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在不同民族的文學中，找到許多作家對虛偽做作的利益表示徹底的忠誠，而對人類本性的正常[要求]卻一點都不關心。這些作家可能不是撒謊家；可是他們的作品卻是虛偽的，除了涉及形式方面的以外，我們無法承認其中還有什么價值。

——杜勃羅留波夫：《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

甚至那些最有教養、同時還是性格活潑、心地溫和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也很容易放棄他們的思想和計劃，很快就跟圍繞著他們的現實相妥協，雖然在言論上，他們還是在不停地說這種現實是卑鄙而且骯臟的。

——杜勃羅留波夫：《什么是奧勃洛莫夫性格？》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是由兩個不同的時辰和色調構成的。它是黃昏，也是黎明，是晦暗的，也是明亮的。在政治上，它簡直就是令人難挨的漫長冬夜——俄羅斯需要政治改革，也曾進行了政治改革，但是，改革后的俄羅斯社會，就像一個剛醒來又睡去的懶漢一樣，重又回到了僵滯的故態里去了，正如別爾嘉耶夫所批評的那樣：“俄羅斯是那么滯重，那么懈怠，那么懶惰，那么沉溺于物質，那么茍安于自己的生活，簡直無法挪移半點。”[1]

然而，在文化上，它卻仿佛春天明麗的早晨，文學、音樂、戲劇、舞蹈、繪畫等藝術樣式，都充滿巨大的創造力，呈現出令人驚嘆的繁榮和成就。在政治的黑暗的天幕上，俄羅斯的文學群星，顯得尤其燦爛奪目。這一切似乎告訴人們：文學生長和繁榮所需要的外在條件，其實并不復雜——只要給它最基本的自由和安全感，就可以了。

在評價杜勃羅留波夫的時候，在闡釋他的文學批評的時候，必須將他放在俄羅斯的暗夜的背景上。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理解他的文學思想產生的深層原因，才能看到蘊涵在他文字深處的光芒和價值，甚至才能理解他的生命為何如此迅忽而短暫。

他是一支精神的燭火，為了照亮俄羅斯，短時間內，就燃盡了自己。巴納耶夫在懷念杜勃羅留波夫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很沉重的話：“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才能的俄國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長……”[2]唉！心靈上承載著俄羅斯的苦難，他們怎么可能活得輕松呢？現實如此令人不安和焦慮，他們怎么可能活得長壽呢？極端落后的農奴制和等級制，嚴重的權力腐敗，普遍的貧窮和司法不公，底層人的苦難，無辜者的眼淚，凡此種種，無不折磨著俄羅斯作家的良心，刺激著他們的人道主義情感，使他們很難有什么好心情。世道如此，心境如此，欲不早死，亦難矣哉！

在英年早逝的俄羅斯文學家中，杜勃羅留波夫（1836－1861）屬于最年輕的一個——1861年，剛剛26歲，便在現實的沉重壓抑和疾病的痛苦折磨中，赍志而歿。他年歲雖少，精神的成熟度卻很高——博覽群書，好學深思，熟知俄國文學。涅克拉索夫評價曾這樣評價他：“他是那樣一個又聰明又成熟的青年，更主要的是——他對俄國文學居然那么熟悉，不知他是什么時候做到這一步的？我發現他讀過好多書，并且理解得很深。”[3]車爾尼雪夫斯基比他大8歲，卻非常尊敬他，像對 “一個同學一樣”[4]。

屠格涅夫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存有很深的偏見。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你是一條蛇，但杜勃羅留波夫是一條眼鏡蛇。”[5]然而，就連他也很在乎這條“眼鏡蛇”對自己的態度，希望他能來拜訪自己。怎奈杜勃羅留波夫卓然獨立，從來不趨奉文學權威。這讓屠格涅夫很不高興，批評“新的一代”是“精神上的畸形人”，“冷淡，片面，對審美完全缺乏熱情，仿佛他們都是死人似的”。巴納耶夫不同意屠格涅夫的看法。他為杜勃羅留波夫這代人辯護：“現在的青年比我們在那個年歲的時候更聰明、踏實，信仰也更堅定。”[6]顯然，在這些心性各異的文學前輩眼中，杜勃羅留波夫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不容小覷的非凡人物。

