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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征路的《那兒》已被當下學界確認為是新左翼文學興起的重要實踐，其主題被歸為底層社會的見證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重訪繼承兩大方面。實際上，知識分子在精神代言實踐中遭遇身份錯位的復雜性問題，也是《那兒》及新左翼文學不容忽視的重要主題?！赌莾骸返闹魅斯靶【恕本哂泄と穗A級、領導者和“有機知識分子”三重身份，由于對未來歷史想象的缺位，三重身份形成互相消解與錯位的悖論關系，使其精神代言陷入革命精神的合目的性危機與身份認同的合法性困境，折射出新左翼文學必須解決又難以解決的難題。

關鍵詞：《那兒》 知識分子 精神代言 身份錯位 存在困境

曹征路的《那兒》[1] 已被當下學界確認為是底層文學或新左翼文學興起的重要實踐和文學介入現實的有力嘗試。就其主題而言，主要被歸為兩個方面：一是對底層社會現實的記錄、見證與批判，一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記憶、重訪與繼承[2] 。其實，除此之外，《那兒》中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繼承人的知識分子，在責任承擔與精神代言的現實介入實踐中遭遇身份錯位的復雜性問題，也是《那兒》及新左翼文學不容忽視的敘述主題。

對未來歷史的想象和對社會下層的關注是左翼身份想象的兩個重要的精神向度[3] ，左翼文學在敘述底層群眾苦難、表達反抗與完成未來想象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始終扮演著重要的精神代言者與啟蒙者的角色。進入當代后，新左翼文學的話語語境發生了極大變化，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和責任承擔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抡J為，在現代性視野里，知識分子已不再是“向那些仍需了解真理的人道出真理”的人，因為群眾“比知識分子更懂，他們肯定能夠自己表達自己”，因此，“知識分子的任務，不再是為了表述受抑制的集體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爭‘之前和之外’，而是參加斗爭去反對那種把他在‘知識’、‘真理’、‘意識’和‘話語’領域中變成其有用之物和工具的種種權力形式?！盵4] 以《那兒》為代表的新左翼文學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小說文本賦予“小舅”具有精湛技藝的工人身份和認真履行職責的工會主席身份，讓他置身于底層社會，親自體驗和見證現實苦難，同時，為了讓他“親自”參與戰斗實現對左翼革命精神的重訪與繼承，小說文本實際上還賦予了“小舅”“有機知識分子[5] ”的身份，讓他承擔起反抗與精神代言的雙重責任。只不過，小說文本巧妙地將“小舅”的“有機知識分子”身份隱藏了起來，形式上強化了他的工人階級身份，并通過他與敘述者的互文性關系，極大增強了小說文本的敘事張力。

但由于當下特殊的話語環境，新左翼文學尚無法完成對未來的歷史想象。而對未來歷史想象的缺位直接導致了像“小舅”這樣的有機知識分子在繼承革命與精神代言的過程中，三重身份之間形成互相消解與錯位的悖論關系，其精神代言遭遇革命精神的合目的性危機和精神代言的合法性困境，從而陷入俄狄浦斯式的存在悖論，折射出新左翼文學必須解決又難以解決的難題。

一、革命精神承繼的現實困境

馬克思主義及其最高理想，是支撐現代中國文學與革命書寫特別是左翼文學書寫的重要思想理論，左翼文學的重要敘事倫理就是左翼文藝精神。進入新時期特別是經濟高速發展而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銳的新世紀，新左翼文學要繼承并發展左翼文藝精神，就必然面對一個嚴肅的現實性問題：即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的后革命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如何繼承以及該由誰來繼承的問題。

應該說《那兒》在此問題上作了較為深入的敘述與思考。小說原名叫《英特納雄耐爾》，發表時改成《那兒》，實際上就是主人公“小舅”的母親得了老年癡呆癥，唱英特納雄“耐爾”的時候唱成英特納雄“那兒”。英特納雄耐爾即international的漢譯，既是鮑狄埃的詩歌《國際歌》的名稱，也可追溯到1864年在倫敦建立、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的“國際工人聯合會”的簡稱。小說以國企改革騙局與相關工人的生活情況為題材，深入挖掘了具有革命先烈血統的主人公小舅，如何參與改革和抵抗騙局的悲劇命運。在這里，作者將無產階級的國際傳統、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和革命成功后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等，揉合進對礦山機械廠的歷史、改制、收購等的敘述中，勾連起一個具有強大張力的小說時空。顯然，新社會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成果，理應極大的改善了工人階級的困苦生活，但從杜月梅的“霓虹燈下的哨兵”的生活、工人集體用身家性命購買本來就屬于自己的工廠而不得的境遇來看，事實情況并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理想的那么樂觀。于是，秉持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 “小舅”正式開始了漫長的上訪之路。

