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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30年代女性詩歌創作的高漲和此后迅速地被遺忘，是一種尚未被關注的獨特的文學史現象。本文介紹并闡述了30年代女性詩人的創作狀況并進一步考察其繁榮與被遺忘的原因。30年代女詩人包括三類：一是占絕大多數的“無名”女詩人，她們的詩作呈現出日?；c個人化的特點；二是左翼女詩人，除了抒寫革命，她們還有不少表現女性意識的創作；三是活躍于新月派、現代派等著名文學流派的女詩人，她們更傾心于在自我的詩園里表現女性纖細的內心。30年代高速的城市化、出版業的發達和激烈的市場競爭為女性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她們受“五四”精神滋養的“個人化”、“私人化”的創作特質與40年代時代精神的嚴重抵牾，以及既有文學史書寫觀念的遮蔽，導致其被遺忘的命運。

關鍵詞：1930年代；女性詩人；出版業；文學史命運

一

如果說20年代有掀起小詩風的冰心，40年代有在九葉中煥發光彩的鄭敏、陳敬容，那么，翻開各種版本的文學史教科書，30年代女性詩歌似乎顯得比較暗淡。誰曾想到，1930年代竟是新文學三十年中女性詩歌創作最為繁榮的時期！這個時期，除了有20年代成名的冰心、白薇之屬，除了有30年代幾個被現在通行的文學史教材稍稍提及的林徽因、關露之輩，在陳舊的民國書刊里還塵封著當年極為活躍的一大批女性詩人：她們是沈紫曼（沈祖棻）、陳學昭、趙清閣、王梅痕、虞岫云、關萍、冰痕、蓀荃、竹茵、盧葆華、芍印、曾平瀾、陶映霞、景瑞石、惠留芳、趙蘇琴、鄭麗痕、王婉容、梅安娜、袁琦、邵星娥、蕭麗卿、羅洪、潘素卿、孫濟儂、余珊、吳縵云、陳玉白、沈冠真、彭雪琴、惜冰、竹筠、沫星、霜痕、漪湖、壽常、CF女士、玉影、李王淑蘭、李蕙田、胡純菊、憶痕、陳忠夔、沙娓娟、吳洛芷、陳佐芬、殷夢萍、榴花、沈楨泉、蘇惜秋、尹麗娜、林英強、白楊、青禽、洪滔、劉紹先、陳璧如、項瑞英、魏維慈、李惠蓮、池振超、何佩、運衡、曉渡、朱梅、丁佩、張露、夢虹、慧屋、湘影、白素、李佩璇、鄒馨棣、陸湘、沈楨泉、胡雪玉、溫志良、李惠蓮、黃淑美、孫以昕、袁皓如、許靜文、楊秀云、曾絲白、劉恒、彭雪珍、杜露絲、李惠田、孫雯君、陳淑媛、劉紹先、湯銘、石英、張蔭霞、叔、方芬、黃蕊秋、椰子、吳逸凡、黃召珍、葉蕊、方芬、萍子、王君晶、李耐石英、張蔭霞、杜露絲、孫雯君、陳淑媛、錢一葦、歐查、菁蒂、洛依、鳳子、劉恒、李惠田、洛、湯銘、鏡麗、蒂君……

與20年代、40年代相比，3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報刊蜂涌的年代。翻開這些造價低廉、紙質格外粗糙脆弱而顯陳舊的民國報刊，女性詩人的創作隨處可見。比如，1930年《新晨報副刊》上發表一位署名為“孤星”的女詩人（蓀荃）的詩作就達39首之多。隨手翻開1、2兩卷中的幾期《當代文藝》（神州國光社出版），梅痕的《生命之花》、孫濟儂的《朦朧的黃昏》、潘素卿的《紀念著你的時候》、余珊的《夢里的情人》，[1] 虞岫云的《過渡時代的犧牲》、羅洪的《梅雨時節》、梅痕的《幻影》，[2] 羅洪的《夢影》，[3] 吳縵云的《她》[4] 便撲面而來。再比如，曾今可主編的《新時代》（新時代書局發行），據筆者統計，該雜志從1931年第1卷到1934年第6卷發表女性詩人的詩作共計有89首之多。其中，惠留芳共發表21首，沈祖棻共發表10首，虞岫云共發表8首。1936年輪底文藝社的《文藝》第3卷第5期甚至專辟為女作家?？娮饔形壕S慈的《九月一日——寫給阿明大孩子》、榴花的《金秋又一度到人間》、丁佩的《東湖游泳散詩》、紫墟的《贊美詩三章》、林英強的《聰馬驅》、洪滔的《無題》；其第3卷第6期又集中刊發了洪滔的《壯歌》、運衡的《月亮》、曉渡的《小睡》、朱梅的《眼里默語》、丁佩的《希望》、張露的《生命之環》、夢虹的《自語》、慧屋的《出店》等一批女詩人的詩作。這個時期辦有大量女性期刊，也?？l女詩人的詩作。據統計，1928～1937年間，各地出版婦女期刊共計有213種[5] 。比如，1933年至1937年，“聲名鼎鼎，舉國皆知”的《女子月刊》，這個本以宣傳婦女解放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學性質的雜志，每期都發表不少女詩性詩歌，如，第1卷第8期達12首之多，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4期達11首之多，第1卷第4期、第2卷第7期達10首之多。