文學是一種典型的人格現象。文學的精神品質和倫理高度，取決于作家的人格狀況。就人格來看，杜勃羅留波夫也是俄國知識分子中的典范。他的一位傳記作家說：“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里，他嚴格信守真誠、自然、淳樸的做人原則，深切強烈地謀求社會利益，杜勃羅留波夫要求文學也有同樣的品質。這就是50年代末，最典型、最卓越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7]他的同時代人巴納耶夫則這樣評價他：“杜勃羅留波夫的活動是短暫的（總共只有四年半），但卻碩果累累，令人驚嘆……他的名字將永垂俄羅斯文學的史冊。……是的！他的力量確實巨大。他是近二十五年來所有文學活動家中性格剛毅堅定、品德高尚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行從不自相矛盾，他的所作所為從未一絲一毫、哪怕純屬無意地偏離自己的信念。在他這種年紀很難見到第二個人比他更加嚴以律己……”[8]道德高尚的人像才華橫溢的人一樣少見，而同時集高尚和才能于一身的人，就更為少見，就此而言，杜勃羅留波夫像別林斯基一樣，屬于高尚而有才能的人。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杜勃羅留波夫也同樣是一個難得的杰出人物。他比普列漢諾夫更親切，比車爾尼雪夫斯基更靈活，比托洛茨基更謙遜，比盧那察爾斯基更穩定，比梅列日科夫斯基更有現實感和人間氣息，而日丹諾夫跟他比起來，簡直就是一個野蠻人。在文學批評上，他像別林斯基一樣正直和勇敢，也像他一樣有著淵博的知識和成熟的文學鑒賞力。他憑著精微的感受力、可靠的判斷力和穩定的個人風格，躋身于俄羅斯第一流批評家的行列。他的文學批評，雖然也有思慮未周之處，但即便今天來看，仍然具有“芬至今猶未沫”的價值。

一、批判與服務：介入性的社會學批評

如果說，正義感和同情心是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在人格和心性上的突出特點，那么，介入性和功利性則是俄羅斯文學和文學批評的重要原則。幾乎所有十九世紀重要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家，都是關注社會問題的行動主義者。他們通過評論寫作介入現實生活。他們相信善的價值，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視文學為促進社會進步和心靈凈化的巨大力量，因而特別強調現實感和功利性因素對于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拒絕過度專業化的“純審美”和“純文學”理念。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理念和精神，俄羅斯文學才成了政府之外的政府，法庭之外的法庭。

杜勃羅留波夫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介入型知識分子和文學批評家。在他看來，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它的社會內容、思想深度、情感力量和倫理意味。由于“為藝術而藝術”是一種更為流行的傾向，所以，就像思想成熟后的別林斯基一樣，杜勃羅留波夫將批評的鋒芒，首先指向那些排斥社會內容和倫理內容的“唯美主義”。在他看來，一個時代的文學越是正常和健全，發展得越是蓬勃有力，就越不可能成為“唯美主義”的文學。他尖銳地批評那種與現實和文學隔絕的“衰弱無力”的唯美主義批評：“這種批評的門徒們既然去搜索一種死氣沉沉的完美，把一種衰朽的、對我們毫不相干的理想表現給我們看，把那些從美的整體上割裂下來的碎片向我們猛擲，他們就常常離開生氣勃勃的運動，對新的、活躍的美閉起眼睛，不打算了解新的真理，生活新進程的成果。”[9]文學要與社會生活保持密切的關聯，應該成為幫助人們認識生活和改變生活的巨大力量，就像巴納耶夫在屠格涅夫面前替杜勃羅留波夫辯護時所說的那樣：向讀者說明社會問題，已經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所以，在解讀《家庭紀事》的《童年》部分的時候，杜勃羅留波夫就放棄了那種連篇累牘的“純美學”批評模式：“我們決定，還是不要通過詳細分析《童年》的藝術上的完美和缺點把讀者弄得疲倦來得好。”[10]他更為關注的，是意義世界的問題，是那些與人的自由和尊嚴密切相關的大問題，于是，便選擇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的批評方法。

