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必須繼承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回到中國古漢語和中國文學的高貴、典雅和古典敘事上來，以真實、真情、真言、真人、真性情、真故事為文學載體，以人為上，以人性為重心，寫人的真性情與真情實感，以真正的中國風格和氣派，經營好自己古方塊字的文學世界。

我們正步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的劃界是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為標志的。處于這樣一個新變當中，報告文學作家當然應有屬于自己的獨特、嶄新的思考與表達。在新時代，中國作家是要勇敢地站到陣前的，不能做旁觀者，不能讓文學缺席，不能讓最純粹的民族言說遠離時代。作家的表達和敘事譜系，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敘事坐標。詮釋一個新的時代，留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族群進入中國時代的演進史、心靈史、精神史，文學書寫責無旁貸，中國作家責無旁貸。作家關于新時代的書寫，一定要經得起時間、歷史和讀者淘洗，在新時代的敘事方面應有更闊大的格局、更長遠的眼光，讓自己的作品真正成為不負時代、不辱種群、不悖良知的心靈之書，始終做到恪守底線，尊重規律，愛護作家，善待藝術，立足當下，心向未來。

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注定了它與中國時代貼得最近，也最具前沿精神。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學，始終不能忘記的便是人民群眾。最有力的筆觸，最稱得上濃墨重彩的詩章，應該是蒼生在上。報告文學的書寫和表達，一定要上承天心，下接地氣。惟其如此，文學才有真正的力量，才能展示它的預見性、揭橥性、思辨性和悲憫度、溫馨感，才會有大時代的意義和化外之功。基于上述諸點，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這個大時代的文學敘事天空之下，作家應該有怎樣的站位與姿勢？應該秉承一種怎樣的文學法度與道統？應該有怎樣的哲學向度和歷史深度？結合近來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上的報告的體會，尤其是總書記對優秀文化的論述，我感到，面對一個中國時代降臨的書寫時，報告文學作家起碼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新時代與風神韻

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總是讓作家歡欣鼓舞，總是讓文學躍躍欲試。回首新中國成立將近70年的文學之旅，確實令我們欲說還休。十七年文學出現了一個高潮。對于那個遠去時代的文學書寫，究竟應該如何判斷其文學、文化與精神的價值，這大體上可歸于文學史家的話語范疇，我不想妄評。但其中有一點不容否定，那就是過去時代的書寫，曾影響幾代人的青春、人生和理想，并持續至今。

改革開放開啟了思想解放和文學解放的新時代，所以才有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啟蒙，才有了報告文學的一次井噴。但之后，一批報告文學的大將隨風而去，從此星光黯淡。他們所碰到的冷暖兩端，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作為這支隊伍的旗手，徐遲先生卻以文學的中道和大雅，巋然不動，終成豐碑，這同樣值得后來者思考。

第三個時代，即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標志。身處其間，作家自然不能缺席，不能失語。剛剛降臨的這個時代，必定是中國歷史上意義非凡、變動不居、影響深刻的一個時代。作為時代的觀察者、書寫者的作家們，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如何看待這個時代的相關特性？如何打造與強勁發展的中國經濟相稱的話語譜系、文學譜系等等，這些都是大家需要沉下心去凝視、自省、反思、呈現的東西。

面臨這類挑戰和機遇，作家可以做的就是拿出重量級的思考成果來，拿出重量級的作品來，忠實記錄能反映一個時代本質、反映社會發展進程的歷史和現實圖景，得出不同于學者、專家和一般受眾的見解。只有如此，作家才能真正稱得上是不失立場，時代才能真正稱得上是氣象萬千。作家在觀察、思考、書寫的過程中，要樹立起一種認識，那就是，褒與貶都必須符合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長遠利益。惡意抹黑固不可取，盲目自大同樣面目可憎。中國模式應是一個漫長進程，它無法畢其功于一役。它不是一日、數年，甚至不是一百年可成，很可能是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這是歷史大勢，是世界大勢，其中也可能會存歷史迷局、書寫短板。因而需要我們認真妥善地去把握、處理相關題材，需要我們撫今追昔、覺是知非。

就目下情況而言，強勁發展的經濟需要可以與之相匹配的文化表達來呼應。這里有一個評估與衡量的問題。我覺得須依照三個坐標體系來評估與衡量。一個是紅色坐標，一個是歷史坐標，一個是世界坐標。紅色坐標，自然是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所倡導、所褒揚的方面，是正向書寫，是現實摹畫。也就是說，它首先應是民族的號角，是精神的旗幟。歷史坐標，則是三千年的文化、文學的衡量標尺，即文以載道。這也是一種國家意義的書寫。《詩經》《左傳》《史記》《戰國策》皆如此，它們都是一種王朝廟堂的正史書寫，并最終成為文學的經典。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于優秀傳統文化表達了無限的溫情和敬意。這種坐標，其實就是國風，是春秋，是戰國策，是漢文章，是唐詩、宋詞，是元曲和明清筆記、話本小說的坐標。再一個是世界坐標，那就是人類優秀文學作品的評價體系，即對人類命運，對愛情、榮譽、尊嚴、犧牲等人性的深刻獨特的書寫。

