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金生對故宮里的文物，有種難以割舍的情感。“鉆進去，就像跟不同時期的歷史對話。”

退休后，梁金生的工作相對簡單。更多時候，他拿著一柄放大鏡，趴在辦公桌上“翻舊賬”。

梁金生的黑色捷安特自行車從2003年騎到現在，曬成了灰色。他每天騎自行車上班，38年里換了5輛自行車。

梁金生69歲，穿黑色改良中山裝外套，戴一副方正的銀邊眼鏡，鬢角的白發微卷，又從鏡腿兒下鉆出來。

他每天騎自行車上班，兩點一線，38年里搬了2次家，換了5輛自行車。

“不喜歡跟人擠公交，一堵車他就急。”都是退了休的人，梁金生有一種妻子蘇劍始終理解不了的急迫感，“他恨不得每天一出門，就能立馬坐在故宮那間辦公室里。”

他的生活軌道在文物和歷史里穿梭。如果不是最近火爆的電視節目，幾乎和喧囂的現代生活沒有交集。

“我們一家五代人都在故宮工作，要論工作時長，除了皇帝，沒有比我們更久的了。”10月，在浙江衛視一檔節目里，他一句話逗樂了臺下的觀眾。到了歲末12月，綜藝節目《國家寶藏》播出，年輕人看了他家的故事，在微博上刷屏：“看哭了！”

退休前，梁金生是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主任。他主持完成了故宮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文物清理，180多萬件文物，精確到個位。故宮人叫他“大內總管”。

38年“翻舊賬”

從故宮東華門往里走，穿過三座門，就到了紫禁城原來的會典館，這就是梁金生的辦公室。

綜藝節目的播出吸引了記者和老友的拜訪。“梁老，您今天的點擊量挺高啊！”東華門的保安見記者來訪，在電話里逗樂兒，“平時，沒什么人，這兩天來的可不少。”

梁金生的工作并不像電視上展現得那么“波瀾起伏”。更多時候，他拿著一柄碗口大的放大鏡，趴在辦公桌上“翻舊賬”。

梁金生最寶貝的東西是幾本民國時期的油印目錄，因為常翻，書頁油黃、破損，露出白色的裝訂線。陪伴他的還有一件舊物——一只生銹的藍條鐵皮暖水瓶。

“梁老，這幾件東西是什么時候的事兒？”一位同事拿著賬本跑來咨詢。“這應該是建南京長江大橋時候挖到的。”他摘下老花鏡，湊上前看了一眼，又把眼鏡戴上，語氣肯定。

梁金生在故宮38年，主要干一件事，管賬。

從辦公室出門往西走，不遠處就是文淵閣。梁金生的爺爺梁廷煒當年在文淵閣保管《四庫全書》。再往前推，他的曾祖父和高祖父都是清宮如意館的畫師。

他父親梁匡忠，則在17歲時就進入故宮，干了一輩子文物保管，2002年退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梁廷煒和梁匡忠參與護送故宮文物南遷躲避戰亂。1949年，梁廷煒又運送部分文物去了臺灣，梁匡忠留在南京。“原以為跟以往每次遷移一樣”，不想，家人分隔兩岸。

紫禁城運出的13491箱文物一分為三——南京、北京、臺灣，“三個地方的箱子數加起來，最后對不上。”梁金生說，由于歷史原因，很多東西無從查找。

點查和征集文物，像等待家人團聚一樣，成了父親梁匡忠和梁金生最重要的工作。

清宮里的遺存按不同時期被編上了不同的編號。梁金生需要一件件核查，還要把不同編號的文物進行考證、理順。

1993年，他在臺北故宮，隔著玻璃柜，第一次看見了那些被爺爺護送的文物。鎮館之寶翠玉白菜，編號是“歲四零八之一”。

當年，把溥儀趕出皇宮后，清室善后委員會以《千字文》順序給故宮文物編號。他按照賬本查找：“歲”字號的文物，來自永和宮、同順齋、總務處、坤寧宮和冬暖閣。

“一件件核查，挺難的，但是鉆進去，就像跟不同時期的歷史對話。”從2003年到2010年，他主持了故宮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鉚足了勁兒“想給故宮做一本清清爽爽的文物賬”。

