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日本侵略者，曾是新中國文藝中再清晰不過的民族公敵形象。然而，上世紀80年代，急于融入世界、追趕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在民族公敵的文化想象之外，平添了“將日本定義為現代/西方文明及日本民族精神及東方文化完滿結合的范本”的“日本神話”（戴錦華《昨日之島》）。

1999年，戴錦華充滿洞見地對“新時期中國文化中的日本想象”展開描述，準確地勾勒了“日本想象”的復雜和多層性：“日本，在新時期中國的文化建構中，占據著一個重要而尷尬的位置——一種極為繁復的情結，一處年代久遠卻依然作痛的傷口，一個重要的、缺席的在場者的角色。”她分析了上世紀80年代“人道主義的名義”之下，一批文學電影作品出現了“關于昔日日本占領軍的深切懺悔，更為典型的則是情感充裕地書寫戰爭浩劫下的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苦難”，并且流露出對“同為受害者”的日本人“一份寬宏與歉疚之情”。目的含混的“歉疚”，受侵略方對侵略者的主動寬宥，連帶著不時出現的日本右翼的新聞傳播，勢必牽動著未曾痊愈的民族情感“傷口”，“新時期中國的日本想象”，構造并顯影了中國面對日本極端復雜的文化心理。

時隔20年，中國的日本情結是否解開？民族傷口可有痊愈？中國能否不再以鏡中他者的眼光打量自我？來自戴錦華的啟示，是我思考當代文學中的日本話題的出發點。

近幾年，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先后推出了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各大出版機構也在促成抗戰系列小說的創作，新一輪“抗日戰爭兒童文學熱”值得我們深思。兒童文學的特質——早于任何史筆的針砭與彪炳，兒童天然的弱小和純美便宣判了一切戰爭的殘酷與不義，“戰爭兒童文學”在各國的文學中都有蕩氣回腸、憂傷哀艷的作品存世。浴火重生的中國自不例外，“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中國兒童小說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自成一脈，綿延至今。而兒童文學攜帶的大眾文化的社會屬性——擁有龐大的少兒讀者群，肩負著不容推辭的教育倫理，因此，兒童文學所包含的文學觀、價值觀、意識形態更主流而趨近保守，就是說，它較少冒犯常識或批判通行價值觀，其柔曲、親切的姿態，更易被大多數所接受，因而，兒童文學中更易觀察到深潛而游弋的社會文化心理。

我選擇了影響廣泛、不同代際的兒童作家的作品為對象：曹文軒《火印》、李東華《少年的榮耀》、史雷《將軍胡同》和左昡《紙飛機》，考察今天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如何講述20世紀關乎民族命運的“那過去的事情”。

歷史、舊時光、故事場？

侵華戰爭似乎早已內涵為中國人的社會統識，在幾部小說中，從天而降的日本鬼子成為開啟時光隧道、將故事嵌入特定歷史的敘事節點。

《火印》的主角是一匹駿馬，曹文軒賦予它人格，這匹神駿的白馬被掠奪、被暴力馴化、被迫母子分離，遭受了戰后心理創傷，終于發憤抗爭并實施復仇。故事的走向有些令人始料未及：這匹“馬”被賦予了戰爭中由屈辱到反抗的命運與品格，在結尾處，也正是這匹馬而非少年或中國士兵，最終迫使罪魁日本將領墜崖而亡。我說“始料未及”，是源于駿馬角色轉向的突然。小說伊始，小說的敘事大多從少年坡娃的視角而出，駿馬本是少年人情誼深重的對象，一個典型的愛欲客體，小說敘事邏輯原本坐落痛失駿馬而體悟侵略的不義、日軍的殘暴的少年，終于奮起反抗之上。然而，故事行進至中途，駿馬忽然被壓上不容推卸的“大義”，少年則失去了抗爭的主動，淪為復仇的“見證者”，在篇幅不長的小說里，駿馬由愛欲客體到主體的轉圜，我們的情感認同從少年到駿馬的過渡，留下了許多富有意味的、曖昧的、不甚自洽的裂隙與抵牾。也許，《火印》最初的意旨在于以更寬泛的人性的名義示范超越戰爭、超越人類一己的愛，這本是曹文軒兒童文學中最動人的特質。在我看來，小說不完備的形式并不能恰切地處理那段歷史的特殊經驗，于是，歷史僅僅成為考驗人性與愛的空間。然而，當與抗日戰爭這樣的歷史時刻相遇時，“那依然作痛的傷口”與無法脫離的民族感情，以更內化而微妙的方式催迫作家做出左支右絀的選擇：人物必須要站起來抵抗！可是，愛馬的日本軍官和為尋找馬駒而死的日本少年，遠稱不上十惡不赦，至多是因人性中的“執念”而“不乏歉意”地掠奪了他人的所有物。作為客體的駿馬，忽然便富有了主體性和抗爭主動，這種轉化的內在動力，作者并沒有給予十分有效的交代和鋪墊，原本應獲得我們全部情感體認的反抗和復仇部分，便顯得牽強無力。