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含著道德意味的精神現象。道德問題是文學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是因為，在社會生活中，總是存在善與惡的沖突，在人物的心理和行為中，也總是包含著豐富的道德內容和倫理內容。所以，無論以什么樣的名義，都不能把道德和倫理問題從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中切割出去，否則，就會從根本上削弱文學的價值、力量感和影響力。一個成熟的作家，不僅從來不否定文學的道德性，而且還以積極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他具有這樣的自覺意識，即努力通過自己的寫作，來培養人們的內心的善念，提高人們創造美好生活的意識和能力。就此而言，文學實在就是一種社會性和倫理性的精神現象。

杜勃羅留波夫特別強調文學的道德價值，認為關注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對于當時的俄羅斯來講，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這方面太薄弱，很不穩固，連我們這些代表人物都是如此，更不用說群眾了。”[11]他將追求社會性的善，當作評價一個作家或衡量一部作品的標準：“衡量作家或者個別作品價值的尺度，我們認為是：他們究竟把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現到什么程度。[人類的自然追求，用最小分母歸納起來。可以用這個詞兒來表達：‘要大家都好’。]”[12]“要大家都好”，這看似平平常常的一句話，卻包含著文學最美好的心情態度和最高尚的倫理精神。

在杜勃羅留波夫看來，文學寫作有兩個功利主義的向度：一個是批判，一個是服務。前者向外指向社會，指向那些需要批判的消極現象，尤其是指向權力；后者向內指向一切人，尤其指向那些需要同情和幫助的陷入困境的人們。就前者說，文學體現出的主要是質疑的態度和批判的鋒芒，就后者說，文學則要有一種同情的態度和服務的性質——服務于人的解放和幸福，服務于人的人格發展和精神生活的進步，具體地說，就是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要為人們所了解和認識，要能引發人們的同情和共鳴，從而對改變他們的精神生活和外部生活產生積極的作用。

在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意識中，偉大的文學首先是一種批判性質的精神現象，因而，它不僅要克服內心廉價的“肯定現實的沖動”，而且，還要遏制輕飄飄的個人欲望，轉而表現沉重的“社會欲望”。它必須有尖銳的問題意識，關注公眾感興趣的那些重要的社會問題：“文學，一向就是社會欲望（的）第一個表達者，它把它們表現得更明白，它通過對一切已經接觸到的問題嚴格而思慮周詳的觀察，來節制它們的力量。文學顯然已經獲得了社會的意義：它幾乎特別關切那些引起公眾注意的問題。”[13]同時，文學也是一種“服務”，是一種為公共事業服務的手段：“概乎言之，文學是一種服務的力量，[它的意義在宣傳，它的價值決定于它宣傳了什么，是怎樣宣傳的]。”[14]那些充分發展了的、成熟的文學，就是以一種自覺的、獨立的方式為社會服務：“文學繼續忠誠地進行自己的事業：為改善公共事業而服務，它認為這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它已經永遠離開襁褓時期了，現在隨便發生什么事情，無論是看門人祝賀莊嚴節日的祝詞，無論是某一位紳士歡迎某一位官員的奴氣的頌歌，無論是祝賀什么有焰火和彩燈表演的節日的飲酒頌，這些在文學里面，已經都得不到公民權了。文學積極地繼續著它的暴露，繼續號召追求一切善良而崇高的事業；它照舊向社會申說關于正直和有益的活動……”[15]顯然，杜勃羅留波夫所說的“服務”，不是一種被動的、缺乏個性和個人自由的消極行為，不是卑賤地服務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作一種高尚、自由而崇高的事業，為全社會的“公共事業”服務。

