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接受的各自“倚重”

新詩固然在整體上已然成為一種獨立門類，但一涉及到具體文本，接受評價就變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青菜蘿卜，各有所愛”是其最真實的寫照。一首詩，從某個角度上看，可能會挑出毛病；換另一個角度看，說不定大放異彩。這就使得詩與非詩、好詩和壞詩的界線變得十分模糊，經常陷入判斷的兩難：比如從文化層面著眼，它可能達到石破天驚的顛覆程度，但在藝術上卻大有“非詩”的嫌疑；比如從心理學上講，它可能產生極強烈的快感，但從美學上評估，卻存在著不可寬宥的粗鄙毛病。

不言而喻，新詩一開始就深陷合法性的死結，久久未能解套，一切問題都圍著它團團轉。所以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那么多論爭：詩與白話之爭、詩與道德之爭、人生與藝術之爭、普羅與“新月”“象征”之爭、貴族與平民之爭、寫實與純詩之爭、自由與格律之爭、文體之爭、民族形式之爭，此伏彼起，不亦樂乎。興許有太多問題要立馬解決，反而“漠視”了尺度與標準的存在。然而這話說的也不全對，許多論爭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完全“對上點”，其實內里還是有所觸及的。蓋因新詩伊始就遇上太多“外圍性”事務，承受外界前所未有的壓力，再努力也騰不出手來清理自家要務——這一解釋顯然也是半通不通的。事實是新詩發端之際，雖未能確立所謂的尺度標準，但其隱含的成分，仍如罩在頭頂的“魔咒”，始終揮之不去。換句話說，標準尺度其實已含納在無盡的爭訟中，只是沒被明顯地“拎出來”而有所遮蔽罷了。