具體到報告文學寫作，我想說三個字：風神韻。

風不僅是文人墨客、高人韻士的風騷、風流、風情、風月，而是一種文學初心的回歸，是上古的正大氣象，是詩三百的國風傳統，是人民性的書寫，即風雅頌之風；是關乎小人物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低吟淺唱，是關于人的情感哀婉悲愴的觀照，是關于你家我家的離合悲歡的表達，是關于你我的風月浪漫的言說。它的主體是人，是平頭百姓，更是大寫的人，是關于蒼生的命運、情感、榮譽、勇氣、犧牲、靈魂、孤獨、希望、自豪、同情和憐憫之精神的寫照。它講的一定是中國故事，是我們這個民族所懷有的光榮與夢想、尊嚴與榮耀。離開此，便不是文學，或者說，不是好的文學。

神是神品，是上品的風骨、風神，就是一個民族哲學的向度與精神維度。中國作家不缺生活，不缺技巧，甚至不缺想象，缺的是我們對中國時代嶄新獨到的發現乃至深邃寬廣的歷史照亮和哲學思考。當下中國作家所缺的，或許就是獨到深邃思想對中國時代的精神發現與洞照，既缺一種新時代的文化風骨、風神，又缺古老大國所獨有的文學風神韻；既缺一個民族的精神之魂，更缺一種面向世界書寫的文學自信和話語權。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但中國山脊卻從此扁平化。可以說，這是一個創新與欲望一樣失控的年代。面對五千年來的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變局，作為一名中國作家，我們對于這個時代所應有的態度，不應只是貼近，不應事不關己，或者持諂媚之態，而應該是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縱深、更高遠的視角之上，對這個時代進行獨到準確的把脈和哲學思考，用思想之光照亮心靈皺褶，在穿透這個機遇與風險同在、奇跡與挑戰并行時代的過程中，振起精神之魂。

至于韻，那就是風韻、情韻、余韻以及詩韻和韻律之美。文學是要講究文本、文體的。不是說遇上一個好題材，你拿到手了，就成功了。有許多作家將一個好題材寫壞了，珍寶就此被委棄糟蹋。如何寫得情韻盎然，回味無窮；如何寫得趣味十足，一詠三嘆；如何寫得鏗鏘有力，擊節而歌；如何寫得余韻繞梁、三日不絕，這些都是我們在文學之韻方面，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

表揚稿與黑白灰

不必諱言，當前報告文學的創作，確實充斥著大量的表揚稿。表揚稿的弊病就是只有報告，而無文學，以紀事為樂、為快，只知就事論事，并無人物的命運、愛情、生死、榮譽、尊嚴和犧牲的動情抒寫。

習總書記提出四個謳歌：謳歌黨、祖國、人民和英雄。這是總的指導原則，不能動搖。那么，怎樣才算是謳歌呢？我理解，謳歌就是必須堅守格調健康、情感真實、不負時代的基本面，褒獎民族精神、國家公義、心靈律令，要見人見事見史見思，做到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但一味把作品寫成表揚稿，是不是謳歌呢？很難說。校正表揚稿寫作，最好采用繪畫的黑白灰。

黑白灰是繪畫的三個重要元素，通俗一點講就是明暗、空間和主次。將這種元素引進報告文學里頭，非常有必要。對表揚稿的一次反動和越軌寫作，則可看作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喚醒與回歸。

繪畫元素的明暗，可以理解為人類的光明與晦暗、黑與晝、生與死的搏擊。是命運的沉浮與輪轉，是愛情的絕地逢生，是失敗的尊嚴與涅槃，是人的生命與生存、榮譽和犧牲的重塑，是革故。它的對象依舊是描寫人，是大寫的人的浮世繪、工筆畫。寫人在歷史與時代之中的擔當與犧牲、沉浮與宿命，寫人性的美麗與悲愴、人情的溫婉與良善，還有人性的復雜與黯然。這是一個人類通行的亙古不變的寫作真理。倘若沒有我們對人類文學古老真理的喚醒與抒寫，我們所寫的愛情就不是美麗與凄愴，而是肉欲與風月，我們悲歌的壯烈赴死就將變成毫無意義的犧牲。縱使是勝利抒寫，也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成功。

再一個是空間，我以為這個詞用于報告文學文本的鼎新尤其好。繪畫空間說法，其實就是一個時空概念，是文本結構中的多維度與多向度。其于小說和報告文學以及別的文體，都是一個必須逾越的門檻。跨過這道坎，便可以走向文本創新的自由王國，打通創作的任督二脈，達至天馬行空之境、縱橫捭闔的時空之域，鏈接歷史與現實、風情與民俗，召喚與復活人文精神。