從語義學的角度看，“上訪”作為一種和平解決現實問題的手段，包含極為豐富的預設性前提，本身就對“革命”的語義進行了解構。主人公“小舅”將上訪作為繼承革命精神與現實責任擔當的一種方式，某種程度上已經預設了上訪道路的曲折或悲劇意蘊。小說廣泛展現了國企改革政策、領導層收購、工人出錢買自己的崗位、杜月梅被逼賣淫、集體像散沙似的沒有凝聚力等一系列狀況，使得敘述者“我”和“小舅”在踐行革命精神與敘述革命精神之間，構成了知識分子對待革命精神不同態度之間的對話關系。正如薩義德所言，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并能為公眾代言的個人，“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6] 。小舅的行為方式顯然符合這樣的知識分子標準，但小舅工會主席身份作為工人代表和領導干部的雙重現實能指，加之在改革過程中被動的成為騙局的執行者和獲利者，使得小舅上訪為保衛國有資產和工人利益的崇高精神訴求遭到質疑和消解。小舅不得不在繼承革命精神的同時，需要不斷為自己上訪行為的合目的性正名。于是，繼承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樸素而崇高的理想，與小舅的“革命愛情”、私人利益等復雜的勾連在一起，使得小舅在上訪與正名的雙重現實性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后順理成章的成為“政治性荒誕”的替罪羊。小舅最終只能在生產鐮刀和斧頭的氣錘下自殺以表清白，結束了像小舅一樣深陷現實困境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旅。

二、知識分子現實介入的身份錯位

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特別的身份表征，理應既獨立于政治話語，又區別于底層民眾。而持“有機知識分子”立場的小舅同時又具有底層民眾的階級屬性，還具有工會主席這樣的“領導者”身份，因而小舅在介入現實的實踐中必然面臨合法性身份的質疑，于是“上訪”與“小舅”的三重身份之間不斷形成隱喻和諷刺關系，并以知識分子的敘述者“我”在敘述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小舅時，展現了知識分子在責任承擔與精神代言的實踐中遭遇身份錯位的復雜性現實問題。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敘事者，在參與小舅的上訪工作中，不時的以世俗觀念代言人的身份，對小舅上訪的動機與上訪的預期結果持懷疑態度。這樣，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便在這樣的敘述張力下產生了兩個向度：一個是以小舅本真的出發點為代表的、機械廠退休的老領導們支持上訪并要小舅相信黨的信念的發展方向；另一個是以小舅外顯行為效果為代表的、國資委留洋博士質疑小舅的代表資格及“你想要什么”的事件客觀發展方向。小舅在遭遇上訪崇高目的性的信任危機后，又遭遇了身份合法性的質疑。小舅是機械廠的工會主席，是最沒有實權的閑職，但小舅卻被群眾劃為領導層的“非無產階級者”，事實上小舅也在之前的工人出錢購買本來就屬于自己的崗位事件中，充當了領導人剝削工人的工具與同謀者的角色。這并非小舅的初衷但卻成為事實。正因此，作為敘述者眼中有機知識分子的小舅才會在接下來的事情發展中充當反抗者的角色，想將功贖罪卻越陷越深。小舅的行為成了“俄狄浦斯”式的生存悖論：越是想盡力洗脫欺騙同胞的罪名，罪惡感越是在不斷的努力中不斷被加深。第一次小舅在參與機械廠“改革”的時候，小舅作為工會主席，是國家干部，要完成黨的任務，于是小舅做群眾的工作讓他們接受了改革的方案，讓工人掏錢買自己的崗位，但這些錢最后被貪污了。小舅的初衷是要挽救日漸衰微的機械廠保衛國有資產，結果自己的努力卻成了領導設計騙局的執行者，而且這只是故事的開始。后來小舅識破了港商空手套白狼的行為，極力想通過團結工人來阻止國有機械廠變成私人的既得利益，并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洗脫之前“被”騙工人的罪名。但一切努力都隨著29號文件的出臺而告敗，小舅的行為再次失去了本來意義。極具反諷意味的是，小舅領導的反抗斗爭失敗后，小舅竟然“客觀上”獲得了3%的股份，使小舅的努力和身份立場忽然出現倒轉，于是在多重身份錯位中，小舅的上訪行為在政治性荒誕中徹底宣告失敗。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敘述者“我”在敘述小舅的反抗斗爭過程中，始終沒有確證小舅的有機知識分子身份，他既不是工人推舉上訪的代表，也不是改革騙局的利益受害人，甚至還成了被動的既得利益者，似乎并不具備“被逼反”的樸素理由。這樣也就預示了小舅的初衷和行為既無法得到主流階級和底層民眾的認同，也無法得到知識分子的身份確認，深度觸及了當下知識分子在現實介入時遭遇的身份尷尬與存在困境。