首先是大家最關心的書寫問題（書寫與接受一開始并沒有分家）。胡適在《談新詩》中首先提出個怎樣“說話”的要旨（“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詩怎么寫”），同時主張“八不主義”，可以看作是安頓新詩最早的“定心丸”，這是至關重要的命根；1921年自貴族立場有所轉向的康白情同意“作平民底詩”，應該說完全超出姿態范圍；1923年俞平伯倡導“寫實、完密、優美”，豈止是遵循《白話詩的三大條件》，而是從基本條件中萌生出某種規范的意思；1926年穆木天在《譚詩》里提出詩的“暗示能”、王獨清在《再譚詩》里提到“朦朧性”“唯美性”，明顯朝向了新詩本體的更高定位；1926年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進行“三美”實驗，表面是對早期文本渙散的反撥，實際上是對新體式的攀援；“新月”后期的陳夢家為《新月詩選》寫序，強調“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嚴謹”，（1）繼續著詩美維度的同氣相求；1931年梁宗岱宣稱“一首好詩最低限度要令我們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們敬佩他的藝術手腕”，（2）至少在美學的底線上讓人感到放心；而從不看詩壇主流顏面的魯迅，只看重“節調”關系，連續在兩封書信中要求詩歌必須易記、易懂、易唱、動聽、押韻、順口，（3）讓人想起30年后，臧克家“精煉·大體整齊·押韻”的主張是“步其后塵”。戴望舒則通過自身實踐，自覺追求“內在的情韻”，且滿懷信心把穿“珠子”的線頭交給讀者，較早為接受者著想；1937年廢名關于“詩的內容、散文的文字”之界說，叫人們在深入詩本體時多了幾分狐疑與追蹤；同年金克木在《論中國新詩的新途徑》中不是第一個，也是最先一批談論“智的詩”，真正引入現代詩一個新屬性；1939年艾青力促“散文美”之用心，是敏感到新詩的現代變化，做出了與時俱進的策略調整；40年代袁可嘉有關“戲劇化”的鼓吹（客觀對應物、彈性、韌性、思想知覺化等），吹響了新詩現代化的前曲。雖然1947年朱自清在《大公報》上發文，以醒目的標題《文學的標準與尺度》掀開頭蓋巾的一角，但時機未到，真正深入新詩的尺度標準這一核心問題，還有待時日。此外，各路詩人、研究者接力式地實驗各種詩體方案（新格律、半格律、半逗律等），都自覺或不自覺指涉了新詩的詩美規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臺灣詩界對于詩本體的揭示已相當深刻。1961年紀弦在《從自由詩的現代化到現代詩的古典化》中認清“現代詩的本質是一個“詩想”（大大區別于傳統“詩情”），與此前現代詩“六大信條”之四遙相呼應，確立了“主知的詩”，無疑大大擴張了人們對現代詩的認知。（4）1968年覃子豪在《新詩向何處去》中提出“最理想的詩，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繼續對紀弦“主知詩”給予最徹底聲援。（5）其時在香港的李英豪已成功消化英美新批評的張力概念，完成中國式旅行，“一首詩的整個存在，有賴于詩之張力”，（6）精準地揭示了詩的內在肌理與接受核心。1972年春節，余光中寫下《大詩人的條件》，分別是“多產”“廣度”“深度”“技巧”“蛻變”，雖然余氏假奧登“次要詩人”的議題發言，為詩人定制“尺寸”，其實某種程度也可以視為是在給上乘的詩品“量身裁衣”。（7）70年代，洛夫在《詩的探險》中大談詩唯一的價值乃在“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無限”，亦即“在頃刻中見終古，在微粒中見大千，在有限中寓無限”，并延伸為“一首好詩，內在經驗與外射形式應是全等式，詩中相當程度的晦澀與相當程度的澄澈同樣重要”，（8）都是可貴的接受秘笈。創世紀三駕馬車的另外兩位高手張默與痖弦，干脆給出好詩的標簽，張默主張：“一首好詩是語言、意象、節奏、氣氛四者的綜合。”（9）痖弦則習慣于“用美、思、力三種質素來衡量詩”。因為“詩在美感的疊現，思想的深度與動人的力量上掌握的深淺輕重，每每決定詩的品質”。（10）此一時期，還有李魁賢心儀的充滿“交感”的詩。（11）葉維廉偏愛的“名理前的視鏡”——“水銀燈下演出”的中西交融的詩。（12）80年代羅門總結多年經驗，提出“靈視”論——以“靈視”（心目）創造的第三自然（內心中無限的自然）為詩之準則，且推出源于“靈視”的超越田園（第一自然）、超越都市（第二自然）的好詩。（13）而后，簡政珍基于詩本體存在于空隙與沉默中，寫詩的瞬間是詩人的自我獨白，把詩的境界確立在意象思維與意象經營上，將現代經驗與古典傳統做了較好對接。（14）90年代以降，后現代詩學大規模涌進，去邏各斯中心和碎片化風氣有增無減，孟樊用《后現代詩特征說》的12種大網，捕撈各種魚蝦，讓現代詩的接受變得分外迷離與隨波逐流。（15）千禧年之后，蕭蕭連續推出兩部臺灣詩美專著，（16）通過對古典、浪漫、現代等多邊主義詮釋，希冀在交疊、閉鎖、放逸、含籠的多維度中，面向現代詩美的共構與秩序。（17）

二、接受的相對主義格局

直至21世紀，有關新詩標準的討論才上升為熱門問題，其中規模最大的有兩次：第一次是2002年《詩刊》設立“新詩標準討論”專欄，組織發表50篇文章。第二次是2008年《海南師范大學學報》也設立同題專欄。共發表海內外論文22篇，涉及詩歌究竟有沒有標準，有必要清理與重建新詩標準嗎，新詩標準有哪些內涵，什么樣的標準能獲得基本共識，新詩的審美底線在哪里，詩與非詩、好詩與庸詩的判斷依據又在哪里，主觀標準與客觀標準、寫作標準與批評標準、大眾標準與精英標準、古典標準與先鋒標準，等等。這是新詩歷史以來關于標準問題最具理論色彩的一次研討。（18）

嚴峻性再次擺到桌面上。周倫佑在接受《時代信報》采訪時指出，現在詩歌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一個批評的標準和尺度，包括“梨花體”“下半身寫作”，以及季羨林的“失敗”論，種種亂象都是因為詩歌失去了標準和尺度，問題很嚴重。（19）由此導致當下詩歌評價的“三無”：“無語”“無力”和“無效”（魏天無）。

