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2017年的文學，是在2016年的基礎上順勢而來的。但在這種自然而然的進展中，一些原有的動向又有新的延宕和深化，一些新的傾向又會得以凸顯和強化。梳理諸種感受與印象，覺得用兩個關鍵詞最能描述2017年的文學狀況，那就是“切近生活”“切近時代” 。這也向人們表明，我們的作家在以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上更加自覺，在以自己的方式營構故事上更為自信，這便使2017年的文學創作勢態，整體上呈現出現實題材在強勢進取中成為主潮流，中國故事在獨到講述中成為主旋律的主要特征。

學習十九大報告與習近平文藝思想掀起熱潮

在習近平有關治國理政的系列講話中，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文藝事業的發展繁榮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014年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出席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并作《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深刻論述和正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怎樣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等一系列根本問題，這實際上已經體現出了文藝思想的基本形態。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后，作為其基本構成的文藝思想，更加確定和明晰起來，更為人們所高度關注和充分認識，從而使文藝界學習和貫徹十九大報告精神的熱潮，逐步演化為學習與領會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熱潮。

在黨的十九大開幕的當天，文藝界就在各個單位組織觀看大會盛況，聆聽習近平總書記的十九大報告。10月27日，中國文聯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召開會議，專題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10月31日，中國文聯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傳達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11月3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召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座談會， 10月18日至31日，中國文聯所屬各全國文藝家協會，相繼召開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座談會，暢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偉大意義，紛紛表示要緊密結合文藝工作的實際，把學習宣傳貫徹十九大精神的成效，切實體現到堅持正確文藝方向、指導文藝創作、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之中，體現到堅持正確創作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之中，使之成為繁榮發展文藝事業的精神指引和前進動力。

黨的十九大甫一閉幕，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處就在10月26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中國作協和文學界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工作。10月31日，中國作協召開第九屆主席團第三次會議，學習傳達了黨的十九大精神，作出關于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決議。隨后，中國作協相繼召開機關全體人員大會，文學專門委員會分別召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座談會。大家普遍認識到：習近平文藝思想中既有黨對文藝工作的要求與期望，也有對文藝規律的強調與發揮，特別是深含中國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先進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蘊，緊貼近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與未來中國的發展遠景，使它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濃郁的時代特色。進入新時代，要有新風貌。廣大文學工作者要在充分認識新時代特質的基礎上，使文學煥發出新的精神風采，使文學事業呈現出新的發展景象。

理論批評界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著力于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內涵與意義的學習與研讀，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對于習近平文藝思想的認識與理解。一些理論批評家先后發表署名文章，如董學文的《論習近平文藝思想的時代特征》《充分認識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偉大意義》 ，仲呈祥的《習近平文藝思想：時代的召喚人民的需要》 《面對新時代的藝術學學科建設——習近平文藝思想學習筆記》 ，金永兵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理論品格》 ，潘魯生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的新時代意義》 ，陳玉福的《在新時代努力踐行習近平文藝思想》 ，張知干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基本特點》等文章，都從不同的角度就習近平文藝思想的主要內含與基本特征等暢談了各自的學習體會。

報告文學書寫生活熱點，形成諸多亮點

報告文學因具有“短、平、快”的特點，而被稱之為“文學輕騎兵” 。但2017年度的一些報告文學作品，很難用“短、平、快”來給以估量了，反而以既快捷又深刻還不失厚重，改寫著人們對于報告文學的既有印象。這些作品，或者反映社會生活的種種巨變，或者狀寫科技領域的自主創新，總之是跟蹤著生活的腳步，把握著時代的脈動，在生活深處捕捉著最為動人的景象，在時代前沿尋找著最為動人的音符，使得報告文學涌現出不少直面當下社會現實，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的文學力作。

如何建明的《那山，那水》 ，寫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于2005年8月15日考察安吉余村時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思想后，安吉余村在12年來發生的環境巨變。作品并沒有從理念出發，而是以余村人在安吉白茶生產、竹制品加工、農家樂、溪水漂流等項目中的創意開發的生動故事，寫出了余村人民懷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書寫自己的新的歷史的遠大追求。從而以豐盈的細節，真實的事變，有力地詮釋了也形象地演繹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思想。

紀紅建的《鄉村國是》是反映扶貧攻堅的國家戰略的，作者以實地采訪為敘述主線，使人們看到一個個貧困鄉村各具形態，致貧的原因與脫貧的路子也千差萬別。作者在對脫貧鄉民和扶貧干部的采訪中，抽絲剝繭，尋根問底，使得作品呈現出一種脫貧者的自訴、扶貧者的自述的鮮明特征，并由一個個的生動事例，寫出了扶貧的不遺余力，脫貧的別開生面。扶貧與脫貧，村變與人變，如何在國家戰略的大格局中，一磚一瓦地推進，一點一滴地進取，由此也得到最真實的反映和最生動的表現。