無須拿《四世同堂》為證，我們即可辨認出，以日軍占領北平為背景、小說空間置于北平胡同中的《將軍胡同》與我們文化統識的差異。小說中，日據時期的北平胡同，不見戰火、饑餒、殺戮，就連占領下的恐慌與焦慮也十分罕見。小說始于“姥爺的六十大壽”，院內搭起幕布，皮影戲正開唱，8歲的主人公“我”急忙去看二舅的鴿子。我一度以為這是“漁陽鼙鼓動地來”般的序幕，然而，自始至終，“霓裳羽衣曲”，遲遲未驚破。斗蛐蛐、養鴿、看猴、玩蟈蟈葫蘆……小說敘事迷醉地縈繞于獨具北京風情的游戲、飲食、習俗，風俗描摹串聯起人物的日常。死亡不可避免地降臨（“我”的玩伴秀兒的父親死于日本制鐵所），然而緊隨死亡而來的，是頗富有北京民俗風味的放風箏（“雛雀兒”）和探討《相狗經》的情節。小說有些怪誕地終結于一場華麗、復古意味十足的“大清國三等奉國將軍”的葬禮。亦不必對比鄧友梅的《那五》，我們即可質疑，歷經了中華民國二十載的北平漢族知識家庭，是否會“按照《大清會典》規定”為一位死于日本槍彈下的義士舉行葬禮；縱使有，這種情況有多大偶然性。

小說的附錄，題為《〈將軍胡同〉名物考》，它部分解答了我對小說的疑問。這份附錄詳實考證了小說每章中的“物”的歷史，這恰好對應了這本書的評價，對其認可大多聚焦在其對北京風物節令的耐心展現上。因而，與其說《將軍胡同》“考古癖”式的書寫聯系著日據北平的歷史，不如說這是一場通過講一段過去的故事、描摹曾經的“風物”而塑造的懷舊情思。上世紀末至今，懷舊始終是城市小資們迷戀、熱衷、消費的格調。通過對往昔社會“物”的復制，懷舊勾畫著悵然回首的世界，營造著某種未曾存在過的、氤氳迷人氣韻的想象的氛圍。然而，戰爭始終是血污潑灑、慘絕人寰的歷史，它并不能提供一處靜好寧謐的歲月，即便有也是屬于少數人的，為何人們可以欣然接受停擺于此的“懷舊”呢？是因為當初的少數變成了今天的多數，懷舊所依托的情感結構更易接受嗎？城市中產無疑是今天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在我看來，消費期待又反身限定了文化想象。于是，少數人的命運被向往、被選擇、被擁抱，被一廂情愿地置換為多數或普遍。在同樣包含城市平民與八旗貴族文化的胡同歲月中，以中產家庭為主的讀者對象，單單為“將軍胡同”的“舊時光”所傾倒，也許這本沒什么好稀奇的。

歲月靜好，戰爭的反面？

順著屬于中產讀者的審美目光，我并不驚詫地在幾部歷史小說中讀到了“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意味。幾部小說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相近的敘述模式：在日本人進村與進城之前，“那里”是一片古典、優美、農耕文明的鄉村或桃源，孩子們由日軍占領區域逃至暫時的桃源，那里依然靜好而安穩。四部小說隱約發出近似的感慨：如果日本人不來，我們的日子多么好。這與我們對現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理解顯然有出入。幾部小說承襲了現代文學中“風俗志”一脈，他們筆下的生活場景風物各具特色，描寫的兒童的游戲、樂趣別具一格，由此獲得了“中國式童年”的命名和認可，《少年的榮耀》則著墨于鄉村勞動，《紙飛機》興味盎然地寫著“舌尖上的重慶”，《將軍胡同》考據般再現老北京“玩意兒”，《火印》里有草原少年牧羊跑馬的英姿。

