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這是一個大時代，也是一個靈魂受苦的時代。

所謂大時代，是因為它問題叢生，有智慧的人，自可從這些問題中“先立其大”；所謂靈魂受苦，是說眾人的生命多悶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來，心思散亂，文筆浮華，開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這樣，在我們身邊站立起來的就不過是一堆物質。

即便是為文，也多半是耍小聰明，走經驗主義和趣味主義的路子，無法實現生命上的翻轉，更沒有心靈的方向感，看上去雖然熱鬧，精神根底上其實還是一片迷茫。

要談文學的時代性，我以為這是個核心問題。

誰都知道，文學在今日面臨著巨大的困境，但只從文學本身看，已無從發現它的問題所在——任何技術性的，或者片斷性的變革，都不足以解答寫作者的難題了；文學要想走出一條寬闊的路，需要有一次整體性的變革。

這場變革，我以為，首要的就是怎樣正視生命、培育靈魂，從而為文學重新找回一個立場、一種肯定。

（錢穆：“所謂文學，并非將生命、感情放進去就成為文學，而是將生命、感情及有時代性的內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來才成為文學的。”）

二

中國文學自古以來都是有立場的，所謂生命的立場——文學是生命的文學，學問是生命的學問。

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達，“溫柔敦厚，詩教也”、“思無邪”，說的正是作家中正的性情。以生命，通性情，自內而外，故中國文學也被稱為心學。

錢穆說，“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學，此則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藝術。”這是對中國文學的簡練概括。

以此觀點看中國文學，就會明白，何以中國一直來惟詩歌一脈發達，小說則被貶為“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國文人歷來重一己性情之表達，而輕虛構、描摹實事這一寫作路徑；文字中要見作者的內在心情（詩歌尤其如此），而非去偽造他人的心情（小說近于偽造）；寫作是為天地立心，而非放心（把心放于外，只見事事物物，不見生命和性情）。

“五四”以后，講科學民主，文化界涌動著一股求事功的暗流，但求事功者，又未必有事功的精神，所以，新文化運動，本質上還缺乏超越精神，它不關乎新的文化理想的建立，更不接續中國固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種事功和運動，這樣一來，文學的寫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變化，豐富了許多，但文學的根本立場卻丟了——文學越來越是一種工具或語言的游戲，不再是生命的學問，內在的精神力自然也開始走向衰敗。

文學一旦只求事功，對生命的荒涼沒有感覺，無法透出對生命的根本肯定，寫作就必定傾向于自然和經驗。自然和經驗，背后關涉的是一種趣味——寫作和生活的趣味。

這個趣味并不俗。

所以，描摹自然實事，書寫“經驗的我”，一直是“五四”以后中國文學的兩大主流，這在當時，是一種解放，它彌補了中國文學重性情流露而不及物的局限，使文學有了及物精神。

不過，文學（尤其是小說）發展到今天，如果還是只有自然實事和“經驗的我”，還只玩賞一種寫作的趣味，而無法在生命的空間上有擴展，那就意味著失去了文學的立場，因為除了自然，還有人文，除了“經驗的我”，還有道德的我、理性的我。寫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不從生理和身體的生命里超拔出來，不講道德勇氣和超越精神，作家就容易墮入玩世主義和虛無主義之中，透顯不出作家主體的力量。

三

由此反觀中國當代文學，我們不難發現，一直沉溺于自然實事和“經驗的我”的文學，這些年來不過是在延續著量的增長，而無多少質的改變。

自然實事和“經驗的我”，后面對應的正是量的精神，是紛繁的事象，是欲望和物質在作家筆下的瘋狂生長，是每年幾千部長篇小說的泛濫性出版。而所謂文學的質，它所對應的則是生命世界、價值世界。

中國當代文學中，這些年幾乎沒有站立起來什么新的價值，有的不過是數量上的經驗的增長，精神低迷這一根本事實絲毫沒有改變，生命在本質上還是一片虛無，因為經驗的我，身體的我，都是假我，惟有價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以前講文學，多注重講寫法，講經驗世界寫得如何活潑、真實，仿佛文學只關乎這些，而無關道德和價值。現在看來，價值危機才是文學真正的危機。

文學如果不能從生命、靈魂里開出一個新的世界，終究沒有出路。

現代中國人，普遍感到生命黯淡，靈魂無所歸依，但今日的文學無視這些慘淡的價值事實，只一味地去迎合那些事功層面的趣味，沒有氣魄張揚一種超越精神，更無法堅持有方向感的靈魂敘事，為心靈內在的力量作證，那個被欲望、物質悶了多年的生命如何才能翻轉過來？

因此，現在是到了重申文學的精神立場的時候了。

有立場，才有理想；有理想，才有擔當和肯定。牟宗三說：“現在這時代本很緊張，但大家卻悶在這里。究竟所以如此，即因無理想。……如有理想出來，即可成大事功！”確實，很多的寫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樣，自戀于一個小世界，或者譏諷道德，或者刻薄人事，用強用狠，一個比一個心狠手辣，說穿了，都在用文學混世界而已，惟獨缺乏寬大、溫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從真我里發出的生命理想。說到底，缺乏精神的創造力。