對此馬永波重申標準確立的重要性，它意味著恢復詩歌作為技藝含量最高的藝術的尊嚴，恢復對廣大高深的難度探尋的尊重，恢復詩歌不為任何外在目的所決定的獨立的內在美學價值的尊榮。標準的樹立雖然不可能先于寫作實踐，但它對寫作實踐卻有著不可或缺的指導作用，對詩歌的接受、詩歌優劣的判別、詩歌史的梳理等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的尺度和原則。何平也有同感：在詩歌生產過程中詩歌的等級不只是來源于一種詩學想象，而且確實是一種實踐性的詩歌分層。對詩歌“舉賢排差”的分層應該是詩學標準確立的一個最基礎的工作。它應該起到一種示范和警覺的作用。（20）這樣的呼聲得到批評界的響應。賴彧煌說，當我們不是把標準作為某種本質主義的公式進行看待，而是回到詩歌文類的成規內部，在開放的歷史視界和內指的詩歌美學形式之間，構設一種充滿張力的詩之評判指標，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21）而張大為則顯出深重的憂慮：詩人與詩歌標準的制定，具有“山大王”和“僭政”的性質。每個詩人和批評家都可以在一天之內琢磨出20種。“標準”的“個體”權利在此處于過度消費和被濫用的瘋狂狀態，摧毀了標準本身的現實基礎。他中肯地指出：走出一體化的詩歌標準，不等于就要每個人一個標準；標準的多元化，也并不等于標準的一盤散沙；沒有絕對的詩歌標準，不等于標準本身就不起任何作用；暫時的標準失范，不等于永遠沒有標準；標準發揮作用，不等于發揮作用的只是“標準”本身。（22）

另一部分批評家，則看到標準建立的復雜曲折。姜濤意識到新詩“標準”之所以被一再提出，無疑源于這樣一種歷史困境：作為激進的形式、語言革命的產物，新詩始終處在“未完成”的狀態中，這一點既像是“厄運”，又像是“原罪”一直揮之不去。為了擺脫這一困境，尋求一種美學標準，建立規范，勢在必行。他同時指出，在“標準”的問題上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似乎是更為可取的態度。與其執著于“標準”的有無，不如就這個問題歷史，探討新詩內在的歷史張力。需要警惕的是一種以“標準”為名出現的對歷史的抽象和固化。而在具體的寫作中，“標準”不是一位小心伺候的“美學上級”，而更多與一種寫作的倫理相關。（23）

詩人王家新通過對保羅·策蘭的分析，認可：標準不是干巴巴的理論教條，而是一種無形不見而又確鑿無誤的尺度，在激勵和提升著一個詩人。詩人的所有寫作，最終要達到的就是對這些標準的確立。他特別強調“難度”，是關涉到對內心的發掘和忠實，關涉到朝向語言的純粹和絕對性的努力，關涉到一種“不可能的可能”。（24）臧棣嘗試用新詩現代性框架解決新詩的評價問題，也許是我們迄今所能發現的最可靠的途徑，“在我看來，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這一宏大的現象本身已自足地構成一種新的詩歌傳統的歷史。而這種追求也典型地反映出現代性的一個特點：它的評判標準是其自身的歷史提供的”。（25）而魏天無看到了標準的多重“糾結”：首先是普遍性與具體性的矛盾。如果標準過于寬泛籠統，如采用“歷史的”與“審美的”批評，或“內在的”與“外顯的”批評等等，會失去針對性和有效性；如果過于具體單向，如單純著眼于“文本”或“語言”等，則會缺乏涵蓋性。其次是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矛盾。標準中積淀著以往批評者對作品的認知與審美經驗，面對的則是急劇變化的“現場”。第三是個人性與社會性的矛盾。標準既要體現批評者鮮明的個性色彩與審美趣味，同時又要考慮它在多大程度、范圍內能被接受和認可。（26）