與30年代女性詩人之多、作品之多相呼應的是，大量女性詩人將詩作結集出版，其數量遠超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其他階段。諸如，關萍的《寒迦》（上海廣益書局1930年10月）、冰痕的《苦訴》（沈陽出版，出版社待查1930年10月）、虞琰的《湖風》（上?，F代書局1930年1月）、蓀荃的《生命的火焰》（北平孤星社1930年1月）、陸晶清的《低訴》（上海春潮書局1930年4月）、竹茵的《未畫完的女像》（上海開明書店1931年4月）、冰心的《冰心詩集》（北新書局1932年6月）、盧葆華的《血淚》（自印1932年8月）、芍印的《逝水集》（上海新民書局1934年10月）、梅痕的《遺贈》（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3月）、曾平瀾的《平瀾詩集》（南寧三管圖書局1935年7月）、陶映霞的《筑地黃昏》（上海黎明書局1936年10月）、關露的《太平洋上的歌聲》（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11月）、安娥的《高梁紅了》（漢口上海雜志公司1938年2月）、《燕趙兒女》（生活書店1938年9月），等等。30年代還出版了4部女性詩歌選集，這是20年代和40年代沒有的現象。它們分別為：《女朋友們的詩》（上海新時代書局1932年8月）、《女作家詩歌選》（上海開華書局1934年1月）、《暴風雨的一夕》（上海女子書店1935年4月）、《現代女作家詩歌選》（上海仿古書店1936年5月）。一些詩歌選集也多收錄對現在的讀者來說早已完全陌生的女詩人詩作，如1929年5月晨光報社編印的《寒流》，選有惜冰的《月夜簫聲》、《尋找我的心》、《雪夜》，竹筠的《我們攜手奔向智慧樂園》，沫星的《狂濤中的呼聲》、《旅心》，霜痕的《雪花》；1930年5月上海文藝小叢書社出版秋雪主編的《小詩選》，選有漪湖的《西湖我的姊姊》、壽常的《小詩》、均偉的《小詩》、CF的《春意》、玉影的《小詩》、李王淑蘭的《春風》；1931年東華書局編印的《全國女學生文藝》，選有李蕙田的《戀歌二章》、《思親》，胡純菊的《慈母》，憶痕的《月》、《酸》，陳忠夔的《送春》，蘇惜秋的《給：——》，尹麗娜的《聽中秋簫鼓》、《秋夜懷人》；1935年8月上海經緯書局出版陳陟主編的《現代青年杰作文庫》，選有白楊的《一朵半開的薔薇》、青禽的《特??！我想你》等等。

從在報刊上零散發表詩作到結集出版單行本，從單個女詩人的詩集，到選家在大量詩作里遴選女性詩歌選集，可以看出那曾經是一個女性詩歌創作多么繁榮的時代。然而，這一近乎奇異的繁榮景觀卻基本上沒有進入我們熟知的文學史視野，即使有某幾個詩人偶被提及，也仍然處于不被關注的角落。這不能不是一個應予考察并給予解釋的文學史問題。

二

上述浩浩蕩蕩的30年代女詩人隊伍，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占絕大多數的“無名”女詩人，她們的詩作呈現出日常化與個人化的特點；二是追趕時代腳踵的左翼女詩人，在其激情昂揚地表現革命的詩作之外，還有更具內在真實性的“言成肉身”的女性之歌；三是活躍于某些著名文學流派（新月派、現代派）的女詩人，她們的詩作輕巧而細膩，是回蕩在自我的詩園里的清幽流響。

在今天看來已經難以數計的“無名”女詩人，是一群基于女人的眼界和心性在迎面而來的時代潮流的邊緣顧影自憐的自我抒寫者。她們默默無聞，仿佛安于且樂于在自我的詩園里耕耘，安于用另一只眼看自己的世界。

首先，她們沉浸在對自然、生命、愛情的體悟與思考中。比如，梅痕的詩集《遺贈》，在濃厚溫暖的色彩中，綻放出對自然與生命細膩的心靈之感?！拔一秀辈饺肓怂N薇之園，/剛折采一朵鮮花欲吻時，/猛不防枝上的黃鸝將我從春夢中喚醒。”（《小詩》）不管外面的天地如何風云變幻，詩人卻在自我的世界里做著清幽的美夢。即使春夢偶被驚醒，也有更美妙的黃鸝聲帶給詩人詩意靈感。詩人將外在生命的描摹與內在生命的靜觀融合為一，在自然的陶醉中流露出對生命的珍重與愛惜。