三、知識分子精神獨立性問題與話語重構

知識分子在繼承革命精神與精神代言時遭遇身份錯位的現實性存在困境，必然要引出另一更為嚴肅的問題：即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力問題或精神獨立性問題。這也是左翼文藝精神被“引入”當代時必須面對的諸多重要問題之一。盡管左翼革命精神實現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目標沒有改變，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方針也沒有改變，但左翼革命精神的主體、對象以及生存環境卻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在此過程中，像主人公“小舅”這樣的有機知識分子，理應成為左翼革命話語的繼承者與實踐者，理應成為遭受壓迫的底層民眾的精神代言人，但他們的繼承與實踐行動本身又對他們的既有知識分子身份和相應權力形成了消解。即，知識分子作為底層民眾的精神代言目標是削弱某種對底層民眾造成壓制的政治話語權力，但知識分子代言權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話語權力。這樣，知識分子的代言實踐就與相應的政治話語權力形成既沖突又互相作用的合謀關系，使得像小舅一樣的知識分子不再僅僅是“向那些仍需了解真理的人道出真理”的人，而同時也成了“一種阻礙、禁止和削弱這種話語和知識的權力制度”的“代理人” ⑦。因此，由于這樣的身份錯位，“左翼時期”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獨立的左翼革命精神，進入當代后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和質疑。

如上所述，主人公“小舅”雖然真實身份是有機知識分子，上訪的真實目的是繼承左翼革命精神（解決底層民眾被欺壓問題和保衛國家利益），但他已無法成為“向群眾說出真理的人”，也無法成為通過斗爭去反對那種把他“變成其有用之物和工具的種種權力形式”的知識分子。于是，當小舅置身于革命與愛情、苦難與抗爭、階級對立與革命理想等左翼式語境時，處處遭遇身份錯位的現實性困境：上訪本想為工人討回公道，但卻被群眾認為是憐惜當了“霓虹燈下哨兵”的舊時情人；動員工人購買自己的崗位本是想保住機械廠，但最終卻淪為收購騙局的執行者；再次上訪本想為自己正名，但卻被政治話語解讀成了謀求私利。這絕不簡單是單純的強權政治話語，我們回過頭來再仔細分析小舅的“工會主席”身份會發現：如果說左翼時期工會是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聯盟的話，那工會主席理所當然的就是左翼革命的實踐者和工人的精神代言人；但進入當代后，工會與工會主席的話語意義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語義偏轉，很大程度上已演變為當權者規訓有機知識分子的一種方式，工會主席已背離受壓迫群眾的群體而成為與某種政治話語權力合謀共生的另一種話語權力的擁有者。所以，仍然秉持左翼精神立場的小舅已注定無法完成使命，他的自殺某種程度上正預示了當代知識分子精神獨立性的死亡。

值得慶幸的是，《那兒》并不僅僅是對知識分子精神獨立性死亡的簡單憑吊，而是通過知識分子的敘述者“我”與秉持左翼精神立場的知識分子小舅之間形成一種強烈的“互文”和“對話”關系，實現了當代知識分子繼承左翼革命精神話語重構的嘗試。小舅的悲劇是由處于迷惘、困惑和質疑中的我敘述完成的，兩者的思想歷程正好呈相反的發展向度但卻同時完成了精神自我救贖：小舅執著的精神立場在遭遇身份錯位的現實困境中不斷走向消亡，生命消亡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救贖；而敘述者我在敘述小舅遭遇的過程中由質疑（行為）—懷疑（效果）—同情（判斷）—認同（立場）一系列情感變化中開始真正接受“小舅”的革命精神立場，實現精神的自我救贖。由此，小說的結尾故意安排敘述者敘述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客觀的敘事效果是敘述者“我”還給了小舅一個“瞑目”⑧。但事實上，與其說敘述者“我”是還小舅一個瞑目，不如說是實現自我精神救贖的知識分子“我”自我反省后的一種覺醒、一種期許。也許這才是新左翼文學成為當下文學主潮的重要思想基礎和革命理想守護的重要標識。

注釋

[1] 發表于《當代》2004年第5期。本文討論的文本均引于此。

[2] 何言宏：《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

[3] 曹清華：《何為左翼，如何傳統——左翼文學的所指》，《學術月刊》2008年1月。

[4] ⑦[法]?？拢骸吨R分子和權力法國哲學家M.?？潞虶.德勒澤的一次對話》，陸煒譯，《哲學譯叢》，1991年第6期。

[5] [意]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6] [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6-17頁。

⑧本刊特約記者：《曹征路訪談:關于<那兒>》，《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