研究者對作家的輕視上，研究者認為理性比感性重要，理論比創作重要，難免有一種凌駕于文學創作之上的優勢感。狄德羅在《論戲劇藝術》中指出：“作家的任務是一種妄自尊大的任務，他自以為有資格教育群眾。而批評家的任務呢，就更狂妄了，他自以為有資格教育那些自信能教育群眾的人。”“作家說：先生們，你們要聽我的話，因為我是你們的老師。批評家說：先生們，你們應該聽我的，因為我是你們的老師的老師。”在狄德羅看來，批評家比作家更狂妄，把自己看做是群眾老師的老師，而實際上意見是錯訛的，象旅行家所說的，批評家就是那些向過路人噴射毒箭的“野蠻人”，這就是批評家的形象。狄德羅批評的是當時法國的批評家，但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依然具有參考價值。我們今天的學者客觀上也存在重理論、輕創作的現象，因此，就必然導致疏遠作家及其創作的狀況，而如此一來，也就意味著研究者疏遠了當下鮮活的作品。

五、研究者追求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思辨

文學理論既然是文學的理論，就不應該脫離文學實踐，而單純追求理論的思辨。然而，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方法論熱以來，理論上的花樣翻新幾乎是日新月異，尤其是21世紀以來，受到西方哲學思潮、語言學、文化學與社會學思潮的多種影響，我們的文學理論在抽象思辨中把鮮活的理論變得枯燥乏味，不要說讀者和作家不喜歡讀文學理論文章和教材、專著，即使文學理論的研究者，也不喜歡讀這些枯燥乏味的所謂理論成果。

首先，因為追求理論的抽象思辨，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文學自身的關注。按說，文學理論應該與文學保持非常密切的關系，但事實上，有不少專家學者長期不讀文學作品，而是追求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思辨，客觀上不知不覺失去了文學理論的靈性和實踐的品格。

其次，因為追求理論的抽象思辨，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深入淺出的學理性。理論研究成果的最高境界是深入淺出，而不是深入深出，更不能淺入深出。深入淺出，是深刻的道理用淺顯易懂的形式表現出來；深入深出，是深刻的道理用深奧晦澀的形式表現出來；淺入深出，則是指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甚至故弄玄虛，把簡單易懂的問題通過深奧晦澀的形式表現出來，顯得好像很有學問。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是深入深出，所以當時許多讀者讀不懂；黑格爾吸取康德的教訓，其《美學》則力求深入淺出。但是，我們當下的許多成果深入淺出者甚微，而較多的是淺入深出，偶爾也有深入深出者。淺入深出者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用一些西方的術語嚇唬人，忽悠人，把本來簡單易懂的問題晦澀化、復雜化了。讀者不看不知道，看了有時也不知作者所云。

研究文學理論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思辨，實質上這是一種經院哲學式的文風，也是一種自我封閉或“六經注我”式的自我言說。而真正的理論，應該在追求“道”的過程中，“道”由“器”出，讓“道”依附于“器”，又要使“道”超越“器”，做到“道”與“器”的和諧統一。

六、研究者缺乏各種相關理論的融通性

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審美文化，因此，研究者只有具備理論的融通能力，才能把握文學豐富的文化意蘊。然而，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寬廣的學術視野，沒有形成比較優化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客觀上很難對各種相關的理論進行有機整合，無法通過多種理論的融通滲透，形成系統的理論整合力。

首先，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單一性是缺乏理論整合性的突出表現。從宏觀上來看，文學理論研究確實出現了研究視角的豐富性與研究方法的多樣性，但從微觀來看，由于個人學術視野的局限性，每個具體的研究者往往只能從某個視角、運用比較單一的研究方法，對文學理論進行研究，因此難以進行有效的理論整合。學術研究固然允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實際上每個人往往局限于具體的“仁者”或者“智者”，難以做到“仁者”與“智者”的統一。從思維的系統性來看，具體的研究者應該力求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從片面的合理性轉化為全面的合理性，兼顧“仁者”與“智者”的雙重視界，既要“見仁”，又要“見智”，力求達到“仁者”與“智者”的全方位審視與掌控的和諧統一。