因古典詩詞創作而享有“當代李清照”之譽的沈祖棻，其新詩創作成就長期遭到忽視。在她的那些寫滿情愛的詩篇里，愛情超越了普泛意義而上升為一種新的價值理念。在愛情關系中，女詩人強調雙方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關系?！疤仁鼓隳芡浳业脑?，/這相逢原不算一回事；/你就揭起記憶的薄紗，/輕輕地抹去我的影子！//倘使你不能將我忘記，/留下一點淡淡的相思；/你就在那星夜的夢里，/低低地喚著我的名字。”（《一朵白云》）這是一種獨立平等的愛情意識，是一種決絕而灑脫的愛情態度。沈詩還涌動著一股圣潔的情欲，她善用豐饒的想像，純凈的意象，濃烈的熱情，抒發對愛人敞開心懷的柔情。但她的性愛抒唱是帶著牧歌情調的，身體欲望在其詩歌中蕩漾著甜蜜的清新。在《你的淚》里，詩人用古典的意象細膩地描繪情人繾綣的甜蜜瞬間，呼喚“讓天國中圣潔的仙露/盡量地灑向有情世界”，希望世間有情人都能像她一樣感受到情與欲的和諧與完滿。純真坦誠地放任潔白的情欲，說明女詩人有著自覺尊重自然人性和生命本能的意識。

其次，她們自覺關照女性自身命運和生存狀況。比如，同為對女人的理解，在左翼男詩人眼中，女性只是革命的附庸，只是疲憊與煩悶時的調劑品：“當我疲倦于革命的歌吟時，/我要飲溫情的綠酒，/我愛！你替我斟注?。?當我沉悶于人生的煩勞時，/我要聽芳琴的細奏，/我愛！你給我低彈啊”（蔣光慈《與一個理想的她》）。而女詩人曾平瀾卻思考著：“怎么女人只是做男子溫情的綠酒，/只會把芳琴細奏？/女人，雖不要做社會的中心，/也要把整個的人生想透！”（《女人》）。不愿依附于男性，希望女性有獨立不依的人生，這是對男權話語的挑戰，是女性意識的鮮明表現。

虞岫云在《當代文藝》1931年第1卷第5期發表的《過渡時代的犧牲》，描寫被宗法與禮教迫害的底層婦女反抗的呼聲，揭露“黃金”般的禮教之門里“掩蔽”著“殘殺的血腥”。覺醒了的婦女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苦難命運，她們企望摧毀這全部的罪惡，然而在過渡時代，她們只能做禮教的犧牲品。詩人不再僅僅吟唱個體的惆悵與苦悶，而是表現浮出歷史地表的女性群體的生存狀態。梅痕在《青年界》（北新書局發行）1932年第4期上發表的長詩《她底旅程》，真實地刻畫了一個被丈夫拋棄的女子，從得知愛人另有心歡后的震驚，到對往昔甜蜜時光的懷念，最后從悲哀中覺醒，吻別孩子踏上漂泊之旅的心路歷程。詩人是站在女性的立場，以女人的心性和眼睛關照女性在時代中的浮沉命運。

再次，這群女詩人也表達轉折時代的選擇與困惑。比如，陸晶清的詩集《低訴》流露著難以言說的生命感傷與時代創痛，它是大革命失敗后知識女性苦悶與彷徨的心聲。詩篇里充滿冷月凄風、殘花苦淚，有黃昏古剎邊的徘徊，有斜陽青燈里的喟嘆。“我原是一個陌生旅客來自遠方，/迢迢長途上無親人亦無旅伴?！保ā段仪牧⒃诶湓缕囡L下》）詩人感慨殊途渺茫，華顏將逝，人生充滿沉重的離別，“最堪嘆京華舊夢消逝了無痕，/想當年幾多盛宴幾多歡笑聲，/而今已是席終夢醒黑夜沉沉，/風宵雨夕呵幾人相憶到夜深？”（《風雨黃昏》）詩人決絕地追尋心靈的憩園，而理想破碎、追尋無望的苦楚又深深纏繞著詩人，“我要將自釀的苦酒痛飲到盡干，/是天罰我才來到人世永永受苦難。/崎嶇的旅途我愿走完不計短長，/似此辛辣苦酒只合我獨自細細嘗”（《自己的苦酒》）。夢醒后無路可走的悲哀，使詩句染上濃濃的漂泊感與絕望感。