最后是主次。一切文學都是寫人的，惟有從人性、人的情感和人的命運出發，才是文學的真諦。40年間，我們經歷了一個奇跡與夢想不斷發生的年代，好多工程震古爍今、空前絕后。然而這些大工地、大工程、大創造后邊，站著一支億萬人的民工隊伍。青藏鐵路，他們是主角；兩萬多公里高鐵修建，他們是主角；南海填島，他們仍舊是主角。所有大工程背后，都有他們的身影。然而一旦落幕，他們便默默地離開。作家有責任為他們代言，將他們平凡、質樸的故事，寫成新史詩。我們的采訪視線和講述重點不能離開那些最普通又最可敬的大眾，不能離開那些創造了奇跡而又默默無聞的平凡人物。無論是人物、場面、脈絡、細節都是有主次之分的，都會有主線、暗線與伏線之分。可惜的是，不少作家只希望抓住一個好題材，以為這樣就成功了一半，而寧愿置認真采訪于不顧，置脈絡與細節的挖掘于不顧，置深邃精妙的思想提煉于不顧，置精湛的美學元素鼎新而不顧，最后寫成了一地狼藉，難以卒讀。因此，避開表揚稿的寫作，最好的辦法就是引進繪畫的黑白灰之道，寫出人性人情之美、之善，也道出其黯，甚至其灰、其黑來，讓讀者通過對比，形成通識，知道何為至真至善至美。

文學性與信達雅

相比于上世紀80年代，當下報告文學無論是在創作的體量、數量和文體的變化上，都形成了超越態勢，構建起了中國文學方陣的一支主力軍。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事實：有的報告文學寫作，報告大于文學，新聞多于報告；有的語言太制式化，遭到文學界同行詬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緣此，報告文學作家被矮化、惡化的現象時有發生。

新世紀以降，一批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加盟于報告文學作家隊伍。這對于改善報告文學作家隊伍的素質與結構，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報告文學過度小說化的傾向，使之不斷突破報告文學的邊界與地線。失度就會失真，失真便會失態，失態就必致失語。為此，對于過度的文學化，我想提三個字：信達雅。

信達雅，出自嚴復的《天演論》。對于翻譯而言，信則不偽，就是真實；達則有度，度存極致，是為暢行不拘，志節中正，杜絕過之而猶不及。其實，說的還是一個度的把握問題；雅則為分文野，見辭彩，夫子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在特別強調文學性的今天，我有一種憂慮，過度的小說化，其實會傷害報告文學文體本尊。

我要特別突出信，強調真實。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和底線，失真則亡。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過：“我絲毫不想通過自己的虛構來增加或者沖淡所發生的一切的內外真實性，因為在那些非常時刻，歷史本身已經表現出十分完全、無需任何幫手，歷史是真正的詩人和戲劇家，任何一個作家都甭想去超過它。”我們處在這樣一個色彩豐富的時代，每天都要直面高嶺低谷，直面離奇而又真實的社會景觀，真實生活遠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因而作家需以行走之姿，走到、聽到、看到，從大量的真實事件和人物中去發現獨特生動的細節和文學精彩。我個人在創作中遵循的是“三個不寫”原則：走不到不寫，聽不到不寫，看不到不寫。

第二是達，達而有度，達而準確，達而極致。好的文學在于度，在于藏，將深邃的哲思藏于故事之中，藏于人物的命運之中，藏于細節之中，令人過目不忘。縱使需要點睛之筆，也是寥寥幾句。引而不發，引而不語，令人扼腕長嘆。而非站出來大發議論、大聲說教，尤其對心靈雞湯類的慰藉，讀者是最為反感的。達至有度，達成極致，就是文本、語言、敘事、故事，既要志節中正，又不能太陳舊。內心要有所守，有所本，但寫法不能太老實，要革新，要敢于超越，敢于創新，以求實現文學的經典化。

雅，是取義、恭儉，是文采，是才華橫溢而不炫耀，是真正的中國風格和氣派。在一些作家作品中，上古時代的中國正大氣象不再，古漢語之高貴、典雅、洗練之美盡失，唐詩、宋詞的平仄押韻節奏之美煙消云散，而中國文學則由是被高度歐化，變成了一個個繁復、冗雜、累贅的長句。這樣一來，中國文學失去了本色，迷失了自己，中國文學無魂、無文、無神，成了一條無源無水的干涸河床。

當代中國作家正生逢其時，此乃一個催生偉大文學的年代。作家應該反思過去，自省內心，關注精神的矛盾和掙扎，瞄準未來，重新歸零，以求再整裝待發，吮吸中國古典文學菁華。必須繼承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風格，重拾山河，回到中國古漢語和中國文學的高貴、典雅和古典敘事上來，以真實、真情、真言、真人、真性情、真故事為文學載體，將此作為敘事之核，將平民百姓置于文學之頂，以人為上，以人性為重心，寫人的真性情與真情實感，以真正的中國風格和氣派，經營好自己古方塊字的文學世界。將每個漢字當作一兵一卒，一車一帥來運籌，注重謀篇布局，排兵布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