四

批評也是如此。

面對一片狼藉的文學世界，批評中最活躍的精神，也不過是一種“憤”，以否定為能事。由“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聰明者，也不在少數。

古人寫文章，重典雅，講體統，現在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

牟宗三說，“君子存心忠厚，講是非不可不嚴，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罵人弄久了，以為天下的正氣都在我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從前鄭板橋曾說：‘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我們現在寫文，要以此存心，以此落墨，才不傷自己，不傷家國。假使寫文的人沒有尖酸刻薄的心，則天下就好了。”除刻薄之風盛行，批評中言不及義的文字也很多，追問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專業精神，無從判斷一部作品的好與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蕩、飽滿；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沒有生命理想。

要說“先立其大”，我以為，這些即是這個時代的“大”——文學需要一個立場，一個理想，一種肯定，一種氣魄，有了這個大方向上的翻轉，其他問題才能隨之獲得解答。

以前，說到立場和理想，仿佛是一個酸詞，現在我則愿意大膽、大聲地說出來，因為只有精神飽滿了，才有可能把現代人的內心重新提振起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即方正，到了這樣一個喜歡耍小聰明的時代，更需要一種大方大正的精神，把文學從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來。

我們看歷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萎靡、低矮的樣子，就在于他們身上有生命的光輝，有文化理想，也有道德心靈的勇氣，從內在精神上說，他們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徑直而行的路。現在，肯走這條路的作家越來越少了，自然，肯擔當、有氣魄的作品也越來越少。

五

中國人講文學，一直有兩條路，一條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一條是從道德的角度看。重歷史、輕道德，結果就是迷信變化，無從肯定。

每一次文學革命，都花樣翻新，但缺少一種大肯定來統攝作家的心志。文學有歷史，當然也有道德，不過，文學的道德，不簡單類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學的道德，是出于對生命、心靈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對一種文化理想的回應。

我現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讀經，后讀史”——“經”是常道，是不變的價值；“史”是變道，代表生活的變數。不建立起常道意義上的生命意識、價值精神，一個人的立身、寫作就無肯定可言。

所謂肯定，就是承認這個世界還有常道，還有不變的精神，吾道一以貫之，天地可變，道不變，這就是立場。

“五四”以后，中國人在思想上反傳統，在文學上寫自然實事，背后的哲學，其實就是只相信變化，不相信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常道需要守護。所以，小說，詩歌，散文，都著力于描寫歷史和生活的變化，在生命上，沒有人覺得還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變應萬變。

（張潮《幽夢影》：先讀經，后讀史，則論事不謬于圣賢。）

把常道打掉的代價，就是生命進入了一個大迷茫時期，文學也沒有了價值定力，隨波逐流，表面熱鬧，背后其實是一片空無。所以，作家們都在寫實事，但不立心；都在寫黑暗，但少有溫暖；都表達絕望，但看不見希望；都在屈從，拒絕警覺和抗爭；都在否定，缺乏肯定。

唐君毅說得好，我們沒有辦法不肯定這個世界。只要我們還活著，就必須假定這個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你只能硬著頭皮相信，否則，你要么自殺，要么麻木地活著。如果你還沒有自殺，那就意味著，你的心里還在肯定這個世界，還在相信一種可以變好的未來。

魯迅為何一生都不愿苛責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說過于悲觀和絕望的話？就在于他的心里還有一種對生命和未來的肯定。我想，在這一點上，作家和批評家是一樣的，不能放棄肯定，不能不反抗。這是一種精神氣魄。

數學上有常數，我想，人類的精神上也有常道，是常道決定人類往哪個方向走，也是常道在塑造一個民族的性格。

常道是原則、方向、基準。

沒有常道的人生，就會失了信念和底線；沒有常道的文學，也不過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從中，作家根本無法對世界作出大肯定。因此，現在談文學寫作和文學批評，枝節上的爭執已經毫無意義，作家和批評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轉，是價值的重新確立，是道德心靈的復活，是靈魂受苦之后的落實。

我們都在這個追求變化的時代里悶了太久了。

寫身體的我，經驗的我，從歷史和生活的變化上找寫作資源，這樣的寫作路子看來并沒有成功——由此照見的人生，多是匍匐在地面上的，無法站立起來，因為文學少了肯定，精神少了常道，生命少了莊嚴和氣魄，就開不出新的文學世界。所以我說，該為文學重新找回一個立場、一種肯定，這是文學的大體，識此大體，則小節的爭議，大可以擱置一邊。

從其大體為大人。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守住生命的立場，肯定這個世界的常道，使文學寫作接續上靈魂的血管，這是文學的根本出路。“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從大處找問題、尋通孔，把悶在虛無時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顯出來，只有這樣，文學界的精神流轉才會出現一個大逆轉、大格局。——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失了這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