不僅如此，文學的服務，還應該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巨大的力量——要能發現人類心靈生活的真相和秘密，要能幫助人類深刻地認識自己的生活。他以莎士比亞為例，闡述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的劇本中有許多東西，可以叫做人類心靈方面的新發現；他的文學活動把共同的認識推進了好幾個階段，在他之前沒有一個人達到這種階段，而且只有幾個哲學家能夠從老遠地方把它指出來。這就是莎士比亞所以擁有世界意義的原因：他指出了人類發展的幾個新階段。但是因此莎士比亞就站在平常的作家隊伍之外。”[16]可見，杜勃羅留波夫所說的“服務”，還有一個更為高遠和開闊的視野，而不僅僅拘囿于以“時代”和“現實”為藩籬的有限范圍。

在杜勃羅留波夫看來，謝德林的《外省散記》，就體現著“介入性”與“服務性”。用他的文學社會學的評價尺度來衡量，似乎只有謝德林和他的《外省散記》屬于夠格的作家和作品。他高度評價謝德林的批判性質的寫作：“謝德林君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離開他的舞臺，繼續進行著他的崇高的斗爭，一點都不露出精力枯竭的樣子。”[17]他將謝德林當作“社會欲望”的表達者，而他的《外省散記》則是表達“社會欲望”的典范性文本：“反對官僚貪污的呼聲高揚起來了，——于是《外省散記》中，也出現了一連串出色的文章，對一切小官吏的黑暗勾當進行無情的撻伐和揭發。到處都可以聽到辛辣的責罵，沒有一個人想到去反對它。”[18]至于其他作家的作品，雖然也有可稱道之處，但在批判性和抗議性方面，似乎都沒有達到謝德林的《外省散記》的高度。他之所以言過其實地肯定和揄揚謝德林的作品，是因為，他從中看見了自己所提倡和欣賞的介入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因為，他從謝德林身上看見了一個作家應該具有的勇氣——“敢于帶著文學這個有力的武器，沖到這個不流血的戰場上去。”[19]

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批評，也忠實地實踐著自己的文學主張。《前夜》里的英沙羅夫說：“我終于走上最后一步：從抽象的正義的法律我轉到了人類幸福的更現實的要求；我使我的一切懷疑和智慧最后都集中在一個公式上：人和他的幸福。”[20]杜勃羅留波夫高度評價英沙羅夫和葉連娜身上的高尚品質和利他精神，將他們所體現的善，界定為“積極的善”。他說，“我們需要像英沙羅夫似的人。”[21]事實上，杜勃羅留波夫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人的平等和解放、自由和幸福，都是他特別關注的問題。他尖銳地批評俄國的落后制度。在他看來，這個制度是俄國社會一切不幸的根源：“歸根結底——所有原因，又要歸結于我們過去一切內部災難的那個重要來源——對人們的奴役的統治。這種統治造成統治者的無憂無慮，他的懶惰、驕傲以及蔑視那些命里注定要為他的欲壑而勞瘁的人。”[22]他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時候到來？》中提出了“公開精神”和“官方人物”等概念：“在我們的生活中，到現在為止，還是缺乏公開精神，只除了官樣文章；我們到處碰見的不是充滿活氣的人，而是在某個部里服務的官方人物”[23]。作為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杜勃羅留波夫的氣質和思想，他的訴求和理想，與那些平庸的“官方人物”，判然兩樣，迥乎不同。

他是一個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和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家。

他緊盯著被暗夜籠罩的苦難的俄羅斯。

他密切關注底層社會里被奴役者的境遇和命運。

在自己的文學批評話語中，他尖銳地表達了自己對官方俄羅斯的不滿。

他渴望光明，因而，便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里，看見了“黑暗王國里的一線光明”。

他喜歡懷疑和追問。他將懷疑變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

他總是向自己和讀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真正的白天什么時候到來？”

