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望笙這件古老樂器3000年的歷史，幾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命運休戚相關。從齊宣王三百笙竽的曠世絕響，到魏晉時期《笙賦》里依稀浮現的禮樂光芒，再到竽在大唐盛世黯然退場，只留下一攢玉笙在南唐宮闕里優雅而神傷……風雨飄搖的歲月里，笙簫寂寞，無以言說；今天我們再度關注笙，那金聲玉振的小小笙簧和剛直勁節的紫竹笙苗，仿佛帶我們重回那個黃金時代。

我與笙結緣41年，對它的感情也由恨到愛，太多問題牽引著我。我嘗試背對現實往回摸索，看看笙這種樂器在歷史的面紗后本初的樣子。在古籍的只言片語里，在歷代詩詞歌賦中，我試圖連接和勾勒，像蜘蛛修補著一張破碎的網。和笙有關的很多文字，雖是第一次見到，但并不陌生，因為那些對笙的贊美里，充滿了對人性的追求。

就這樣，我慢慢地領悟到笙在古代的四種精神——“和”“德”“清”“正”。

“和”是一個古老而博大的美學范疇，也是笙的前身。殷商時期，甲骨文的“和”就已經出現，左邊表示形，如同笙的樣子，右邊的“禾”字表示讀音。“和”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符號，而是取象于笙這件和諧共鳴的樂器。“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作為樂器的“笙”，通“生長”的“生”，有萬物生發的意思。笙斗就像大地，簧片像種子，笙苗就像生長出來的萬物。當我們演奏笙的時候，一呼一吸好似一陰一陽，與《道德經》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殊途同歸。這說明了笙與道家文化“天人合一”觀念的同一性。《齊物論》中講到了“地籟”“人籟”“天籟”三位一體的和諧觀念，“籟”字也是笙的名字。許慎《說文解字》中說：“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笙發音，氣振簧鳴，氣停音止，恰恰蘊藏著天地間萬物歡歌的含義。

“和”的另一種特性是圓融。笙可以中和那些個性鮮明的民族樂器，如嗩吶、二胡、琵琶等。這些樂器獨奏的時候，往往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合奏的時候，若個性過分夸張，反而讓彼此間無法交融。有了笙，這種問題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因為笙的每一個音，都用兩個以上的音組合起來演奏。這種多音組成的傳統和聲具有很寬的泛音頻譜，可以補償合奏中缺失的頻段，讓音樂聽起來更加豐滿圓融。

笙的第二重精神是“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曾覺得自己學錯了樂器。二胡的滑音，嗩吶的嘹亮，鼓的高亢，《十面埋伏》里一把琵琶就能演繹出千軍萬馬，這些音樂表達對于笙來說，都是望塵莫及的。笙是簧片樂器，這種發音原理決定了它的局限性。直到我后來讀到了晉朝潘岳的《笙賦》，《笙賦》形容笙的音色“直而不居，曲而不兆，疏音簡節，樂不及妙”，意思是，笙奏出的音樂雖然直接但不僵硬，可以委婉但決不諂媚妖嬈，這種疏朗簡潔的藝術魅力，是其他樂器所無法比擬的。這讓我聯想到《論語》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節制之美。笙的音樂之美，恰恰是廟堂之氣與君子之義的絕佳表現：喜不必得意忘形，悲不必哭天搶地。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習慣用一種有節制的優雅姿態來抒發內心的感情。這種細膩而深刻的處置，或許就是我們祖先面對無常人生的淡定和從容。

笙的第三重精神是“清”。“清”是中國獨有的美學概念。清朝《靈芬館詞話》里形容姜夔的詞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唐代《游春臺詩》中亦有“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這里的鳳凰，指的就是笙。大概在18世紀時，笙通過一個法國傳教士傳到歐洲，在那之后產生的手風琴和口琴卻沒有什么清的音色。原因在于笙的結構。至少1000年前，笙片就有了一層用五音粉做的防銹涂層，演奏時，涂層也在震動，細小的銅粉和石粉也在摩擦共振，于是產生了類似于管風琴的聲響。

“正”是笙的第四重精神。從《周禮》中可知，笙師原是一個官名，被譽為“五音之長”。小型民族樂隊、大型民族管弦樂團，甚至“絲綢之路”樂團，大都由笙來校定音準。在為笙校音時，要進入一種極為平靜的狀態，觀察音與音之間是否相和，簧片在呼與吸之間是否平衡，找到一種最大限度的和諧——這樣一攢笙調下來，通常要幾個小時。這同時是一個正心調性的過程。經過深度溝通之后，人與笙之間的距離更近，達到一種合二為一的狀態。心無掛礙，人器合一，只聽到那“中正平和”的笙音，帶著我們深深地向往飄散到無邊的天際。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簡單的音樂，或許可以喚起你內心的平靜。就像茶與酒的關系，沒有茶，酒會變得相對浮躁，過于粗獷。可如果沒有酒，過于冷靜，則少了一份沖動的喜悅。激烈的音樂刺激，緩慢的音樂動人。激烈的音樂只要重復一個技術，添加豐富的和弦色彩，以及矛盾和情緒的沖突，就可以營造出五光十色的音樂世界。但緩慢的音樂，必須要投入全部靈魂，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高度專注，這樣才能擁有連綿不斷的氣韻，才能與聽者心心相印，進入深度欣賞和聆聽的狀態，如同身心得到一次洗禮。

笙的“和”“德”“清”“正”是一種美學精神，也是中國人的生存方式。這不但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也是中國的先民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偉大貢獻。

（本報記者任姍姍整理自作者在“蘭亭若耶音樂雅集”上的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