女詩人選集《暴風雨的一夕》中，蘇琴的《月光曲》，是一首現代版的《靜夜思》，它凄涼地吟唱對故土與母親的濃濃思念。在詩人的“神傷”和“淚流”里，我們又分明讀出一種無奈與憤懣。在歧路彷徨之際，青春將逝之時，女詩人在“時代的鐵輪”無情碾碎“求學的紅心”后“看盡了世俗的白眼，受盡了社會的誹評”，因而對前路感到迷茫與困惑，在“黯淡的夜色”中，詩人只好將情感寄托到遠方。在《月夜懺情曲》中，獨自在崇明塔下盤桓的消瘦的女詩人，想要確立“探尋生之意義與價值”的出路，完成對愛情傷痛的懺悔與涅槃，可潛意識里又想縱情青春。這些靈魂深處的掙扎與陣痛，正是現代女性在時代轉變面前真實的心路歷程。她們感到被冷落，被遺棄，頹廢而渙散，渺小的生命無所歸依。她們的苦悶與彷徨不僅來自時代，也來自女性自身。也許玉白的《細雨濕了燕子的烏衣》，可以很好地描繪她們現實的尷尬處境。雨燕低低地叫喚，為什么“高大的洋房里”“沒有我們的棲地”，“在歐美化的物質文明里，/微弱的，渺小的，皆被遺棄”。這似乎恰恰就是這群無名的女性詩人命運的讖語。

稍稍被文學史提及的白薇、關露、安娥等左翼女詩人，從那些通行的文學史教材里，我們所了解到的幾乎都是其表現社會狀況與抒寫革命情懷的詩作。我們并不知道，在那些反抗與激情的背后，也有其身為女人的痛苦、絕望與無奈。在她們那些被文學史埋沒的呈現女性自我抒寫傾向的詩作里，有著更為真實的女性“言成肉身”的歌。

白薇在1929年《北新》第三卷第1號發表的長詩《琴聲淚影》，抒寫了詩人一段真實的流浪經歷。凄寂、孤獨、深受病困折磨的詩人，在月夜聆聽凄慘的琴聲，不禁聯想到自身的悲慘命運，于是生發感慨。身體隱疾所帶來的難言痛楚，內心最私密的無法實現的欲望，讓這個緊追時代腳踵的革命女詩人，無可避免地呈現出內心的分裂。在糾結于女性命運的訴說中，詩人推已及人，同情所有在舊家庭倍受壓迫的女性：

在被剝奪了女子的經濟狀態下，

女子該無恥無知 該做蠢豬似的配偶到死！

你無產的女子喲 你貧病而想飛的女子！

莫要撐你的紅旗起反革 社會不容你們的建設??！

這混著血淚的控訴，將女性的命運思索引向更深刻的層面：女性如何才能從根本上獲得解放？

左翼女詩人關露的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于悲壯激昂、情緒樂觀的詩作之外，還有表現城市邊緣女性悲慘生活遭遇的詩篇?！段琛访鑼懚际心藓缦履切┙浑H花絕望而矛盾的愛情，“只要我有美麗的容顏，/我可以得到你的撫愛和親吻，/只要你有金錢，/你可以買我暫時的身體，/和我的青春”。在充斥著背叛、出賣與欺騙的都市環境里，在周旋與調侃、引誘與拒絕的生存手段的背后，在這貌似放浪的金錢與肉體交易的語話之外，卻有一雙“藏著淚的晶瑩的眼睛”。這些嬌艷如花的女子，她們內心深處既懷有對愛情最后一絲純潔的想像，又對風月場所的男性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最后一句“擁抱何曾要有/共同的音韻”，與其說這是一句對人生醉生夢死的闡釋，不如說它是女性識破“愛情”真相后對男性絕望的諷刺。

其他不為人熟知的左翼女詩人還有陶映霞，其《筑地黃昏》是一部都市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史。其中，《香煙頭》一詩，借水門汀、香煙頭等都市意象，描寫一個幽冷而丑陋的風塵女子，年老色衰，無人光顧，在貧困中撿拾被人遺棄的香煙頭滿足自己的需要，詩歌將浮沉于都市情海的女性悲慘的命運清晰而深刻地呈現出來。明確地表現出女性立場的還有詩人安娥。30年代安娥出版的詩集《高粱紅了》和《燕趙兒女》都帶著火熱的戰爭情緒，激情昂然，雄渾豪邁，但其中《母親的宣布》這首組詩，卻自然地呈現出女性意識。女詩人借一個單身母親的自白，描述走入社會的知識女性在事業與母親的雙重角色中的矛盾與艱辛。

