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以高等院校教職工為主人公的學界小說，著重關注學者的學術活動和日常生活，揭露學界內部的森嚴等級及紛紜亂象，爬梳大學體制與大學精神的失落與變遷，既延續了知識分子小說和大學敘事的文學傳統，亦彰顯了生存問題與性別意識等極具現代意識的當代人文主題，其中對知識分子精神、學者責任、大學精神的探討和追問，既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亦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

中國現代文學雖有知識分子小說的書寫傳統，也不乏現代大學的身影，然而“學界小說”作為一種可能的題材劃分，雖已在1980年代初露苗頭，但確實要等到1990年代大學擴招后才真正成為一股潮流，新世紀之后更勢不可擋，新作品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學界小說既與現當代文學中的“大學敘事”、“校園文學”、“知識分子敘事”一脈相承，亦與英美文學中以大學教職工為主人公(staff-centered）的Academic Novel（學界小說）遙相呼應，日益體現出全球化時代日益趨同卻又各有個性的大學生態、學界風云和學者眾生相。

那么，何謂“學界小說”？學界小說就是以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中的教職工為中心人物或線索人物，講述高校教職工的日常生活、學術活動、社會活動，特別注重探討學人的生存狀況與精神狀態，探討“知識分子”如何生存；揭露學術界內部的等級規則和丑聞腐敗，引發學術界和社會的關注；爬梳大學體制的變遷和大學精神的失落，描繪大學行政化與功利化環境中自由與權力間的博弈、底線與誘惑間的對峙。

準確來說，各國文學其實都有關注知識人、書寫大學的傳統，可以借鑒克萊默(John Kramer)的分類方式，將其細分為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校園小說(campus/college novel) 和以大學教職工為中心(staff-centered)的學界小說(academic novel)。校園小說關注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和成長變化，可視為“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變體；學界小說關注學者生活、學院政治、大學文化，更關注成年人的世界。國內外國文學研究中常見的“學界小說”、“學院小說”、“學院派小說”其實多是對academic novel這一術語的翻譯。

中國文學中的學界小說自然不是憑空出現的。古代文學中膾炙人口的《梁?！?、《牡丹亭》、《紅樓夢》，雖多多少少有些古代書院或私塾學堂的場景，卻只是愛情和其他主題的配角甚至點綴，確如陳平原所說，“古往今來，成功的‘學堂（大學）敘事’，不僅數量不多，而且很難進入文學史視野”。真正可稱為“前輩”的，也許只能追溯到清代吳敬梓創作的《儒林外史》，其中揭露的科舉制度的黑暗和假名士的無恥，正是后人批判知識人庸俗虛偽的先聲。

中國現代大學乃是學習借鑒西方大學的結果，但在傳承學術文化之外，中國的大學往往也是孕育革命力量的搖籃，多少意氣風發的知識青年以大學為起點，投入時代洪流，因此以知識青年為主人公的小說，多多少少都會有大學的背景，但也只是“背景”對新文學家來說，承擔啟蒙重任的“文學革命”以及承擔救亡重任的“革命文學”才是新文學的使命和主流。

然而，中國文學對現代大學的書寫終究不是一片空白。1930年代，沈從文《八駿圖》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現過大學校園中教授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理，往往描繪出一副黑色幽默的圖景與其中荒唐可笑的人，諷刺意味溢于言表。1940年代錢鐘書的《圍城》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也為人熟知，其展示的知識界眾生相以及對文化教育界黑幕污垢的揭露，使其有“新儒林外史”之稱，亦被學者譽為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學界小說”。然而《圍城》1980年代才得到關注，似乎再次印證了學界小說在文學史中的邊緣化。

1949年之后，工農兵不只在現實生活中當家作主，也占據了文學敘事的絕對主流。十七年時期，雖有扎拉嘎胡的《紅路》、漢水的《勇往直前》、康式昭和奎曾合著的《大學春秋》三部公開發表的大學題材小說，但“名曰大學題材，卻都浸染著彼時意識形態斗爭的濃烈色彩”。