他的幾篇重要的文學批評文章，都有一個疑問句式的題目。

這些題目所包含的問題，都是沉重而尖銳的大問題，是一瞬間就會讓人有刺痛感和驚醒感的大問題。

這些問題，就像深深地扎入時代穴位的針刺，就像照亮俄羅斯夜空的閃電，唯有思想、激情和勇氣者，才能想出來，才敢提出來。

是的，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批評是一道耀眼的精神閃電，而他自己則實實在在就是“黑暗王國里的一線光明”。

二、人民性：一種關聯與一種偏見

文學是一種建構意義的精神創造活動。這種意義與他所關涉的對象有密切的關系。只在封閉的自我結構中展開的敘事，無論它多么新奇和卓異，它的價值和意義都是有限的。文學關聯著他者。越是偉大的文學，越是能擺脫封閉的自我意識，越是能在積極的意義上建構與他者的關聯。判斷一個作家是否偉大，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的作品是否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建構起這種關聯性，即喚起讀者的普遍共鳴和全社會的極大認同。

杜勃羅留波夫用“人民性”來表達自己對這種關聯性的認識。在他看來，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寫作：一種是作家自我陶醉的寫作，一種是與人民的經驗密切相關的寫作。就前者來看，無論作家多么自我陶醉，無論他對黃玫瑰色彩云的描寫得多么生動，無論他把喝醉酒的莊稼漢從袋里摸出鞋后跟的故事敘述得多么動人，他的寫作都很難獲得人民的理解和認同。他在《俄國文學發展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中說：“人民大眾和我們的興味是大異其趣的，我們的痛苦他們并不理解，我們的興奮，他們也是覺得可笑的。我們是為了少數突出的人，是為了為數不論多少總是不足道的小圈子的利益而行動，而寫作的；因此我們通常的眼光就狹窄了，愿望就渺小了，一切見解和同情都帶著局部的性質。即使他們所解釋的題目是直接觸到人民，是使他們感到興味的，也并非從大公無私的觀點，從人的觀點，從人民的觀點來解釋，而一定是著眼于某一個派別，某一個階級的局部利益。”[24]他甚至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方法來分析問題，從“政治經濟學”和“階級”的角度考察了“西歐文學”，批評它“時常受到派別和階級的精神所左右，只有在少數局部的現象中才達到一種超過了集團或是某幾個特殊人物的局部利益的純粹人的觀點。”[25]

人民的境遇，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被奴役者與被壓迫者的命運，是杜勃羅留波夫特別關注的問題。在闡釋阿克薩柯夫（亦譯“亞克薩柯夫”）的《家庭紀事》的時候，杜勃羅留波夫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就是農奴制下地主與農奴的關系，就是如何在鄉村社會建構一種文明的、平等的社會關系。他批評地主的“殘酷、無知、愚蠢的驕傲”，認為他們“羞辱了貴族階級的榮譽”[26]，也分析了農民的“毫無抵抗”和“逆來順受”的人格形成的原因，分析了鄉村地主家庭內部殘缺的家庭道德與畸形的人際關系形成的原因。他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俄羅斯的農奴制，進而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農奴制的關系已經滲透到舊時地主尤其是鄉村地主的全部生活中去，甚至在地主的家庭玩樂、親屬關系、子女教育這些不可能見到它的地方，也都顯露它的影響的時候，那又怎么辦呢？”[27]他所提出的問題本身就隱含著結論：“農奴制”與“人民性”格格不入；無論是人民的政治自由與基本權利的獲得，還是家庭內部的平等與和諧的實現，都以那種制造墮落和腐敗、苦難和不幸的野蠻制度的終結和消亡為前提。