其次，各種理論拼盤的雜多性也是缺乏理論整合性的表現。如前所述，研究文學理論涉及文學、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美學、文化學、思維科學、腦科學、創意寫作等多種學科，研究者沒有足夠的學養，就很難達研究鵠的。但是，無論我們是否承認，都應該看到，在這30多年文學理論的發展變化過程中，許多學者試圖對文學理論進行整合研究，但由于受到自身學術視野與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的制約，客觀上欲速則不達，在追求理論的整合過程中，因為力不從心，雖然運用了多種理論、多種視角、多種方法，嘗試對文學研究進行交叉滲透，但又存在囫圇吞棗、缺乏視域融合，也缺乏學科交叉與各種相關知識與能力的融會貫通，客觀上類似理論的大拼盤，缺乏理論內在的融通性，難以達到理論整合的目的。

七、研究者盲目崇拜西方后現代文論

在30年文學理論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學界一方面通過借鑒吸收西方文論，有利地促進了我國文學理論的發展，但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后現代文論的現象。

首先，有些研究者對西方文論缺乏歷時性的學術視野，不了解西方文論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對古希臘文化以及德國古典美學缺乏足夠的了解，而片面地對西方現代文論尤其是后現代文論情有獨鐘。西方文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話語系統，我們研究文學理論，既不應該“言必稱希臘”，更不能“言必稱后現代”，對后現代文論俯首稱臣。實際上，作為西方文論話語系統的子系統，后現代文論尚需歷史的檢驗，因為從歷史哲學的觀點來看，人們往往過分看重當下的歷史價值，而真正的價值只有通過歷史長河大浪淘沙的積淀，才能日久彌新，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有些后現代文論很可能也是各領風騷三五年，有些甚至是曇花一現。

其次，對后現代文論存在“消化不良”的現象。合法性（legitimacy）與合法化（legitimation）是韋伯社會學理論的關鍵概念，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把合法性與合法化概念引入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研究，雖然有助于打開新的研究視角，但存在生搬硬套的現象；失語癥（aphasia）本來的含義是指由于神經中樞病損，導致抽象信號思維障礙而喪失口語、文字表達和領悟能力的病癥，其障礙的形式取決于腦損害部位，一般分運動和感知兩類，分別涉及言語生成和言語理解兩方面。我們把失語癥大量運用于文學理論研究，大多指文論研究者的“失語”，也不夠準確，因為研究者之所以“失語”，并非是大腦的損害，而是研究視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足，才導致了某種所謂的“失語”，而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失語”。20年來，我們研究西方文論不但“后現代”非常熱，甚至還出現“后后現代”。這種思維方式似乎意味著“現代”已經終結了，人類社會于是從“現代”終結開始，又開始了“后現代”新的一頁。但是，我們不得不由此進一步叩問：如果“后現代”之后是“后后現代”，那么，人類社會要“后”到何年何月？究其實質，這是以西方某些觀點為坐標，體現了我們學術研究某些唯西方是瞻的自卑心理。實際上，簡單地套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術語來研究文學理論，很可能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難以有理論的創新。

八、研究者過于迷戀中國古代文論

學界不但存在盲目崇拜西方后現代文論的現象，也存在過于迷戀中國古代文論的現象，對中國古代文論津津樂道，過于癡迷，什么都是老祖宗的好，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是最鮮明的表述，表現在文學理論方面，所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就是過于迷戀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表現。

