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當代作家特別是50后作家進行年譜整理是否必要，關系到如何看待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雖然仍有意見認為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版圖中指認“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容易混雜其他感情因素，但50后、部分60后重要作家三十多年來的創作實績，又確實構成了當代文學發展的一個“小傳統”。在目前針對新時期文學的多種資料匯編、作家選本與文學史敘述中，關于他們的經典性價值已經形成一套穩定共識，一面為評價其新作甚至理解當下文學生態都提供了有效的歷史參照和批評支點，一面又制造著成規。如談到莫言就一定會從“民間性”“魔幻性”和鄉土中國的現代書寫等角度入手，余華的研究者都熟悉他的“暴力敘事”與“先鋒轉向”，論及王安憶就必然涉及“上海書寫”等等。這些認識來源于與創作同步的批評累積，由于這些作家大多在20世紀80年代成名，關于他們的重要批評往往又關聯到新時期文學思潮，以及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轉型的歷史意識。這也就帶來了必須思考的問題：尚未完成的經典化過程會不會受制于已有的結論？是否應當重審今天“批評”眼光的由來？能否回到歷史脈絡中，去重識那些被經典化了的作家作品，為理解這些作家還在展開的文學世界提供更多參照？

對經典作家進行年譜整理與研究，恰恰可以對這些問題有所回應。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及年譜體例時，主張“據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他還指出：“譬如做傳，但描寫這個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斷語，而能令讀者自然了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值，那才算是史才。”梁啟超由此建議年譜編纂者“與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但如何對前人批評進行揀選，并以客觀呈現譜主事跡為目的編入年譜呢？傳統年譜編纂或從文學交往、師友淵源等方面考證批評家與譜主的直接往來與相互促進，或在每年輯錄重要的批評觀點著述，以此呈現譜主在同時代人眼中的價值定位。針對當代經典作家的年譜整理，如能有意識地以研究現狀中普遍認同的觀點或問題為參照，既有助于研究者把對當代作家的批評性意見，回收到歷史中去；也能把被批評加工過的作家作品，還原到有更多解讀空間的發表狀態。

年譜整理要將圍繞作家作品形成的經典認識，轉換成問題，而非梳理脈絡的依據。近幾年由《東吳學術》雜志組織出版的一系列作家年譜，為作家作品論開辟了重要的史料研究視野。但或許因為“文學年譜”的立意局限，對一些批評認識還缺乏足夠的“語境化”，尤其寫到在世作家晚近幾年的文學活動時，更像是批評資料匯編。一些年譜對構成作家文學實踐重要一環的行旅活動呈現不足，年譜中不僅要記錄行旅的時間、地點和著述成果，還應借助作家自述等材料盡可能呈現行旅中直接影響到作家身心感覺的事件。

年譜整理借助史料說話，可以有針對性地把一些批評共識落到實處，也要格外注意能形成補充甚至修正的其他材料。對當代作家生平的編年紀事，雖然力求客觀，但不能回避對作家創作階段中某些重要關節點的研究拓展。例如，批評界普遍認為莫言在1984年進入原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后，以《透明的紅蘿卜》等作品為代表呈現出一種持續性的先鋒姿態，幾年后才開始有“回到民間”的創作轉型。李桂玲編撰的《莫言文學年譜》也用翔實的材料，如莫言在軍藝學習期間的閱讀書目、《透明的紅蘿卜》的“誕生記”等，在作品周邊搭建起了理解這一創作軌跡的多個支點。然而，程光煒教授新近“莫言家世考”系列研究又對這個線索提出了“質疑”。在《高密剪紙和泥塑》中，他引述莫言亡友張世家的一段回憶材料，指出莫言在1986年回鄉探親時就曾專程找高密剪紙世家范作信買了五百余件剪紙作品，這一細節后來還出現在莫言1986年發表的小說《高粱酒》中。當批評家們順著對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新潮文學崛起的一般印象，從莫言讀福克納、馬爾克斯等自述中興奮地發現一個“現代主義者”時，程光煒教授感慨這則材料的發現是“令文學史家難堪的場面”。倒不是說一則材料就能否認此前研究的價值，但確實會迫使研究者去反省，除了軍藝學習和西方文學閱讀，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到莫言？甚至具體考證莫言究竟讀了福克納的哪個譯本，他是不是留意到譯者李文俊序或其他導讀性文字？批評家都注意到莫言此時的創作變化是越來越強調對故鄉的回憶和書寫，那么能否通過訪談口述等材料收集，落實莫言每年回鄉探親時的見聞？如莫言大哥整理的年譜中就提到，1984年秋莫言四叔被給公社某領導拉貨的醉酒司機撞死，連人加牛只賠了3500元，莫言當時給當地領導寫了言辭激烈的信。這些瑣碎經歷在多大意義上構成了莫言創作的資源還有待分析，但針對現成的文學史經典論述可能存在過于清晰和簡化的問題，年譜還是要以“并不整齊”的材料去呈現作家創作更豐富、更立體的面貌。

對于當代經典作家的年譜整理，要特別注意如何處理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互動。筆者在研究阿城小說《棋王》與尋根文學的關系時發現，阿城在“杭州會議”前后對《棋王》的創作自述，其實發生了一個從強調“知青經驗”到回溯“中國文化”的重心轉移。“尋根文學”口號的提出，本身就是批評家、作家合力的結果，并將此前已發表的作品追認為尋根意識的主動實踐。因此很難把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簡單處理成闡釋與被闡釋關系。有時不同批評思路在歷史變動時刻的交鋒，能夠呈現出作品內涵的多義性；有時作家與批評家，或者帶有批評家性質的編輯之間的交流往來，會直接構成作家成長和某部作品出爐的重要環節；有時透過批評家的文章，可以看清作家所處時代的情勢。在傳統年譜整理的基礎上，能不能針對當代作家各自的具體情況，尋找編輯批評材料的新方法，為研究埋下一些可以追蹤的暗線呢？

比如不妨把作家自述、作家演講、作家談文學藝術的文章，都視作“批評”的組成部分，在傳統年譜記載譜主文章目錄的基礎上，用附錄、腳注、索引等形式，標出其中的關鍵詞，提醒讀者留意這些觀念或表述出現的時間甚至與作家批評史的潛在關聯。年譜不必給出結論，但可以呈現問題。例如莫言1998年10月在臺北圖書館作《我與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的講演，就直接借用了批評家張清華先生的觀點，自述從《紅高粱家族》至《豐乳肥臀》以民間傳奇重述歷史的一貫主張。此處如能在腳注中注明張清華相關評論文章的出處，以人物小傳形式交代莫言與張清華的交際，并以類似“超鏈接”的方式提示1984年莫言最初發表《紅高粱》時緣起于“軍事題材小說座談會”的相關材料，就能自然引人思考莫言對自己歷史觀的命名是如何逐漸清晰起來的。

當代文學史家洪子誠先生在談到當代文學學科化問題時說，當代文學研究既要向現代文學取法“尋找使之規范和穩定的路子”，又“有許多不同的問題需要解決，需要尋求切合的途徑”。面對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爭議，年譜研究要以“歷史化”的方式，帶動對批評訴求中“當代意識”的不斷自省。如果說指認經典作家作品，是為了以此為參照丈量當代的人與文，那么年譜學帶來的眼光，就是要暫時放下現成的知識與框架，更好地去認識歷史中具體生成的人與文。

（作者：楊曉帆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