無論如何，作家敏銳的歷史意識和嘗試建立歷史感的努力無需置疑。李東華談到她的創作緣起于對父輩親族歷史遭際的感觸，以及據此所做的家族考、地方志調查，呈現在小說中則是真實可感的鄉村生活。生于北京的史雷和生于重慶的左昡則嘗試通過文獻和親歷者訪談，去還原一地一時的人的際遇命運，建立個體與國家民族的關聯，他們也有意識地要帶動他們的讀者走進那一段國族歷史。《紙飛機》用一種甜美、溫軟的腔調，借助扎實的史料與想象，左昡講述了日軍大轟炸下的重慶，那些戰爭中飽受磨難的中國人，在家庭、鄰里、同鄉甚至陌生人的支撐下共渡存亡難關的故事。許多對轟炸場面特別是噬人的火焰的描畫、對死亡與傷逝的情感呈現，都曾使我動容。苦難與日常的辯證法——這是幾位作家的共同的藝術選擇，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控訴著戰爭與苦難的不義、殘忍、反人性。遺憾的是，或許是“現世安好”的經驗局限了作家的苦難想象，小說中落筆生活，則興致勃勃，筆涉苦難，則如隔霧障。苦難與生活，仿佛水與油，似乎無法在小說中徹底交融，更難以產生“辯證”的張力。

“戰爭的框架”與故事的價值

或許問題不在于我們的初衷，而在于我們能否使用新的“框架”去看待那場戰爭浩劫，能否有一種新的方式，講“那過去的事情”給今天的孩子聽。

《將軍胡同》里，友善、優雅、癡迷東方文化的日本平民老橫澤一聲慨嘆：“如果中國人能把這樣的精細勁兒放在經國大業上，那么日本人還能像現在似的嗎？”小說中，茶館里坐著的中國人“都呆住了”，深以為然，久久回味。姑且不必還原到老舍《茶館》中的場景去想象這一情節的合理性，小說顯然將這句意思接近上世紀80年代廣泛接受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視為侵略戰爭與民族災難的根源，這是如此典型的現代性的邏輯。曾經落后于世界現代性進程的我們，在焦慮中將他人的邏輯內化于己心，而遺忘了戰爭正是現代化最激進的災難形態，災難的起因不在于資本主義現代性食物鏈的下層，而在于居于上層者無窮膨脹的需求和野心。

從“80后”城市一代到今天的兒童，大多成長在日本動漫和游戲創生的“二次元”世界中，經過了小清新、萌態文化的洗禮，有過赴日旅行的經驗，孩子們早已領略并親近著日本的“先進”與“優雅”。在我看來，今天社會文化中的日本想象“作為不曾治愈的傷口”，對于不曾有戰爭記憶的幾代人來說，可能更易催生出簡單的“民族主義”或冷漠的“虛無主義”的情感，他們所不知道的恰恰是他人——并不是少數人的痛楚，痛楚背后的深層因由，他們缺少的是理解這些因由在今天與未來可能造成的威脅。

今天的世界，戰爭從未停歇。美國學者朱迪斯·巴特勒曾討論“戰爭的框架”對人們看待戰爭的影響，在她看來，今天人們對于戰爭的講述、呈現，使得一部分人的死亡變為不可見的，她更加清醒而痛徹地提示我們，信息的選擇性傳播伴隨著傳播能力的增強，也有可能會使戰爭的惡果得到擴散，人們無法意識到戰爭造成的損失，甚至將惡果認作日常生活的尋常基調。可怕的是，在技術發展的作用下，當前戰爭大有侵入民眾日常生活之勢。在中國以及中國與外部關系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日本侵華戰爭仍然需要我們進行歷史的反思。而對待歷史的態度，不僅需要審慎、嚴肅的態度，更需要對早已內化而不自知的情感結構的自反式省思，以及對應現實與未來的講述方式，這也是今天我們需要繼續講“那過去的故事”給孩子們聽的緣由。

如果說，兒童視角使文學獲得一種成人退化了的審美與感知能力的話，那么，我們不得不小心，兒童視角可能提供了回避倫理判斷的借口，兒童世界因此成為一處鏡花水月般的烏托邦。這番意思是否言過其實，是否是對兒童文學的一種苛責，我自己在思考和寫作時，也不曾有過遲疑與猶豫。然而，也許問題不在于苛責與否，問題恰恰在于這種猶豫與遲疑的態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