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06年，德國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在接受“德國之聲”的采訪時，對中國當代文學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和質疑。相關言論經中文媒體斷章取義地轉載后，以“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之名，不僅在中國學界引發(fā)了巨大爭論，而且在輿論不斷發(fā)酵的情況下，也引起了大眾的強烈反彈。似乎可以說，顧彬的批評，觸發(fā)了中國人心中一種普遍的文化民族主義焦慮。這一焦慮，自晚清開始，就一直深埋于中華民族心底，在世紀初錯綜復雜的文化爭論背景下，顯然更趨激烈。民族文化、身份確認、自我認同，交織著對全球化浪潮現(xiàn)代性的莫名恐懼，讓人不知所措。在此語境下，來自域外的肯定，漢學學者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贊美，似乎更容易讓人接受。但是，歐洲尤其是德國漢學家走了另外一條道路。他們并不欣賞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同質部分，相反，顧彬等漢學家希望從中國文學中找出源自中國文化本身的建構——一個可令西方不斷鏡鑒自我的“他者”。德國漢學的這種傾向顯然與德意志民族長久以來的中國想象有關。

直到17-18世紀，德意志諸國依然無法建立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籠罩著這種深深的挫敗感，德語文化界如萊布尼茨、歌德等人，不僅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中世紀的東方想象，而且深深沉迷于啟蒙運動所引入的人民幸福、政治清明的“中國”形象。到19世紀，中國狂熱在德語文學中開始降溫，批評與質疑聲壓過了之前的贊美詩。19世紀前期的浪漫主義繼承狂飆突進運動，后期的現(xiàn)實主義受大量中國實際調查及報道影響而多對中國持批評和質疑態(tài)度，黑格爾等德國古典哲學家對中國的消極評價也深刻影響了19世紀德國文學對中國的評價。20世紀上半葉的兩場世界大戰(zhàn)，讓德語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更趨復雜。一方面，古老寧靜的文化中國，仍是德布林、黑塞筆下能夠拯救德國的希望國度；但另一方面，卡夫卡《萬里長城建造時》中的東方帝國混亂而荒誕，與德國一樣陷在權力的迷宮中不能自拔，布萊希特《四川好人》中西方影響下的中國，也正是德國現(xiàn)實的化身——東方拯救不了西方，西方也拯救不了東方。德國或中國的自我與他者就這樣縱橫交錯，不分你我。

與德語作家們的中國想象起點相似，德國學者的漢學訓練也大多是從中國古典文學開始的。謝淼在其著作《德國漢學視野下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傳播》中細致梳理了德國漢學的學科建構歷史，認為直到二戰(zhàn)以后，統(tǒng)治德國大學漢學系的仍是以研究、詮釋中國古典文獻為主要學術興趣的“文化語文學派”。正如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對于德國來說，無論是18-19世紀，還是20世紀，能夠充當自我救贖參照物的一直都是老莊學說中寧靜致遠的中國，現(xiàn)代中國只不過是布萊希特筆下的“四川省城”，受了西方的污染，化身成為西方世界拙劣的仿品。德語出版界對衛(wèi)慧等身體寫作者的透支消費，具體而微地坐實了這一想象。

與衛(wèi)慧在歐洲遭遇惡評相反，張潔、阿城的作品在德國取得了極為正面的商業(yè)與學術評價?！冻林氐某岚颉分械母母镒h題、性別意識與女性體驗，都切中了20世紀80年代德國社會的興趣點。張潔筆下這個新的中國印象，給了同處于制度困境之內的德國一種自我救贖的希望。而阿城在德國的廣受歡迎，雖然得益于作品中鮮明的道家傾向與瀟灑自如的寫作風格，但其中的“文革”經驗與知青記憶，顯然也是相當重要的助力。正如謝淼所敏銳地注意到的：“阿城的知青身份，是每一篇德語評論文章開篇必論的話題，阿城下鄉(xiāng)的輾轉經歷也被多次詳細描述?！卑⒊恰镀逋酢分须S遇而安的少年，也是對張潔《沉重的翅膀》里中國形象的另一種遙遙補充：盡管前路多艱，中國仍能葆有莊子式的少年心境，在濁世之中詩意地棲居，守護靈魂的居所。

以張潔與阿城為代表的全新中國形象，構成了1980年代以降德國漢學界對當代中國的主流想象。更準確地說，他們希望能夠為自己建造這樣一個中國形象：既繼承著古典世界的超脫凡塵的處世哲學，又在西方現(xiàn)代性之外，努力尋找著自我獨特的民族自強之路，在全球化語境下，努力發(fā)出來自東方的聲音。這種對中國獨特現(xiàn)代性的期許，解釋了德國學界為何熱愛張潔與阿城，珍視張棗等人的中文現(xiàn)代詩探索，同樣也解釋了德國人對衛(wèi)慧的始終排斥。正是出于這種期許，顧彬才發(fā)出了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的批評。

時至今日，中國理應有足夠的自信，對他者的贊美能淡然處之，批評能反躬自省，而無須死死抱住近代以來的自傲與自卑，表面上不斷宣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內里卻深深渴望西方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顧彬、孔飛力及一切尊重中國經驗并希望從中國的傳統(tǒng)及現(xiàn)代發(fā)展中尋找現(xiàn)代性新路徑的漢學家們，他們的贊美或批評，都值得我們虛心深究。也正因如此，從謝淼《德國漢學視野下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這樣踏實細致的學術梳理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她潛心多年的學術史探索，更會體認到一種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感：在民族主義情緒的狹隘輿論中，突圍出一條心懷世界的崎嶇小路。同時，我們也期待看到謝淼對德國漢學的進一步研究，上可追溯至19世紀末以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在德傳播，下亦應延展到莫言、畢飛宇、余華的德語譯介與接受。對此，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