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本就是一句特別有文學氣息的話。而文學也不失為涵養初心的一劑良藥。用文學構筑審美和愛的精神家園、探尋人性的向度和人生的可能性，尤為可行。

為何初心那么容易被忘卻？因為身在滾滾紅塵中，人在不斷地異化，最典型的是物質、資本對人的異化，以金錢為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以物質欲望為人的最高追求，必然導致人性的扭曲、初心的迷失。這并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中國先秦時期的莊子就開始抗議物質、財富、享受、欲望對人的異化和由此帶來的剝削、掠奪、壓迫。李澤厚說：莊子抗議“人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復和回到人的本性，這很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異化的呼聲。《莊子》是哲學，更是文學，所以這可能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早的反異化的光輝篇章。

兩千多年后，西方思想家哈貝馬斯也從廣義的文學的視角深刻分析了資本對人的異化：一開始，通過對哲學、文學和藝術的批評領悟，訓練和培養了能夠進行理性思考的公眾，使得個體可以通過閱讀和討論進入文化共同體中，形成了文學公共領域。但隨著資本主義和大眾傳媒的發展，文學公共領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公眾從文化批判轉為文化消費。市場規律成為文學、藝術作品的內在法則，不再凸顯理性的公共運用這一公共領域的核心。文學公共領域的缺失，是西方社會難以抵御資本對人的異化的結構性因素。

除此以外，權力對人的異化也不容忽視。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趨于腐敗，也會導致人被奴役。古今中外，用文學對抗權力對人的異化，既是當然之理，亦是知識分子的無奈之舉。以阮籍、嵇康、陶潛等文學家為代表的“魏晉風度”，不僅是對戰亂頻仍的衰世的抗議，更是一種“人的覺醒”，是反禮教運動與反專制潮流的匯合。在當代西方的文學譜系里，喬治·奧威爾、米沃什、布羅茨基、格羅斯曼……這些熠熠生輝的名字能夠在世界文學史上流傳下去，是因為他們用文字表達出了一種普遍的良知和永恒的價值。正如班達所言：“知識分子的活動本質上不追求實踐的目的，只希望在藝術的、科學的或形而上學沉思的活動中獲得快樂，簡言之，他們旨在擁有非現世的善。正是由于有了他們，在兩千年里，人類雖然行惡，但是崇善。這一矛盾是人類的榮耀。人類文明正是在這一矛盾所造成的夾縫中發展出來的。”

以文化人，人能弘道。不忘初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用文學守護初心、對抗異化，則是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在《會飲篇》中蘇格拉底說，詩人、立法者、教育者以及一切創造者都是心靈方面的生殖者。新時代的中國作家，要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學作品播撒美與愛的種子，在人們的心靈中深深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