我們能否完成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不是我們的研究能力問題，而是我們的文化觀與文論觀的問題。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古代文論確實非常精美，《樂記》《文賦》《文心雕龍等確實很偉大，但古代文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已經構成了歷史的文化因子，廣泛滲透、融合于我們生生不息的血脈之中，在潛移默化中已經構成了我們的文化基因，成為我們的“集體無意識”。也就是說，古代文論是不需要轉換的，客觀上也不可能轉換，而是自然而然地孕育、化育與生成，應該是瓜熟蒂落；如果勉強進行轉換，就容易出現“早產”、“難產”或者出現“強扭的瓜不甜”的現象。回眸“五四”的白話文運動，白話文實際上是古代漢語的現代轉換，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語言發展的演變規律，拔苗助長，使白話文成為語言的“早產兒”，客觀上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客觀流變。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金瓶梅》《紅樓夢》等古代文學作品的語言已經接近白話文，及時沒有“五四”白話文運動，古代漢語也會不知不覺地轉化為白話文。古代文論向現代文論的轉化客觀上大致也是如此。“意境”是我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卻不經意間已經轉化為我們日常使用的現代文學理論術語，這是很好的案例。

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轉換，難以克服如下困難：第一，我們無法對古代文論進行“還原”研究，難以實現“我注六經”的客觀性；第二，古代文論是個大范疇，內涵豐富，廣泛深透于古代音樂理論、戲曲理論、繪畫理論、詩歌理論以及各種隨筆之中，我們把這些所謂古代文論所蘊含的原理整理出來，按照古代文論的話語系統構建起來，這還不能說是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第三，片面強調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轉換，不但忽視了文學理論研究的現實性和國際化視野，客觀上也很容易割裂古代文論與中國文論的關系，因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論”應該既包括中國古代文論，也包括現當代文論，而且還應該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開放性。

九、研究者缺乏沉潛的學術心態

時代浮躁病在學術研究中普遍存在，文學理論研究也不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有的學者急于出成果，存在急功近利的傾向；另一方面，受到考評機制的影響和制約，不少學者缺乏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根本做不到賀拉斯所說的寫完稿子要壓上九個年頭。

首先，政府各種研究課題都具有比較嚴格的時間規定，要求立項者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研究任務，這本身就不符合科研創新規律。研究課題規定的完成時間一般是二至三年，研究者在承擔平時的教學、科研任務的同時，要在二至三年內完成一項比較重要的課題，客觀上難以保證學術質量，也很難創造出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次，文學理論教材在傳播文學理論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大多時間較短，編寫者往往要根據出版社出版的時間或高校開課的需要匆忙組稿、完稿和定稿，客觀上無法保證質量，甚至出現常識錯誤。比如《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一書說亞里士多德提出藝術模仿的是“行動中的人”，認為亞氏把傳統的模仿說提高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度。實際上，真正提出藝術“模仿行動中的人”的不是亞里士多德，而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來的。該教材還認為柏拉圖發現了“文章的秘訣：合乎藝術的文章既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要長短適中。”這也屬于常識錯誤。這段話是柏拉圖在《斐德若》中引用了普若第庫斯的話，柏拉圖并沒有發現文章的秘訣。至于統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也沒有做到深入淺出，學者業已指出其瑕疵，該教材也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

再次，受社會評價機制和晉升職稱等因素的影響，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比較重視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的數量，這在客觀上也影響研究者的創新思維和治學精神。在這方面，從對學者的考核機制，再到對研究生的考核，一般都有對科研成果數量的規定。甚至某些學校已經基本取消了傳統的職稱評審工作，而代之以量化進行衡量。實際上，這種考評機制過于注重科研成果的數量，難以衡量成果的質量，客觀上容易導致人們的短期行為，研究者難以沉下心來做扎實的研究工作。

綜上所言，為了深入研究文學理論，從研究者的主體性角度來看，我們要保持沉潛的學術心態，進一步拓寬學術視野，豐富文學創作的體驗，加強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批評，與作家進行積極的溝通交流，避免純粹的抽象思辨，通過視域融合對各種相關理論融會貫通，廣泛吸取古今中外的文論營養，優化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才能促進文學理論在文化融合中獲得新的生命和足夠的創新力。

文章來源：《中外文論》2016年第2期。

注 釋：

[1] 《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2期。

[2] 楊守森：《學術體制與學者素質》，《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3] 姚文放：《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的理想訴求》，《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