高校知識分子在“文革”后復出歸來，在1980年代用文字記錄、回憶、反思歷史?！恶R蘭草》（亢彩屏）、《一個探索美的人》（施昌東）、《何直教授》（江萍）回顧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經歷，《人啊，人！》（戴厚英）、《無愛的情歌》（汪洋）、《空中的足音》（戴厚英）則接續書寫著“文革”之后大學中及學者間隱秘的路線之爭和權力之爭。1980年代的學界小說，從記錄到反思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關聯著“政治”這一主題的同時，也將目光集中在了以高校為代表的各類教育、研究機構上，為“學界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90年代，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擴招將大學從少數人的象牙塔推向了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國家對大學的支持以及個人對大學的向往，都使大學重獲榮光。在此背景下，以大學生為主人公的“成長敘事”大量出現，無論是較早的《草樣年華》（孫睿）、《此間的少年》（江南）、《中文系》（李師江），還是近年流行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辛夷塢）、《小時代》（郭敬明）、《匆匆那年》（九夜茴），其中的同窗情誼、愛情糾葛、年少輕狂，既是成長過程中逃避不了的疼痛，又因青春“終將逝去”而令人無比懷念。但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一系列以大學教職工為主人公的學界小說在繼續書寫著學界生活的新篇章。

戴厚英在1980年代以學界知識分子為主人公寫出《人啊，人！》及《空中的足音》兩部作品，自與當時的傷痕、反思浪潮息息相關，但其在1990年代所著的《腦裂》一書則展現了學人在新形勢中的掙扎沉浮。馬瑞芳1990年代所著的“新儒林系列”（《藍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至今仍為人稱道，李洱的《導師死了》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幟》則可視為先鋒派對學人和學界的“黑色”書寫，缺少了“幽默”的諷刺便只剩下一片壓抑和灰暗，正契合了先鋒派小說的現代性。新世紀之后學界小說創作更呈井噴式繁榮，史生榮的“大學系列”（《所謂教授》、《所謂大學》、《大學潛規則》）和《教授之死》，湯吉夫的《大學紀事》、石盛豐的《教授橫飛》、閻連科的《風雅頌》、閻真的《活著之上》，張者的《桃李》、《桃花》、《桃夭》三部曲，紀華文的“高校反腐三部曲”（《角力》《底線》《迷途》），雖被冠以“校園小說”、“大學敘事”、“教授小說”、“學院小說”等不同名號加以歸類解讀，但都以大學教職工為主人公，關注學者的生存狀況、精神狀態，學術界不為人知的規則與亂象，以及大學精神的覆滅與重建等等學界小說已蔚為大觀?！短依睢?、《風雅頌》曾被認為是以荒誕故事影射現實而備受爭議，但楊絳先生卻認為《桃李》寫出了“20世紀和21世紀交替期間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狀態”，有《圍城》和《洗澡》之余韻?！端^教授》、《大學潛規則》一經出版就受到市場歡迎成為當年的暢銷書，《活著之上》則在2014年斬獲首屆路遙獎?？梢?，學界小說已逐漸獲得文壇和市場的認可。

以“學界小說”歸類命名論述對象，不僅是因為“學界”一詞在漢語中既指學術界，又指教育界，恰好集合了“學界小說”中的三大主體學人/學者、學林/學術界、學堂/大學，亦是因其能與世界范圍內的學界小說進行對話：個人層面中國學者已逐步走出國門融入戴維·洛奇筆下覆蓋全球的學術“小世界”；群體層面國內學界日益意識到打破西方學術范式壟斷和文化失語現狀的重要性，積極應對內外質疑和挑戰；整體層面中國大學在向世界名?？待R的同時，在教育改革的路上亦是舉步維艱。因此，學界小說這一小說類型內部的豐富性便有了挖掘的可能與必要。

二

細讀不同年代的學界小說文本，則可發掘學界小說蘊含的豐富意蘊。學界小說的主人公大都是大學教職工，因而與中國文學中的知識分子書寫傳統聯系了起來，但他們還有為師為學的學者身份，因而又與學術界、教育界緊密聯系，加上他們大多身處高校之中，又延續了對大學的書寫。若把目光從群體轉向個人，便可注意到學界小說中極具現代意識的生存問題與性別意識。

學界小說的主人公大多是大學教職工，他們是不是知識分子？是，又不一定。如果說在《生命與愛情》（蔡觀華）、《人啊，人！》、《空中的足音》等1980年代作品中，大學學人尚能堅守自身的信仰和立場，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自己心心念念的學術科研，在平反之后不忘初心依然為民族國家的復興而繼續科學研究。19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的學界小說中，學界知識分子與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一樣，更傾向于專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學術聲望，成為一個單純的知識人或專家，而不太投身于社會的公共事務；又或沉溺于文人相輕的意氣之爭或學院內部的權力之爭，甚至因沉淪于各種欲望而一步步喪失底線，成為斯文敗類的“叫獸”或“磚家”，單從學界小說的各種類似“教授變形記”、“教授死了”、“教授也瘋狂”、“教授橫飛”的書名中就可見一斑。