這7年時間，梁金生晚上做夢會夢見賬本。“夢見賬上對不上的東西，在夢里知道從哪里著手去查。”

王碩協助梁金生管理賬目，剛入宮那兩年，她覺得梁金生挺嚴厲的。“七年文物清理，一百八十多萬件東西，一件一件去找，每個數字一點一點算出來。”

20萬字的乾隆大藏經，以前不算文物，清理時列入了文物。清宮的鋪墊、帷幔等生活用具，也列入文物，“該修復修復，該除塵除塵”。

還有一些工作讓他掛心。

“比如說，賬上有個東西，附屬有一個囊匣，或者錦盒，實際上庫房報告沒有，我就需要把總賬上的附件去掉。反之也一樣。”梁金生說，這些工作外人看不到，不做完，歷年積累的問題會越來越多。

2010年，歷時7年的文物清理結束，他寫了10萬多字的驗收報告。

“清理解決了一部分歷史遺留問題，還有一部分沒解決。”總結會上，院里給他頒發了首個特殊貢獻獎，可他不甘心。

六十多歲的他沒忍住，做報告時哭了一場。

眼下，梁金生正在核對的是《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這本書從故宮保管部的老人手里傳下來，記載的是溥儀通過溥杰偷出清宮的書籍和書畫。

“只要系統里有，就說明當年失散的東西已經找回來了。”他專門選了一根大紅色的鉛筆，找到的文物，會在目錄的名字上畫一個紅圈。書里記載了兩千來件文物，畫圈的不到兩百件。9月核對完一遍，反過頭又開始復核。

他用右手食指在鍵盤上敲敲打打，低頭核對書上的名字時，得把眼鏡摘了，或者得端起放大鏡。初冬的午后，陽光灑在文淵閣綠色的琉璃瓦沿上，灰喜鵲在門前的古槐上嘰嘰喳喳。

“故宮的墻，厚”

在事業的選擇上，梁金生絕對算不上“隨遇而安”。

他出生在南遷的路上。父親梁匡忠為了紀念戰爭里的漂泊歲月，依照遷移的地點為5個孩子取了名字。他出生在文物返運南京的路上，因南京舊稱金陵，他便叫“金生”。

那個年代，爺爺梁廷煒去臺灣的經歷，被認定為“盜竊國家文物罪”，梁家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招工，不要我；招生，不要我；基干民兵，也不要我。”1968年，他在內蒙古插隊。五個人申請入黨，只有他識字，申請書都是他代寫的，最后只有他沒入黨，理由是“海外關系不好調查”。

他成了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的“另類”。

當1979年大批知青開始返城時，“大家都在討論，只要回北京，淘大糞、掃大街都行，”梁金生的妻子蘇劍記得，“唯獨他始終不吱聲。”那時，同為北京知青的蘇劍和他結婚不久，他給不滿一歲的兒子取了“駿馬”的駿字，打算扎根在草原。

牧場的場長信任梁金生，推薦他在當地小學教書。知青返城時，他幫“從不求人”的梁金生辦下了回城指標。“為了孩子，也得回北京。”場長勸他。

梁金生想，“要回北京，就一定要回故宮。”他從小吃故宮的飯，在宮里逮蛐蛐。小學時，勤工儉學，在延禧宮的庫房門前拔一暑假草，等到開學，學費就有了。

除了感情因素，故宮也是特殊年代里的港灣。

“故宮最了解我們家，我到社會上，人家說‘他們家海外有人’，但是故宮不會。它最知道文物南遷是怎么回事。”故宮保護過父親，他心里想的是，只要進故宮，讓我干什么都行。

1979年，31歲的梁金生因為年齡超標，考進了故宮唯一招收30歲以上員工的工程隊。

在工程隊，他和泥、搬磚，當壯工。

那時候一群工人光著膀子，下身穿藍色勞動布的工褲，腳踩綠色解放鞋。“藍褲子”和“解放鞋”在腳手架上來回跑，外國人咔嚓咔嚓在下面摁快門。一堆工友樂：“誒，今兒（照片）又出國了啊！”