杜勃羅留波夫也用“人民性”這一尺度來評價詩歌作品。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杰爾維格的“一首不久前獲得巨大成功的優秀歌謠”就算不得好詩。它的“形式好像民間的”，但是，“只要仔細地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這是一件不怎樣成功的贗品”。為什么呢？因為，它“把青年和小鳥兒相對比，其本身就是完全不符合俄羅斯人民精神的。”[28]作為對比，他肯定了柯爾卓夫的詩歌寫作。為什么兩相比較有“霄壤之別”呢？因為，在柯爾卓夫的詩歌里，“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懷著俄羅斯靈魂、懷著俄羅斯感情、跟人民的生活風習有親切認識的純粹的俄羅斯人，看到了親身體驗著人民的生活，對這生活懷著充分同情的人。”[29]顯然，人民性已經成了他評價詩歌品質良寙和境界高下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尺度。

在杜勃羅留波夫看來，自己時代的文學還沒有引起“人民”的興趣。無論是普希金作品的“藝術性”，茹科夫斯基的“魅人的甜蜜”，還是杰爾查文的“高度的激情”，甚至果戈理的“幽默”，都沒有被人民所領會。因而，“所謂人民作家這個響亮的稱呼，在我們這里是沒有根據的”[30]。從“人民性”角度來看，直到果戈理為止的文學進程中，俄羅斯文學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它“還幾乎從來沒有完成過使命：表現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31]這樣的判斷，雖然陳義甚高，但就實際情況來看，卻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無論是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歌，還是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果戈理的小說，都不同程度地表現著“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愿望”。誰能說果戈理對權力的尖銳反諷，對政治腐敗和人性敗壞的批判，不是表現著人民的某種愿望呢？

斯卡比切夫斯基說，杜勃羅留波夫對“人民作家”的定義，“是50年代末這個光榮時期最英明、最偉大的發現”[32]。杜勃羅留波夫對“人民性”的理解，確實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有助于拓寬俄羅斯文學的精神視野，強化俄羅斯文學的現實感，提高俄羅斯文學的人道主義水平。但是，從學理上看，他對人民性的理解，顯得有些簡單化，在用它來闡釋具體作家和作品的時候，甚至顯得有些狹隘和武斷。他沒有認識到，應該在“人民性”與“人道主義”和“人類性”甚至“個體性”之間，建構一種開放而積極的關聯。然而，杜勃羅留波夫的“人民”理念似乎缺乏這樣的開放性。在他的批評話語中，不僅“人類性”一維偏弱，而且，還大有將“人民性”與作家的個人經驗對立起來的傾向。他沒有認識到，在文學內容的復雜構成中，作家的介入，他對自己的感受、態度和思想的表達，乃是一個自然而必要的事情。

杜勃羅留波夫對于人民性的誤解，以及用它來批評作家和作品的偏頗，典型地表現在他對普希金的否定上。他肯定了普希金在語言、語匯運用等方面的“人民性”，但卻從精神方面否定了他和他的詩——“要真正成為人民的詩人，還需要更多的東西：必須滲透著人民的精神，體驗他們的生活，跟他們站在同一的水平，丟棄等級的一切偏見，丟棄脫離實際的學識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擁有的一切質樸的情感，——這在普希金卻是不夠的。他的家譜學上的偏見，他的享樂主義的傾向，他在上世紀末法國逃亡者所教導下的基礎教育，他的充滿藝術的感受力、但和頑強的思想活動卻格格不入的天性，——這一切都阻礙他去滲透俄國人民性的精神。”[33]杜勃羅留波夫對普希金的不滿和否定，體現著一種狹隘的民粹主義傾向。這是一種絕對主義性質的文學立場和文學理念。它完全忽略了作家自己的個性、趣味和價值觀的意義。不僅如此，它在潛意識中，還有一種仇智主義的沖動，認為知識分子天生就是不完美的甚至有罪的人，因而有必要對自我進行徹底否定和徹底改造，并虔誠地接受民眾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他的思想和情感，則自然而深刻地體現著人民性。