在30年代女性詩人群中，于左翼之外，還能為人提及的，就是活躍于當時著名詩歌流派的女詩人如林徽因、方令孺、宋清如了。

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喜愛在自然、生命與愛情的感慨與沉思中淺唱低吟。其詩歌清瑩溫婉、玲瓏剔透，既有寧靜與節制的典雅從容，又有熱情與明朗的浪漫奔放，還有幻滅與憂傷的焦慮愁思。新月派另一位女詩人方令孺，陳夢家稱其《詩一首》“是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響”。她歌唱“小小的翅膀上系著我的希望，/信心的堅實和生命的永恒”，（《靈奇》）她呼喚“枕江閣，你系住我的魂，那石槐后的太陽做我的靈燈”（《枕江閣》），她希望“愛，只把我當一塊石頭”，讓愛“只默然/嚴守著它的靜穆”。這是一顆偏于古樸與安寧的心，這是一份在靜默中嚴守永恒的靈魂。這些個人化的抒寫描摹出女性最真實最纖細的內心世界。

宋清如，以《現代》為主要陣地的“現代派”詩群成員，現在鮮有人知道她是30年代“不會比冰心差”（施蜇存語）的優秀女詩人。她曾在《現代》雜志上發表過許多詩作——《再不要》、《有憶》、《冬》、《祭》、《夜半鐘聲》、《寂寞的地上》、《老頭兒》、《燈》等等。其詩飽含豐盈的自然意象，滲透含蓄而優美的凄涼。那些“淺灰色的夢里”“孤雁的長唳”，那些“蕭瑟的晚風中”“槐葉的飄墮”（《有憶》）令女詩人油然而生的傷感與落寞，與戴望舒式的憂郁與凄婉的“世紀末”情緒形成某種契合。她的詩歌常常在平和沖淡的優美里流露出生活的苦澀與沉重的孤獨：

讓小溪瀉去時給一個回盼；

讓落日經過時留一個青睞，

等春盡，等秋末，常長著

那凄涼的芳冽的莓苔。

像死水一樣地平淡，

像白云一樣地閑散，

我埋好了一身累墜的負擔，

致祭這褪色的緋紅的悲哀。

——《祭》

這縈回不絕的彌散著深沉悲哀與凄婉惆悵的詩句，浸透了詩人欲逃避現實而又不可得的矛盾，她只有將沉沉的往事埋葬，用“平淡”與“閑散”的心情與昨日告別。

30年代女性詩人的詩作大多在藝術上格調高雅，情致溫婉。就像那“夜鶯的血歌，/唱不盡夢里的心河”（蓀荃《再不能沉默》），無論是迎面時代主潮，還是退守自我的園地，她們抒寫的都是來自內心的個人化的感觸與情緒。這種感觸與情緒常常是通過細致的觀察，精密淡雅的意象，朦朧恍惚的象征與暗示，溫婉清麗的字句來表達。她們或率性真摯，縱意于感情的奔涌、靈魂的抒唱，“生命的火熖熊熊，/是這樣的燃燒著心靈；/心靈上的流波，/真摯而勇猛的奔騰”（蓀荃《生命的火熖》）；或者在清麗婉約、自然流暢的詩句中滲透優雅的古典情韻，在恍惚迷離的詩境中表達“夢里有一陣落花，/一陣風”的瞬間情愫（沈祖棻《你來》）。她們迷于自然，沉于愛戀，感受生活，體悟生命。“漫天的云兒漸漸的溶消，/晚煙在凝凍著樹梢”（孫濟儂《朦朧的黃昏》），“夜闌寂靜中聽那細雨向人間飄拂，/是黑的長空奏著輕微哀怨的歌聲”（羅洪《梅雨時節》），輕曼微詠的瑣屑心靈，在大時代的背后脈脈溫情地流動。在30年代色彩斑斕的文學天空中，她們是一道絢麗的彩虹。

三

如果說30年代女性詩人創作的一度繁榮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那么，這個曾經燦爛的文學群體在文學史中卻幾乎完全被湮沒。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30年代女性詩歌創作的高漲和此后迅速地被遺忘？

首先，30年代文學出版業的日益發達和激烈競爭的文化市場，為女性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間。

30年代是一個雜志蜂起的年代。這些雜志面臨著激烈的生存競爭，而能否生存的關鍵就看能否順應讀者的閱讀需求。所以這個時候，許多文學雜志主辦者爭取讀者的考慮往往超過了他們對同人性質的追求，從而第一次打破了自“五四”以來社團之間各自為營的封閉的“同人空間”，大規模地走向了文化的更廣大的群眾空間，這無疑為處于文化主潮邊緣的女性參與創作提供了機會。關于30年代出版業的繁榮和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我們也可從那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書店窺見一斑。據朱聯?；貞?，這一時期上海的文化街就有書局、書店60多家。[6] 當時出版業的繁榮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最近十余年可比。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出版業轉型所帶來的市場化繁榮及其愈演愈烈的同業競爭局面同這一時期女性文學大規模地閃亮涌現，與1930年代有著分明的歷史相似性。這種相似性表明，在開放的現代社會，女性文學勃興繁榮與充分市場化的文化出版業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如果說，就出版業的充分市場化所造就的女性文學的繁榮而言，1990年代主要收獲的是敘事文學，那是因為詩歌這一文體在這一時期已經處于似乎是無可挽回的頹勢了，那么1930年代，卻是新詩走向成熟的時代。