寧肯的《中關村筆記》 ，沒有把眼光只盯在當下的中關村，述說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中關村神話，而是沉潛到中關村過往的歷史之中，尋索中關村起根發苗之濫觴，探察中關村創建之初的涓涓細流。給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品以人為經的寫法，以及對“中關村人”獨具慧眼的精心選擇，對他們的形象與性格形神兼備的出色描寫。可以說，重點寫好一個數學天才——馮康，著力寫活一群科技奇才——柳傳志、王選等信息科技領域的先行者，便使得《中關村筆記》這部作品別具其異樣風采，自具其豐富內涵。毋庸置疑，當代中國在信息技術上的奮起直追，以及在一些領域里的后來居上，最能表明切實成就的，是中關村；最能揭示個中秘密的，也是中關村。而《中關村筆記》以非虛構文學的特有方式所做的中關村探秘，述說的就是中國科技工作者通過眾多個人“科技夢”實現民族“中國夢”的不懈追求，記錄的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在信息科技領域里突飛猛進的一個縮影。

小說創作數量上揚，作家視點下沉

小說創作一直是文學創作中主力軍，長篇小說更是文學創作中的重頭戲。因而，年度文學創作的成果與成色，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的收成與收獲。

據國家書號中心提供的統計數字表明， 2017年間以長篇小說申報書號的圖書有8900多種。而在2016年，以長篇小說申報書號的圖書是5000多種，一年之間就增長近一倍，這樣的增長速度與增長數量，都是讓人意外、令人吃驚的。當然，如果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可能這樣的總量有著幾個方面的構成，屬于嚴肅文學領域的原創小說，可能約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即便是這樣的數量，也是近年來增長最快、增量最多的。因而，這便使2017年具有了某種標志性的意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2017年間的長篇小說，在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質量也在穩步提升。這尤其表現在現實題材書寫中，作者的視點普遍下沉，因而作品更顯深邃；正在崛起的“70后”作家的創作中，在個人化敘事中負載更多生活內容，分量明顯厚重。

現實題材書寫中的視點下沉，主要在于許多作家作品都體現出透過事象看內里，著力揭示人們精神世界深層異動的取向，從而使現實生活在文學的折射中，更有立體感，更帶深邃性。如關仁山的長篇新作《金谷銀山》 ，在范少山回鄉，以及尋找金谷，成立經濟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給人們揭示出來的，是新一代農民的遠大志向與高遠情懷。已經進了城的范少山，回鄉務農首先面臨的是家人的不解與反對。他在跟父親交心時的一番反問：“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頭裝著全天下，那叫大胸懷，我范少山心里頭裝著白羊峪，我想有點小胸懷中不？ ”由此，作品寫出了一個心系家鄉變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農民形象。

李佩甫的《平原客》 ，以身任副市長的劉金鼎的視角來敘述作品，劉金鼎一直忐忑不安，戰戰兢兢，原因在于官場的干部任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是否遇上“貴人” ，他的“貴人” ——先前的老師現在的副省長李德林，本身處于官場的旋渦，他要出了事，自己也難保。作品就這樣，由一個復雜、隱秘又微妙的心態，托出某些官場的本相以及某些官員的心相，而通過李德林的蠅營狗茍與劉金鼎的如坐針氈，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干部選拔與任用中習見的“貴人”現象給予了含而不露的反諷。

孫慧芬的《尋找張展》 ，在尋找兒子的同學張展的故事中，漸漸呈現出兩代人之間在生活方式與行為觀念等方面存在的種種差異與隔膜，但這種尋找行為本身又構成了逐步接近與相互理解。作品在生活事象層面的背后，充滿了心理的疑問與精神的探詢，使得尋找張展的過程成為兩代人在觀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重新打量的過程。作品還寫了父母一代的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這樣就使作品最終呈現出來的，是兩代人在觀念分化與精神分野之后的相互尋找和盡力彌合。

而“70后”寫作群體的現實題材書寫，則向人物回歸，通過描寫典型化的人物，來負載更為豐厚的內容，表現出對個人化寫作定勢的有力超越。這尤以梁鴻、任曉雯和石一楓的寫作最為突出。梁鴻在“梁莊”之后寫作的《梁光正的光》 ，把鏡頭聚焦于梁光正這位普通的農民父親。作品由他盡其所能地愛著癱瘓的妻子、四個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撓地尋報滴水之恩，懷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個農民屢戰屢敗又永不言棄的奮斗史和愛情史。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 ，既寫了這個名叫“沒用”的女性為父母養老送終，接濟游手好閑的哥哥，拉扯大了五個兒女的繁忙而辛勞的一生，又透過她的種種經歷折射了社會生活由戰亂與饑餓到“解放”與運動構成的劇烈演變。一個普通女人的歷史，映襯出了一個城市的歷史，乃至一個時代的歷史。石一楓的《心靈外史》 ，通過大姨媽這個常見又典型的人物，實現了對于社會精神現狀與流行癥候的觀察與觸摸。從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媽” ，接連陷入了氣功、傳銷等邪性社會團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終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筆下的大姨媽的故事，輕松中不無沉重，戲謔中內含反諷，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揭示了當下社會精神狀態的某種現實，深含了作者對于當下社會的精神現象與某些偏向的敏銳洞察與深刻批判。

無論是實力派作家的“向內走” ，還是“70后”作家的“重人物” ，都是小說創作中值得關注的好的跡象，這種創作姿態的自我調整和青年作家的長足進步，是文學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因，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預示著今后長篇小說創作的持續發展與更大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