與批評家意愿相左，絕大多數詩人反感標準化。如于堅說：“中國詩話從來不在概念上去界定好詩是什么，那是不言自明的，詩就在那里。古代的詩歌標準就是詩選，詩歌史也是詩選。所謂‘詩歌標準’——尤其是當它被正式發表、詩歌評獎、詩歌選本、詩歌史、詩歌評論僅僅作為維持話語權力的游標卡尺去利用時——是完全不能信任的。標準是一個科學主義的腐爛名詞。論詩如論禪，它幾乎完全屬于玄學、無法標準化。”（27）最凌厲的拒斥來自武漢“或者”論壇的主持小引，他在洋洋灑灑7000多字《反思與追問》中，責問批評家們熱衷制定“權威”標準，其實質是權力之爭，而企圖為詩套上一個權威標準，幾乎就是對詩的閹割。一個詩人在創作中，不會分心考慮那些標準，因為詩從來就不是按需生產的。（28）江西詩人木朵也在《標準的反骨》中扮演不信任角色：標準應是與共識有關的東西，但審美與鑒賞因人而異，達成共識幾乎不可能。衡量詩的好壞的標準是在詩的生產過程中同時孕育，還是要從詩的圓周上去找那輕輕觸碰的切線呢？我們所謂的“標準”，首先是一種標準的意識微瀾（你所見過的河面上圈圈漣漪并非持久的美的法律），然后，是一種在言辭上溜達著的標準形體（我們左思右想的都是“標準”怎樣才好在言辭上過得舒服一些）。（29）在幾次往返來回的短兵相接中，重慶詩人沙沁干脆宣稱：“標準”意味著死亡！河北詩人張祈也十分決絕，“好詩的標準根本就是個虛無的命題”。（30）上述反對者，一方面大聲呵斥，斷然拒絕標準；另一方面卻以自己的“眼光”（其實已內含了某種標準）來審視他人詩作的好壞，這樣的言論，難道不是一種“只許州官放火”的霸王條款嗎？

三、接受的“理性回歸”

詩內詩外，人前人后，嚴重的標準分歧，不禁讓人想起瓦雷里的一段軼聞。有人問瓦雷里什么是時間，瓦雷里回答說，我無法告知“時間”，我只能看看手表，然后告訴你現在是幾點鐘。絕大多數詩人都秉持瓦雷里無時間觀念而有“具體鐘點”的實用法則，以此來緩解標準難題。問題是，現在每個人的詩歌手表，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刻度，每個人都在維護自己的個人“時區”，并且把自己的個人時區統統視為絕對的“世界時間”，基本不遵守“時區換算”規則。

每個詩人都振振有詞堅持自己的標準“時區”（具體說辭略），這樣眾多的指標化，從反面印證了標準的“實存性”。在2014年一次標準研討會上，周倫佑又有新的提法：標準應分為相對標準和絕對標準。相對標準是具體的、可描述的、可模糊量化的、可公度的，每個詩人所寫的，都是無形的“遵循”自己的相對標準；絕對標準是無法描述的、形而上的、是自己寫作期待中高于相對標準存在的“那一首”，也就是瓦雷里所說的“絕對之詩”。每個相對標準都在努力靠攏那個絕對標準，但都無法抵達，因為“時間的尺度就是上帝的尺度”，就好比尼采所說的“人的本質在人之上”。（31）

與周倫佑不同，“70后”詩人兼學者一行（王凌云）更樂意把標準分為公共標準與專業標準。公共標準又分為兩種。低的標準：詩歌要讓人感動（滿足人們的道德自戀和情感自戀）或回味（意境主義）。這種標準對詩的要求，僅僅要求其符合人們慣常的情感模式和感受模式。高的標準：詩歌要能安慰人的靈魂，要承擔起對時代現實和人性的洞察，同時成為時代良知的聲音。而專業標準的實質內容是：以詩歌中呈現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包容力和獨特性來判斷詩的高下。專業標準維系了一個進行深度詩歌探索和實驗的空間，公共標準的存在則使詩歌仍然在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重要的是這兩種標準之間的充滿張力的平衡。他最后提出理想化的詩歌標準與機制。的確有那么一點烏托邦色彩，作者的理想國近乎一廂情愿。但再美好的設想都必須在現實實踐中具體落實。2014年，由洪子誠、程光煒擔綱主編《百年新詩經典》30卷，組成由30位中青年詩評家作為分卷主編的編委會，收錄百年來300多位詩人1萬多件作品。序言明確規定入選篇目須以“價值·創新·影響”為三大標準。（32）故從文本經典化角度上看，這種宏觀的統一大標準還是比較科學、有效，適合較長的歷史時段。但是，在面對具體文本定奪上，人們馬上言之鑿鑿列出數十種“指數”，不管是“情真、意藏、象美、言凝”（鄒建軍），還是簡約性、喻示性、含蓄性、空靈性、音樂性（沈奇），都是夠格的，不過很可能又會復陷“小雞不尿尿，各有各的道”的爭執循環。在這樣兩難的接受困境中，哪里是“突圍”與“彌合”的出口呢？

四、厘清接受“誤區”