1930年代出版業的發達與女性詩人的規模化涌現又是與當時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相關聯的。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催生了大量女性閱讀者與創作者，女性文學因此才迎來發展機遇。當時發達的城市經濟吸引大量移民涌入城市，打開了女性就業的新局面。一方面，城市社會為女性提供了教育均等的機會，一些女性走向教育界、醫學界、法律界、商業界、娛樂界，成為聲勢浩大的閱讀者與創作者。比如，蓀荃（孫祥偈）以孤星為筆名發表詩作時，正任北平《新晨報》副刊編輯主任。1931年丁玲創作長詩《給我愛的》時，正任職于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星》。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破產，婦女不得不離鄉背井，去尋求職業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工業經濟發達，資本家利用非熟練者也可以從事機器工作從而需要大批工資低廉的婦女勞動者[7] 。隨著全國文化中心的南移，群居東南沿海城市的文人呈現一時之盛，女性成為城市生活與消費的對象，構成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濃墨重彩的部分。女性生活與女性讀者擴大了女性創作的需求，從而促生了女性文學的繁榮。

再次，20年代的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對女性自我抒寫是一次空前的文化啟蒙與文化滋養，這使更多的青年女性必然要在30年代迎來她們承續“五四”血脈而歌唱的花期。女性詩人習慣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感受為中心言說女性世界，咀嚼與品嘗生活的辛酸、人生的聚散、愛情的苦痛與甘甜。這種偏向于內的、個人化的抒寫風格，延續著“五四”啟蒙話語，在火熱的30年代，既顯出格格不入的另類色彩，又顯出多彩紛呈的獨特魅力。

多元的文化生態環境與女性詩人內在的創作心理，致使30年代達到了一次女性詩歌創作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這樣一個迅速高漲的潮汐又何以如此迅速地退落，并且退落得不留痕跡呢？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女性詩人那種本然的更多傾向于“個人化”和“私人化”訴說的特點，與30年代的時代主潮是相沖突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其邊緣化的地位。當抗戰的硝煙彌散中華大地，出版業昂揚的發展勢頭驟然跌落，國人的閱讀心情改變時，女性詩人的創作便失去了生存和閱讀的空間。這樣，承續“五四”啟蒙而歌唱的花期自然無可挽回地凋散了。

30年代以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對“五四”“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批判同20年代產生了明顯斷裂。如果說“五四”時期是以人性解放、個性主義、新與舊、文明與落后等來看待和解釋一切，那么30年代則是從階級意識、前進與反動、革命與不革命等角度來看問題了[8] 。這一轉型之劇烈，以至于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說：“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盵9] 不愿意被時代遺棄的魯迅，不得不急急去讀俄蘇，轉向馬克思主義；而新月派這個據說聊天什么都可以來得，就是不能打牌和談政治的群體，1927年重聚上海以后談論最多的是中國政治問題。而女性詩人，比如20年代最受青睞的冰心，雖然對社會問題具有敏銳的觸覺，但她在30年代的詩歌創作仍然延續著“五四”遺風，以女人的心性抒寫“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這是因為，一般而言，女性更留戀自然、愛情、母性等話語。政治話語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會使女性對外在社會的變異產生某種天然的拒斥心理。對男性而言的敏感觸覺和劇烈轉型，在女性那里會顯得相對遲緩與游移。因此，雖然30年代多元繁復的文化格局綻放了女性詩人創作的花期，但女性詩人本然的創作特質又從根本上決定了其邊緣的地位。