他在午門前墁過地——撒一層土，工工整整鋪上磚。城墻上也有他的影子，荒草拔了，從北往南鋪上新磚。

干了5年泥瓦匠，身體開始吃不消時，他調到了保管部。時光交疊，保管部是梁金生的爺爺和父親都曾供職過的地方，主要管理庫房和賬目。

在那些層級分明的文檔里，有一個文件夾叫“梁氏家族”。梁金生建了個二級文件夾，叫“傳家寶”，里面存著從不同渠道得來的家族資料——有南遷之前爺爺整理文物的照片，也有曾祖父和高祖父的畫作。

退休返聘后，故宮沒人給他記考勤。14年前買來那輛黑色捷安特還是每天7點從家出發，1個小時后，吱呀一聲，辦公室的門被如約推開。

2008年，剛退休那會兒，返聘費每個月給980塊錢。外面有人高薪挖他：“就給九百多你也干啊？！”他笑呵呵拒絕，“我樂意啊！”登門的記者好奇，“外面變化這么大，您就沒想過改變一下？”

“故宮的墻，厚。”他嘿嘿笑，又欠身補充說，“隨遇而安。”

“倚老賣老”

“老爺子最經典的是他的工作日志。”在王碩印象中，從1985年開始，梁金生開始寫工作日志，到現在，巴掌大小的牛皮紙筆記本，摞起來已經是幾座小山。

在同事眼里，梁金生是故宮的一個支柱，“所有經他手的事兒，都有詳細的記錄。”

有一次，梁金生跟美國人談判，對方一定要（借）乾隆大閱圖。

“不行，乾隆大閱圖去年出國，今年剛回來，絕對不能給你們（展覽）。”僵持不下時，美國來的同行在院子里跟故宮的外事“吐槽”：你們這個梁先生怎么這么死板？

2005年，在梁金生的提議下，故宮通過了《關于文物保管的規章制度》。

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文物的休眠制度，寫了進去。按照制度要求，凡是從庫房里拿出來的‘一級品’文物，展出結束后必須休眠3年，3年內不得再出庫。

“畫卷打開，再卷上，連續見光，”梁金生皺著眉頭，抖抖雙手，“它承受不了。”

上世紀90年代，一家文物單位曾向故宮借過一批文物用于展覽。2004年，梁金生去看文物的情況。進去一看，“我都不認識了。”妃子們穿的彩色花盆底兒鞋，（曬）成白色了。慈禧給狗做的狗衣，也成了白色了。讓文物休眠，成了他力推的一項制度。

退休前，故宮開始做藏品的數字化。“他好像覺得重任在肩，一夜之間學會了用電腦。”王碩說。60多歲的人，不會背五筆口訣，拼音沒學過，學的是注音字母，“只能一邊查字典一遍打字，典型的一指禪”。

他不僅學會了打字，還跟中科院合作，幫故宮開發了一套文物查詢系統。

推著他往前走的，很多都是故宮外的普通人。

1985年，民國時天津第一名醫陸觀虎的外孫潘大衛，找到梁金生，“要捐給故宮一對兒琺瑯冰箱”。冰箱是故宮里流出的，陸觀虎疼愛有加，天天用核桃油擦拭。“文革”結束后，潘大衛想讓冰箱物歸原主。

“我們要給他一萬塊錢作為獎金，”梁金生回憶，潘大衛聽見就蹦起來擺手：“不要，絕對不要，就寫一個市民捐贈，名字都不要寫。”

也是在1985年，河南農民何剛，把在自家院子里挖出的一缸銀器，全部捐給了故宮。當時文物販子扛著一麻袋錢去找何剛，他覺得“東西是國家的，得給國家”。

“他們覺得故宮是那些寶貝最好的歸宿，境界是這種的。”他把手向胸前抬了抬。

在賬本里埋頭久了，對領導他也會“唱反調”。

有一年，某部委到故宮來，要給可移動文物定價，“國家應該掌握一個博物館藏品的價值”。

“我說定不了，定了沒意義。”他給領導舉例子，“齊白石一個扇子，1952年買的，花了15塊錢，寫上15塊，能代表什么呢？文物是無價的。”