無需諱言，接受標準的最大質疑與阻力，主要還是來自第一線詩人的本能反抗。原因在于詩人們從來都視創新為生命，睥睨任何標準尺度帶來的哪怕些微的束縛。然而誰都不能否認，在文本后面，總有一個隱秘的、匿名的東西潛伏在那里，或虎視眈眈瞪著你，或含情脈脈撩撥你，讓你想平靜淡定又時起微瀾。那么，那個號稱標準的尤物故意和你捉迷藏嗎？它是由誰賦予的裁決權力？它的可行性、有效性如何？它能否被共同遵守、執行？它是一種懸掛在壁上觀的理想“條約”，權作“畫餅充饑”？還是根本就不需要，只是一種自我定制的“鐐銬”，聊作“設防”？它，是被放大為義不容辭的倫理責任感，還是一廂情愿的話語“霸權”？它有終極與權宜、參照與實用、感性與理性、絕對與相對、虛大與具體、私我與公用的楚漢之分嗎？所有這些與標準相關的問題，都一直處于某種“二律背反”的糾結中。

對此接受的種種矛盾、糾結與誤區，筆者試做四點廓清：

其一，不該機械教條理解“標準”兩字，把它等同于物質生產的精確計量。標準與量度、刻度、指數、量化相依，是衡量事物的準則，評判產品的依據。但作為精神產品，只要大體擁有一個基本規約就行。精神產品，誰都知道是無法量化的。我們不至于傻瓜到把它當成一種錙銖必較、嚴絲合縫的“國標”與ISO認證。標準一詞，不過是移植式借用，盡管帶有僵硬色彩。我們明白，所謂標準不能以條款形式，形成契約化規定。它一般體現為某種模糊的藝術“公約數”，在集體無意識與個人趣味中保持一種張力式的“較量”就行了。

柔性地理解標準，絕不是一種機械、刻板的度量衡。全面地理解標準，須認領它有“虛大”的一面，比如傳統的、并沒過時的“真善美”，它“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前面我們曾提供的大維度方面的考量：“人性化”“生命化”“深度”“厚度”“重量”“穿透力”“價值性”“有效性”“活力”等等，雖摸不著看不見，仍屬于左右風氣、指引大方向的“虛在”路標，不可匱缺。除了深置在主體內心與高懸在遠方的方向感之外，不能忽略的還有它非常具體的一面，即涉及文本內在物質結構的各種基質、要素、元素，它是決定文本成色的基礎。或許更為辨證的做法是，保留大小、虛實兩種標準的“交會”性：方向性的大標準和文本性的具體標準。方向性的大標準具有宏觀上較大的認可度和覆蓋面（如上述“價值·創新·影響”三大指向），在詩歌史、詩歌史論、選本、年鑒等方面發揮重要的把關作用，具有整體性的、大而化之的好處。而文本性的具體標準比較麻煩，又多又雜，各有側重，是否可以集中在文本的“基本參數”上（如經驗·體驗·語言·形式等）加以考量。它對文本的賞析、闡釋、評價、判斷有一種相對客觀恒定的保障，以此克服主觀化的“心得意會”所帶來的偏頗。

其二，理清三種相互關聯的標準，即生成標準（產品過程），批評標準（產品鑒定）和接受標準（產品消費）。迄今為止之所以仍產生那么大的接受困擾，主要是不少人把三種標準經常混為一談。仔細推敲，文本生成（創作）、文本完型（鑒定）、文本接受（消費）三種標準還是略有區別的。生成標準通常以創新求異為目標，追求獨一無二的原創新意；批評標準是根據文本的成色進行相對客觀的鑒定工作；而接受標準則多源于個人興味的主觀感受。（當然有時候，批評標準和接受標準可以“混同”：批評是特殊的接受；接受是廣義的批評；接受同時又是批評。）

生成標準因寫作發生的混沌，體現在寫作過程中要盡量無視標準、拋棄標準的無形制約，才有益于文本自由自在的創化。然而奇妙的是，生成標準經常以“隱身人”身份，悄悄潛伏在寫作過程中，它閃爍著詭譎的余光又透露著誘人的氣息，無時不匿跡于文本的罅隙、褶皺、關節、空白。如果你偏重于感性，你可能會不知不覺把所有感性化的標準認知，收編于心靈，彌漫于你血液里；如果你偏重于知性，你可能會較為清晰地把它內化為一把尺度，同意它在潛意識或下意識里游走。