1930年代的城市化與出版業的充分市場化開辟了文學的多元發展空間，這又使文學觀念與社會背景相似的文人，紛紛聚合，搶占文學地盤，通過政治、商業、傳播等多種因素爭搶話語權，從而導致流派、集團林立的景觀。在左翼主流文學思潮之外，以北方城市為中心、以校園為根據地的京派，以東南沿海城市為中心、以市場為根據地的海派等等，形成了層層交錯的文化網絡。這些文人集團與左翼進行論爭，爭奪話語權，雖然在不同時期也曾遭到貶抑與忽視，但就文學史的書寫觀念而言，其關注的目光總是傾向于留給他們。30年代的女性詩人，她們基于女性的“個人化”、“私人化”的寫作，更多地是圍繞自己的園地，身處在紛爭、論戰的“歷史”之外，無法進入政治文化集團和文人集團的場域，因而無法躋身社會“精英”之列。即便是某幾個左翼女詩人，她們能夠被人們記住，也是因為她們所依附的這個強大的主流派別，并且，她們的被認可，是以遮蔽其具有“女人性”的詩作為代價的。即便是為人熟知的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如果不是與徐志摩的非凡之戀，著名的北總布胡同的太太客廳，以及編輯京派結集《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這位民國才女能否有幸進入文學史，恐怕也是未知之數了。另一位新月才女方令孺，如果沒有加入赫赫有名的新月派，恐怕很難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當女性的活動空間及創作止于在自我的園地里淺唱低吟時，當她們還未獲得與男性同等的話語權力時，她們與封建時代的女性一樣，其人生命運大多伴隨男性伴侶而升沉起落。在文學史上歷歷可數的封建時代的女性詩人如李治、魚玄機、薛濤、蘇小小、朱淑真、嚴蕊等，之所以為我們所知，與她們的身份、經歷不無關聯。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現代。如果不是打入國民黨進行情報活動、與田漢發生非凡之戀的傳奇經歷，有誰還會記得烽火歲月里的抗戰歌手安娥？如果不是被才女、漢奸、特工三個身份糾纏一生的坎坷人生，有誰還會記住曾蜚聲上海文壇的關露？那些曾與知名男性發生某種聯系的女詩人，自然更容易進入文學史，就像徐志摩之于林徽因，聞一多之于方令孺，楊騷之于白薇，王錫禮之于陸晶清，孫良工之于王梅痕。這些女詩人之所以被人知曉，其背后無疑都有著一段與著名男性曖昧的情感糾葛。我們可以記住莎士比亞翻譯專家朱生豪，卻記不住他背后的才女詩人宋清如……

30年代女性詩人被遺忘的文學史命運，通過以下兩份統計表可以清晰地呈現出來。 [10]

表1：20年代文學史中男女詩人對比(11)

表2：30年代文學史中男女詩人對比

這里需要稍作說明的是，有人統計，中國現代文學史，截止1991年就產生了138種(15)，目前應該有不下三百種。這里雖然只抽樣統計了8種，但這8種在筆者看來已經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王瑤本、劉綬松本是50年代個人撰寫文學史的代表；林志浩以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編寫本為基礎的這個本子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在60年代的知識面貌；唐弢本雖然編寫于60年代，卻是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各種高校集體編寫本所未能脫出窠臼的藍本；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以來影響最大的是錢理群本，黃修己本在從唐弢本到錢理群本之間發揮著過渡作用；朱棟霖本和程光煒本則是面向21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建設的代表之作。這些本子影響廣泛，我們迄今為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知識圖景基本上就是由它們構造的。

這一知識圖景在統計表上顯示，1920年代與1930年代，進入文學史的男性詩人是女性詩人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如果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參與創作的男性詩人與女性詩人的數量關系，那么，這里明顯存在著女性詩人遭受壓抑的狀況。從表1、表2的對比來看，這種壓抑狀況突出地存在于30年代。20年代女詩人詩集出版量只占30年代約1/5，卻被7部文學史提及并分析，還有4部予以重點分析；而30年代女詩人共出版詩集19部之多，并且還出版過4部女性詩人選集，這些女性詩人選集的出版是現代文學階段獨有的現象，但卻沒有1部文學史對她們進行分析。

文學史的書寫觀念是，將合于時代主潮的作家作品順利地納入體系之內，而將邊緣化的作家作品遺棄到“歷史”之外。當30年代多元的文化格局消失，40年代的文化氛圍空前緊張起來，女性詩人的創作空間便不復存在。文學史對歷史事件進行篩選與淘汰的過程，自然就導致了30年代缺乏話語權、身處邊緣地位的女性詩人被遺忘的命運。當女性不能因其男性伴侶而留名，也并無離奇曲折的人生經歷而吸引男性讀者時，即便曾經顯赫一時，也無法納入文學史之中。前文論述的《過渡時代的女性》的作者虞岫云，著有詩集《湖風》，曾在各種期刊上發有大量詩作，如今已經無人知曉，只是在魯迅《登龍術拾遺》的注釋中一晃而過。她因為上海大買辦虞洽卿的孫女這個身份，而被魯迅嘲諷為“女詩人”，被指責其內容充滿“痛啊”、“悲愁“之詞。(16)學界權威的貶抑和嘲諷無疑使得女性詩人進入文學史變得更加困難重重。

劉福春在《尋詩散錄》中有對30年代女性詩人選集的記錄，文字簡短，只是稍作介紹而非細致評論。他在文末說：“從1936年到1981年，時間隔了將近半個世紀，這樣長的時間，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些充滿了火藥味的年代，那些沒有性別的年代，終于過去了?！?17)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直到1981年，才重見女詩人選集在臺灣出版(18)，而在大陸，直到1984年，才有女詩人選集出版(19)。如果說這個長長的過程是由于風雨飄搖的中國在戰火中接受洗禮，在動亂中遭遇煉獄，那么80年代至今，也未見一部專門研究現代女性詩人的著作問世。30年代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群體的創作，已經蒙上了厚厚的歷史煙塵，成為歷史鏡像中無人問津的角落，成為研究者忽略不計的邊角料。