會議開了兩天，梁金生犟了兩天，最后沒辦。“調查文物的傷況，可以對決策者起到參考作用的工作，應該做。上面為了完成任務要做的工作，不能做。”他心里有條原則，為了這個，他不怕別人說他“倚老賣老”。

“他像一塊板子，就釘在那兒了”

2016年，梁金生的生活有一點變化，春節時搬到雙井跟兒子梁駿一起住。

搬完家，他一直轉不過神兒來。

梁駿印象里，父親一年四季都是襯衣、西褲。“給他買牛仔褲、沖鋒衣，不穿；買旅游鞋，不穿。皮鞋只穿一雙，穿壞了，把鞋扔那兒，穿上新的回去。”有一年一氣兒給他買了三雙皮鞋，老爺子還是只穿一雙，穿壞了再穿新的。

“他活在自己的一套規則里，夸張點說，煙灰缸換了地方，可能都得急。”在家人看來，梁金生古板。

黑色的捷安特從2003年騎到現在，曬成了灰色。海綿的座套磨破了，露出黑色的車座，梁金生有點愁，路邊慢慢沒了修車店，找不到人修。

梁駿開了旅行公司，老伴兒蘇劍愛熱鬧，退休之后，不存錢，全世界旅游。

梁金生只和她出去過一次，“有蘇聯情結，只俄羅斯那趟去了”。更多時候，在蘇劍眼里，他像一塊板子，“擱到故宮這一個地方兒，就釘在那兒了”，拉不動。

梁金生對故宮以外的世界沒有很大的熱情，除了涮羊肉和炒肝兒，他唯一的愛好是看體育節目。足球、籃球、斯諾克……“比賽和文物一樣，不是瞎編的，都是實實在在的。”

1994年，梁駿買了輛車。過了小半年，梁金生問他，“你這管誰借的車啊，該還人家還人家啊。”梁駿哭笑不得，“對房子、車這些東西，他不費腦子”。

故宮80年代開始征集文物，財務處買文物就認梁金生一支筆。院里有人說，“老梁這是個肥差”。梁金生聽了笑笑，文物的事兒，“一跟錢沾邊兒，我就不愿意。”往口袋里塞信封兒的事不少，他的處置辦法是“誰要給塞錢，馬上就跟別人嚷嚷，對方聽了就不敢再送。”

除了故宮，梁金生最愿意呆的地方是當年下鄉的扎魯特旗。他的電腦桌面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原，那是最近回內蒙古時拍的。

從結婚到現在，蘇劍見梁金生哭過兩次。“一次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一次是2006年內蒙古牧場的老場長去世。”

那是半輩子里梁金生情緒最激烈的一次。他在老場長的家里“號啕大哭”，蘇劍勸他，“你這么哭，讓人家子女怎么辦？”這才勸下來。

梁金生有個心結，也是梁家人的心結——分散在北京、南京、臺灣的文物能夠真正聚一次首。

年輕時，梁駿不理解，“在我看來，存在哪里都一樣，文物是全人類的財富。”后來聽父親念叨多了，他開始明白，“對他來說，迎文物回家，就相當于等親人團聚。”

聊起一家五代的經歷，梁駿說，“一輩子就干這一件事，對我來說，會讓我非常抓狂。”他生在70年代末，趕上經濟飛速發展的年代，喜歡嘗試新鮮事物。

爺爺梁匡忠給梁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關于工齡。“他生前一直抱怨，1949年之前，他在故宮工作的十幾年，國家沒給他算工齡。”梁駿說，“在爺爺心里，故宮是1925年成立的，他是給故宮工作，中國人的故宮。”

父親梁金生讓他印象最深的記憶有兩段。

5歲時，他違反父親的規定，爬上了姥姥家的房頂。那是唯一一次被父親打，另一段記憶和梁金生的自行車有關。剛上小學時，父親騎著自行車去學校接他，從北新橋騎回北京工體的家。一路上，書卷氣的父親教他背誦的是四言樂府詩《龜雖壽》。

他至今仍能誦讀：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采寫/ 李興麗 攝影/王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