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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李佩甫的小說，盡管常有基本主題、基本人物譜系、基本敘述結構的重復，有時甚至有相同細節在不同小說中反復出現，但每次閱讀，都能感受到他對中原大地和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一以貫之的、真誠熾熱的情感。他以多情對大地和大地上的萬物，于是他累積了來自大地萬物這樣那樣的、厚厚的“疼”：曾經的池塘一片干涸，他疼；一張蒼老多戚的臉從身邊經過，他疼；一段鄉人無告無依的故事進入耳朵，他疼……他在《生命冊》里寫：“樹疼嗎？我替他疼。”這些“疼”，化為了他文字世界里最感染人的魂魄。

寫這部《平原客》時，他心里一定也有難以撫平的感慨唏噓與疼痛吧？《平原客》是有原型的，原型就是2005年河南省副省長呂德彬的雇兇殺妻案。呂德彬的老家是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與李佩甫算是老鄉。時隔十來年后寫他，李佩甫想追問的是命運。命運莫測，何以至此呢？

小說里的李德林與案件中的呂德彬，人生經歷基本類似。李德林是梅陵人氏，留美歸來的博士，國家首席小麥專家，農業部專家組顧問，先是擔任“農科大”副校長，后來升任主管農業的副省長。可是，他的婚姻卻將他一步步逼到了人生的死角。他的前妻是農科大的老師羅秋旖，城市生活的背景和習慣讓她與李德林生活習慣邋遢的農村父親難以共處，與李德林的老鄉們隔膜很深；每一次因父親或老鄉鬧矛盾，李德林都以“投降”來換取家庭和平，可每一次“投降”，都是一次傷害與疏離。不久，兩人離了婚。孝順的李德林托學生劉金鼎（后來成了副市長）找了個農村姑娘徐亞男做保姆來照看父親。姑娘對老父親伺候周到，做老家的家常飯得心應手，讓李德林感到從未有過的親切、溫馨，他索性將保姆變成了妻子。可是，成為妻子后的徐亞男一下子夫榮妻貴，長期的卑下突然高大上，農村背景的她沒有與新身份相適應的教養和能力，很快變得蠻不講理、偏激、頤指氣使、動輒撒潑，甚至因為李德林的出軌而時常毆打、審訊、威脅他，這讓李德林陷入更大的后悔、難堪、苦悶，還有無法解脫的絕望。終于，他和劉金鼎密議并實施了雇兇殺人，可惜，很快就被中原神探——綽號“刀片”的赫連東山偵破。很快，他和劉金鼎，還有所雇二兇，被執行死刑。

他在哪里走錯了路呢？李佩甫在小說中感嘆：“如果他知道他的未來就是一個殺人犯的話，他就犯不著遠涉萬里，去美國讀博士了。殺人還用苦讀么？但現在說什么都晚了。”他如果沒有當副省長，而是一直做個小麥研究專家，會怎樣呢？人生到終點，他才深深讀懂了自己的心意，他“最喜歡一個人坐在麥地邊上，點上一支煙，默默地坐著，倘或說這是在與小麥對話。那是一種心碰心的、無語的交流。是呀，坐在麥地邊的田埂上，脫掉一只鞋（他喜歡穿布鞋），把鞋墊在屁股下，光出一只腳丫，用腳趾去蹭田埂上的熱土，聞著小麥或青澀、或甜熟的香氣，就那么默默地坐著……這是他人生最愜意的時刻。”

可人生之路怎么走，好像由不了他。不知道“是誰有這么大的力量，一下子就把他套住了”。當一段世間的故事塵埃落定，當一個生命的背影漸行漸遠，那命運之河從發端處流淌而來，行走一路的曲折蜿蜒就格外醒目。站在小說文字的邊沿看李德林、徐亞男、劉金鼎、謝之長、赫連東山等眾多人物命運的河道，我們發現：原來，人不是自己長成了這樣，是被賦予成了這樣；我們的生活，也不是自己過成了這樣，而是被安排成了這樣。而這一切，不知何時悄悄開始，不知何時悄悄變化，“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頭發白的時候也沒有……”

這樣看，李德林、徐亞男、劉金鼎、謝之長、赫連東山等，終此一生像什么呢？中原大地在這個時代的匆匆過客嗎？“在平原，‘客’是一種尊稱。上至僚謀、術士、東床、西席；下至親朋、好友、以至于走街賣漿之流，進了門統稱為‘客’。是啊，人海茫茫，車流滾滾，誰又不是‘客’呢？”寒來暑往、春夏秋冬，坦闊而廣袤的中原大地默默地養育著所有來到她懷抱里的生命，每一天每一秒都有來的，也都有去的。

生命就是這樣吧？來世上一遭，做一次過客？“那只蝴蝶，臥在鐵軌上的蝴蝶，它醒了么？說實話，我不知道。”人如萬物，也如蝴蝶，出生就臥上鐵軌，會向什么方向飛、會有什么危險、會在哪里終止？自己不知道。

以前，李佩甫寫小說，常常以積攢多時的情緒為敘述驅動力，他不由地會在字里行間發大力、飆狠勁兒，不由地就讓強烈的表意需要拘禁了人物們的自我伸展。可是，《生命冊》時，在大主題、大結構與過去保持一致的情況下，他還是盡可能地讓自己去貼合人物，貼合他們的處境、性格、心理，貼合他們人生的河，并隨之順流而下，盡可能讓他們自身呈現自身的豐富性。因此，閱讀《生命冊》的時候，社會性、時代性的大變遷外，“命運感”也不時在心頭浮起。這是他本著自己觀察思考的變化，為寫作突破有意做的調整；這種調整在大主題、大結構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看似不醒目，但事實上，這是他寫作過程中發生的大轉變，他將這轉變延續到了《平原客》，并將持續性地影響他以后的寫作。

因此，將《平原客》置于李佩甫的創作序列里，這小說才可能顯示出不一樣的意義。

或許，《平原客》會是一個分界？是為結束，是為開始？

借著這樣特殊而典型的素材，《平原客》明明就是在探討人的命運：人的出生和命運，人的性格和命運，人的遭逢和命運……那些過往小說中的社會性、時代性主題已經在文本里退為其次了，但李佩甫還想抱持著，以增大小說的思想內涵，他甚至還想延續以往的主題表達，再增一點新的磚瓦以襯托高度。他說：“我寫的是一個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態，也可以說是一部‘人民批判書’。”“從某種意義上說，腐爛是從底部最先開始的，可以說是全民性的。”可被他解放了的大部分的人物，更多地想訴說的卻并非這些。這是一個信號，他開始進入新認識、新狀態下的寫作，已經不是舊思想體系可以裝得下的了。說實話，我真的懷疑:植物與土壤的生成關系，已經被他發揮到了自己的極致，再往下挖掘，又能出哪些新呢？在新態勢下，反倒不如索性轉變就大幅度地轉變，清空原來太常用的經驗，把過去的思維也換個方向，看看會出現什么。

近幾年來，李佩甫心態放松了許多，他常念叨著要到處走走看看，寫些隨筆啥的，那會是怎樣的文字呢？想想，心里就充滿期待。

（作者系鄭州師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