這不免給寫詩者造成嚴重錯覺，以為“生成”可處于無標準中，方是進入寫作的最佳狀態，并且推及到后面的批評與接受兩個環節。其實，批評與接受兩個環節涉及到理解、鑒賞、闡釋，多具理性期待、接納，從而能比較清楚感受其“界限”所在，甚而能事先做出某種“預設”或“規定性”。不幸的是，由于多數人混淆了三種標準的細微區分，把詩歌生成標準代替其他兩個標準，就容易產生生成過程“惟我獨大”與干脆取消標準的偏見。這是新詩接受失序的一個“罪魁禍首”。所以詩歌標準的考察應該秉持一種相對獨立的“一分為三”的視角：在生成（過程追求）、定型（文本客觀結構）、接受（主觀鑒賞批評）中，安裝不同的“眼力”——三種接近卻略有區別的“眼力”適應文本生成、文本定型、文本接受的不同階段。企圖用“通吃”的眼光覆蓋全過程，不可避免會撞上客觀性與主觀性共設的接受路障。

其三，單就接受標準看，主要是理順標準的層級。客觀地說，我們對標準的實踐與倡導，從來就不指望標準能一勞永逸地鎖定在那里，供所有受眾據此來“依樣畫葫蘆”和“按圖索驥”。

反對者總是自詡憑著感覺、直覺就可以搞定一切，固然感覺、直覺是藝術接受心理的第一要件，但在最終的定奪上，很難逃避理性的“推敲”，最簡單的無聲追問是：憑什么，你做出如此裁決？！這一“問責”，事實上已經表明那個隱形判官，或直逼或委婉地要求你，須面對兩個層面做出應答：“達標”與“級差”。所謂達標，是給予詩與非詩（“是”與“不是”）的判斷。所謂級差，是辨別詩中的等級梯度。首先我們要明晰是與非——它是詩歌“錄取”的最低界限，接著才是晉級資格的臺階。生硬地說，標準要管好兩條線——明確的分際線，讓“是”與“非”清渭濁涇；然后再進一步涉及好中之好、好中有差的升降線。它同時涉及到接受尺度的寬窄問題：倘若過于寬大，容易原宥探索性失敗（尤其是名詩人），把一切實驗都視為可全盤照收的干貨，造成“泛詩化”的苦果；過于嚴厲，則容易淪為踽踽獨行的“孤家寡人”，專司象牙塔里無人問津的貢品。

其四，為減少接受分歧，有必要繼續維護接受共同體。王毅在這方面是最早的鼓吹者，如置身于詩歌知識共同體內的協商、不知不覺中的相互讓步：在已有的作品、正在出現的作品和將要出現的作品之間協商，在詩人、讀者之間協商，在詩歌藝術和社會情勢之間協商。……它只能是一個時代的藝術時尚、學術興趣以及社會情勢等相互交錯的結果。（33）

在接受共同體內部，允許保留每個人從趣味出發的具有個人傾向性的標準，同時在共同體內培養協商、妥協、爭辯、求大同存小異，彌合細微的差異性，以便接近共享的可能。換言之，在共同體的對話交流中，不妨維持成員與家族之間的雙重標準，調節照顧雙方的“權益”。雖然有絕對的相對主義不時會跳出來騷擾，但相對共識的基礎還是可以找到的。目前，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出路”（或許永遠找不到？）而爭歧重重的境況下，倚重脆弱的接受“共同體”，葆有雙重的張力尺度，應該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最后，附帶說一說與標準相關的難度。部分同仁認為，難度是檢驗標準的一個重要砝碼，因而把難度與標準拴在一起，共進共退。理由是，目前之所以出現無標準的失序格局，正是無難度流習的結果。我們要問，標準與難度兩者有根本的因果聯系嗎？有些文本生成艱巨，外化繁復，接受起來佶屈聱牙，如此高難度動作就能保證高分值嗎？有些文本“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嘛——詩歌靈性的頂級體現），倒是無甚“難度”可言，但最終卻站在最高領獎臺上。難怪有青年學人議論道：難度只是詩歌表現的“命運”，把這種難度從表現過程中抽離并“提前”到所謂標準的位置上來，將其神秘化、神圣化或玄學化，則是一種外在的刻意強加。對難度的推崇是一種詩學迷信。“正視”難度，最好不把它推崇為一種不證自明的詩學標準前提，如朱光潛所指出的，難易不能作為判斷詩歌好壞的標準。