80年代以來，西方女權主義著作大量引介，加之新時代中國婦女的思想進一步覺醒，女性創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女性文學研究尤其是女性詩歌研究也開始蓬勃發展。80年代后期，國內開始出現研究現代女性文學的專著，如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劉思謙的《“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劉慧英的《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游友基的《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審美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盛英的《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閻純德的《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張衍蕓的《春花秋葉——中國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常彬的《中國女性文學話語流變1898－1949》（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專注女性文學研究的，大多是女性學者，并且，這些專著均以小說文本考察為主，對現代女性詩歌關注不夠，所涉及的也大都只是少數知名女詩人的作品。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過度闡釋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30年代女性詩人的詩歌創作這個一度繁榮燦爛的文學史現象，卻仍然有待發掘。在現有文學史疆界之外，回歸歷史現場，尋找這些被放逐、被壓抑的女性之聲，有助于進一步修復與完善我們關于30年代的文學記憶。

作者簡介：余薔薇，湖北荊州人，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師從方長安教授。武大歷史學院中國史博士后，現供職于武漢大學文學院。近年致力于中國新詩研究、文學史研究。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等刊物發表論文數篇，專著《現代詩學探索之二脈——胡適、胡懷琛比較研究》。

注釋：

[1] 《當代文藝》，1931年第1卷第4期，陳穆如主編，神州國光社發行。

[2] 同上，第5期。

[3] 同上，第6期。

[4] 同上，第2卷第5期。

[5] 該數據依據田景昆、鄭曉燕編《中國近現代婦女報刊通覽》（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所提供的“1898-1989年中國婦女報刊年錄”統計。

[6] 據朱聯保回憶：“我親眼看見的書店，在河南中路上，自南而北，店面朝東的，有文瑞樓、著易堂、錦章圖書局、校經山房、掃葉山房、廣益書局、新亞書店、啟新書局、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會文堂書局等，其店面朝西的，有群益書社、正中書局、審美圖書館、民智書局、龍門聯合書局等……在廣東路中段，有亞東圖書館、文華美術圖書公司、正興畫片公司等……在福州路上，自東而西，店面朝南的，有黎明書局、北新書局、傳薪書店、開明書店、新月書店、群眾圖書雜志公司、金屋書店、現代書局、光明書局、新中國書局、大東書局、大眾書局、上海雜志公司、九州書局、新生命書局、徐勝記畫片店、泰東圖書局、生活書店、中國圖書雜志公司、世界書局、三一畫片公司、兒童書局、受古書店、漢文淵書肆等；店面朝北的，有作者書社、光華書局、中學生書局、勤奮書局、四書局門市部、華通書局、寰球畫片公司、美的書店、梁溪圖書館、陳正泰畫片店、百新書店等……在蘇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帶，可說是第二條文化街，那地方除商務印書館分館外，有新知書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水沫書店、天馬書店、春野書店、南強書店、大江書鋪、湖風書局、創造社出版部等十余家?！保ㄖ炻摫＃骸督F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頁）

[7] 參見劉恒：《女子職業與職業女子》，《東方雜志》1936年2月，第33卷3號，第101頁。

[8] 參見朱曉進：《政治化思維與三十年代中國文學論爭》，《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9] 魯迅：《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頁。

[10] 表中女詩人詩集出版量根據賈植芳、俞元桂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劉福春、徐麗松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詩歌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統計。不包括20年代詩集的重印本。

(11)被提及，是指文學史中列出名字；被分析過，是指以詩作為例，對其風格作出大致介紹；被重點分析過，是指以詩作為例，對其整體風格以及不同階段的風格作出詳細的闡釋。

(12)所選文學史著作出處：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劉綬松著《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唐弢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林志浩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黃修己著《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錢理群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朱棟霖著《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煒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3)20年代女性詩人出版的4部詩集分別為：冰心著《繁星》，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冰心著《春水》，北京大學新潮社1923年版；CF女士著《浪花》，北京大學新潮社1923年版；呂沄沁著《漫云》，北京海音社1926年版。

(14)此19部詩集具體見論文第一部分。

(15)方圓：《厚積薄發的文學史反思》，《理論與創作》1996第5期。

(16)見魯迅：《準風月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頁。

(17)劉福春：《尋詩散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18)張默：《剪成碧玉葉層層——現代女詩人選集》，爾雅出版社1981年版。

(19)閻純德：《她們的抒情詩》，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