如果說1980年代的學界小說是在回顧和反思建國前后知識分子整體命運，1990年代和新世紀之后的學界小說則更關注知識分子內部的分化和墮落，聚焦于知識分子劣根性，甚至深入到了對文化的拷問。學界小說對知識分子命運變遷的記錄，同樣也是對時代的記錄，從一個有著堅定信仰卻飽經風霜的時代走向一個信仰缺失、價值迷惘的時代，對知識分子精神的叩問更令人感慨萬端，學界小說的主人公們，是否還擔得起歷史賦予他們的重擔？知識分子精神的陷落，是該歸咎于知識分子本身的脆弱，還是要歸咎于時代的宿命？

這里必須強調的是，學界小說并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小說，也不完全在探討知識分子問題，學界小說同樣注重學界中個人的生存狀況和眾人的精神狀態，還有為師為學的學者立場身為學者，他們既關注學術的創新與傳承，又關注學術的自由和學界的清明。

對年輕一代的學者來說，在學術相對自由的時代，他們也有自己的困擾?？蒲须m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但真正實行起來卻十分艱難，既要有遠大的抱負，又要有腳踏實地的精神，因此對孤獨的忍受、冷板凳的煎熬，也挑戰著學者個人的信心與耐性，而“不出版即死亡”、“非升即走”是全世界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面臨的困境，這種壓力無時無處不在，導致一種若有若無的失望乃至放任，甚至把學術作為謀生的工具，視職稱為生命，因此才會有《教授橫飛》中侍郎因沒有評上教授死不瞑目、又因追加教授職稱死而復生的荒唐故事。

狹義的學界小說也許確如學者所說，算是行業小說的一種，只是“寫寫大學院墻內的戀愛與性愛，拿專業術語相互調侃，在主人公炫耀自己的道德和知識水準時展示他們內心較為低級的真實想法”。從《教授橫飛》中對“涉及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氣候學及其引申出來的大氣物理學、園藝學、生態保護和環境工程等許多學科”的“秋風學”的描述中便可發現一個學科原來真的可以養活那么多人，而南翔在小說集《大學軼事》寫到的博士點、碩士點的爭取和維系，則展示出每一點變動涉及的利益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所有人都成為了一根繩上的螞蚱，利益攸關。

頻繁現身于各種學術會議的學者們則像戴維·洛奇《小世界》中描寫的一樣，帶著論文東奔西走，享受著各項研究基金的資助，不只要在一國之內建立自己的學術名譽，更想在世界范圍內提高自己的學術名聲，因而無論是主辦會議還是參加會議，學者們都熱衷于強調會議的“國際性”。可大多數學界小說都會告訴讀者，學者們是如何將學術會議轉化為狂歡派對，在學術會議上鏗鏘發言的學術泰斗們的私生活又是如何糜爛，看似自由的學術討論背后隱藏著多少私人恩怨，年輕學者又是如何受固化的學術層級束縛而有才不能伸，國內學者又是如何地迷信外國專家……種種亂象，不一而足。

至于學院政治則是學界小說更為常見的主題。學術地位看起來只與職稱、論文這些學術成果相關，實際上大學就如官場，甚至比官場還要復雜，學者渴望的不只是學術地位帶來的經濟利益，還有與官位相連的權力。正如《所謂大學》中所說，“比如你想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或者外出搞些調查實踐，如果你沒有行政職務，你就沒有出去的理由，出去了也沒人給你報銷費用，如果你有行政職務，你不僅出去的理由很多，而且花多少錢你一概不用操心。這一點你當上了你就明白了，而且一旦當上，就永遠不想下來”。不甘寂寞的學者們也許真愿意像《教授之死》中的東學潮那樣通過出賣自己的科研成果攀附校長，繼而節節高升，實現權、利、名的大豐收。

然而許多描述學界、大學官場化的學界小說往往浮于表面，未曾寫出亂象的核心問題，因為，“如果沒有在大學中作為教師生存過足夠長的時間，并上升到足夠高的位置，要想描寫大學校園中的權力政治及其運作機制，終歸會隔著一層”。恰如紀華文的“高校反腐三部曲”和《招生門》、《招生辦》等一系列小說刻畫信誓旦旦想要扭轉乾坤的教授“小白”們一旦走上行政崗位，就會發現現實中居然有那么多的利益糾葛，任何一點改變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的不僅僅是學校的聲譽和實際利益，還有他不忘初心時心心念念的學生，最安全的做法居然是按部就班。