總而言之，在厘清上述幾種接受誤區中，筆者有意撇開標準的統一性，而另提出標準的視角宜“一分為三”——即把文本的生成、定型、接收三個階段的標準區分開來，分別對待，有利于克服多年來養成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疏；提出接受標準的“交匯”性——方向性的大標準和文本性的具體標準，兩者相互映照，達成最佳契合，以此克服虛大與實在的脫節；提出接受共同體內雙重“和解”標準——既保留必要的公識度又開放個人趣味，相互爭辯，相互對話，盡可能消除公與私的嚴重對立與各自偏斜，盡量達成共享。這對于標準的“解構”與重識，或許可以扭轉一直以來整一性的“美學陷阱”，緩解“二律背反”的矛盾，破解極端化的“圈子”魔障。

筆者心目中，新詩、現代詩的接受標準、尺度，屬于“一條不斷后移的地平線”，屬于文本客觀性與個人主觀意會的辨證平衡，屬于“特殊知識”在行當內既爭辯又妥協的“契約”，屬于接受共同體內“無限有界”的“硬通貨”。

注釋：

（1）陳夢家：《新月詩選》序言，上海，新月書店，1931。

（2）梁宗岱：《論詩》，《詩刊》1931年第2期。

（3）魯迅：《致蔡斐君》《致竇隱夫》，《魯迅書信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4）紀弦：《從自由詩的現代化到現代詩的古典化》，《現代詩》1961年夏季號（總第35期）。

（5）覃子豪：《新詩向何處去》，《覃子豪全集》第2卷，臺北，覃子豪全集出版委員會，1968。

（6）李英豪：《論現代詩之張力》，《中國現代詩論選》，臺北，大業書店，1969。

（7）余光中：《大詩人的條件》，《余光中談詩》，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8）洛夫：《詩的探險》，第218、67、51頁，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

（9）張默：《繁復高雅的風》，《五塵的影子》，第177頁，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0。

（10）蕭蕭編：《感人的詩?序言》，臺北，希代出版社，1984。

（11）李魁賢：《詩人是天生的在野代言人》，《詩的反抗》，第5頁，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

（12）葉維廉：《語法與表現：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美學的匯通》，《葉維廉文集》第1卷，第9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3）羅門：《我兩項最基本的創作觀——“第三自然”與“現代感”》，《詩眼看世界》，第6頁，臺北，臺灣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89。

（14）簡政珍：《詩的瞬間狂喜》，第31頁，臺北，臺灣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15）孟樊：《當代臺灣新詩理論》，第188-197頁，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16）蕭蕭：《臺灣新詩美學》，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蕭蕭：《現代新詩美學》，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17）在現代正統美學尺度之外，不時還會冒出集束的后現代噪音，如“反純粹性的本文混雜；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反確定性的語符游戲”，既促成開放的接受局面又放逐某些準則。參見趙小琪：《臺灣詩歌對后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變形》，《學習與探索》2000年第6期。

（18）2005年金羊網也曾發起“尋找詩歌：好詩的標準是什么？”，有多家媒體跟進。2012年《中國詩歌流派網》提出“把李白從漢字里挑出來”，發動“好詩榜”“勁詩榜”“中國好詩歌”等評選舉措，實際上都觸及到標準問題。

（19）浪行天下：《好詩需要什么標準——網上詩歌論爭綜述》，《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20）何言宏等：《重建我們的詩歌標準》，《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21）賴彧煌：《在現代經驗和美學形式的張力場中——新詩標準的探討》，《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22）張大為：《詩歌標準重建：從江湖化到政治化》，《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23）姜濤：《“標準”的爭議與新詩內涵的歧義》，《江漢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24）王家新：《無花果養大的詩人》，《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25）臧棣：《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現代漢詩：反思與求索》，第86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6）魏天無：《新詩標準：在創作與闡釋之間》，《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27）于堅：《為天地立心的詩》，《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28）小引：《反思與追問》，詩生活論壇，http://bbs.poemlife.com/forum.php，2007.12.23。

（29）木朵：《標準的反骨》，《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30）《詩生活》論壇，引自http://bbs.poemlife.com/forum.php，2007.12.23。

（31）周倫佑在《新詩審美標準研討會》的發言錄音，2014年3月6日。

（32）參見洪子誠、程光煒主編：《百年新詩經典》序言，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

（33）王毅：《新詩標準：誰在說話？》，《江漢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