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當許多歷史、政治、社會的宏大敘事都退縮到日常生活領域，面對庸常生活和理想主義的破滅，學界小說的主人公們大多察覺到了個人的渺小與無力，作家也借主人公之口，一同匯入了反思現代性和反思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浪潮之中。學界小說的主題也從“國家的命運”走向了“個人的存在”，開始審視人生，追問人生意義為何。是如《風華正茂》般單純寫出困境，讓人直面那“可能要與無根的空寂為伴”的生存世界，還是如《荒原問道》般看破紅塵回歸大道，甚或如《教授出家》般皈依宗教甚至回到“東方”去重探文明起源和未來出路？學界小說的結尾，主人公的探索，大多都只留下了茫茫的虛空，沒有指出一條現實出路。文明的瘋癲、死亡的陰影，“無根”也許確實是消費時代的“隱痛”和“痼疾”，從而揭示了后現代人心靈的無所依托。

女性的身影也一直飄蕩在學界小說之中。談到知識分子、學者、生存、死亡，人們腦中浮現的都是嚴肅、理性、正經的男性形象，似乎與女性無半點關系。正是出于這樣的成見，學界小說中的女性寫作和女性形象才更值得關注。戴厚英的“知識分子三部曲”，除了《詩人之死》，《人啊，人！》中的孫悅、《空中的足音》中的云嘉洛都是學界知識女性，關注的、探討的亦是如何凈化教學隊伍、重建教學秩序這種憂國憂民的大問題。馬瑞芳在“儒林三部曲”中則著力刻畫了現代學界女性錯綜復雜的精神世界，無論是《黑眼睛·藍眼睛》中尚不太耀眼的米麗、汪弋，還是《天眼》中的“金陵新十二釵”，抑或是《感受四季》中著力描寫的女歷史學家葛菀葭和女校長鄒南翔，學界中的女性，既同男性一樣面對著在學界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又承擔著“身為女性”的“原罪”，面臨著比男性更多的性別困境及流言蜚語，各有各的人生悲苦。新世紀后，阿袁的學界女性敘事異軍突起，她卸下了學界女性“知識分子”的光環和壓力，更沉迷于男女間暗香浮動的情感故事，沉迷于女性與女性之間綿里藏針的針鋒相對，在林白、陳染的私人化小說外，用文雅細膩的文字開辟了一條解剖女性幽深心理的新路，以“逆女權主義”的傾向聚焦于女性之間的殘酷競爭。從戴厚英筆下“女主光環下對男性的依賴”到馬瑞芳筆下“強勢才女的孤寂人生”再到阿袁筆下的“雅俗間的驚世大戲”，學界小說中的女性寫作匯入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大潮中，已然成為一道炫目的風景。而這，甚至是西方“學界小說”中難以看到的一幕。

三

大學常被視為知識人的世外桃源，然而中國的大學自胎里就暗含著一種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現實指向，始終與現實社會息息相關。學界并非只有沉淪之輩，學界小說中還有那么多正面積極的形象帶給人希望，比如《人啊，人！》中的何荊夫，比如馬瑞芳“新儒林三部曲”中的魯省三、南琦、葛菀葭，比如《荒原問道》中的夏好問和《活著之上》中的聶致遠。雖然追求錢權名利者絡繹不絕，雖然外界誘惑源源不斷，但對那些在“活著之上”仍有追求的學人來說，他們至少有了那么一點選擇的權力，有了一點安貧樂道、堅守底線的可能。就如馬瑞芳所說，“子午大學要擁有著任何大學沒有的校長，卻讓許多人受感動的校長，認為他是一個極有魅力的校長；要擁有任何大學沒有的教授，卻讓許多教授覺得是自己中的一個；有任何學校都沒有但可愛聰明的學生，讓許多學生樂意做那樣的人?！边@些代表正義與希望的正面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人們對當代知識分子的失望或誤解，他們不是“孔乙己在當代的另一類較為幸運的變身”，不是為了“才子佳人、富貴及第、蔭妻封子”，⑦他們延續了啟蒙現代性燭照下的現代知識分子傳統，撐起了當代知識分子的脊梁，也暗含著寫作者的一片丹心。這些充滿正氣的知識分子形象是現實生活中無數嚴于律己、奮發有為的知識分子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