有的時候，杜勃羅留波夫頗有以作家的出身論是非的嫌疑。他批評那些傲慢的批評家說，“他們接受了一點最皮相的觀念，就常常自以為是個有教養的人，帶著鄙夷不屑的態度來批評一個平民。”[34]顯然，他自己的平民身份，微妙地影響著他對其他階層的作家的評價。他之所以尖銳批評和否定普希金，很大一個原因，就因為普希金是“非我族類”的貴族，——因為是貴族，所以就難免有“家譜學上的偏見”，就難免有“享樂主義的傾向”。不僅如此，這樣的貴族作家，必然在許多方面與人民和人民性“格格不入”，內心世界必然充滿“阻礙他去滲透俄國人民性的精神”的障礙物。

由于同屬平民身份，杜勃羅留波夫對柯爾卓夫就不吝贊詞，頗多揄揚。他把農民當作在生活和道德上向人們示范的階層，認為那些依靠別人生活的人，應當為農民的榜樣所感動，“開始有所作為，并且充分認識到寄生蟲的生活是可恥的，只有勞動才能給人以享受生命之權。”[35]他說，平民的孩子，因為窮，“總要少受一些教育”，但是，“如果有什么有利的境遇幫助著他們，一個農民的孩子，常常能夠以令人驚奇的速度形成而且發展起來。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我們的農民住得更接近自然。假使我們注意歷史，那就會發現，從我們的平民階級中，常常會出現無論在最困難局勢中，在國家最高位置上，在科學與藝術樣式紛繁的部門里，靈魂之力，明哲的智慧，愿望的純潔崇高，都顯得卓然不凡的人物。”[36]在他看來，平民柯爾卓夫就是因為“有利境遇的幫助”，即“更接近自然”，才成了在文學領域獲得成功的杰出人物。

事實上，農民的孩子之所以能成為英秀卓特的人物，原因并不那樣簡單，單從“接近自然”的角度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從與自然的距離來看，許多俄羅斯貴族作家與平民作家之間，并不存在誰“住得更接近”的問題。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阿克薩可夫等貴族作家，都近乎本能地親近自然，而他們的作品對自然的贊美和描寫，甚至比一個純粹的農民作家的描寫還要真實和親切。

杜勃羅留波夫有很強的“敵人”意識，常常尖銳地表達對“敵人”問題的思考，就像他在分析《前夜》的時候所表達的那樣。他將敵人分為“外部敵人”和“內部敵人”，認為消滅前者并不難，但消滅后者，就沒那么容易了[37]。由于“敵情觀念”過于嚴重，在面對復雜的問題，他就難免有一種情緒化的沖動和簡單化的評價傾向。他對俄羅斯知識界的領袖人物很不滿意：“我們的公民領袖已經喪失良知，常常變得很無恥；我們的才智之士袖手旁觀，不想使他們的信念得到勝利，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和改革派的政綱根據的是法律的細節，而不是根據不幸的兄弟們的呻吟和號叫來說明的。”[38]這樣的譴責，流于籠統，充滿情緒化的偏見。這樣的批評，固然可以使人看見他對不幸者的同情心，但卻很難說是理性而有效的。

三、公正、勇氣與鑒賞力：一個真正的文學批評家

批評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它既是對文本的欣賞和對作家的致敬，也不可避免地要表達批評家的不滿態度和否定性判斷。它意味著考驗——既考驗著批評家的鑒賞力和判斷力，也考驗著批評家的良心和勇氣。

公正是批評家的重要品質。它要求批評家忠實于自己的感受，努力根據可靠的原則和尺度來分析和評價作品，就像杜勃羅留波夫所說的那樣：“批評應當是永久的藝術法則對個別作品的應用，應當像鏡子一般，使作者的優點和缺點呈現出來，指示他正確的道路，又向讀者指出應當贊美和不應當贊美的地方。”[39]一個不公正的人，會隨時會放棄原則，背叛自己的良心，會隨順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評價標準，歪曲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作為一個優秀的文學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具備多方面的良好修養。他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公正的批評家。他認同和肯定的作品，未必是第一流的作品，也未必配得上他的贊美，但是，他是按照自己內心所信從的原則來分析和評價的，而不是根據外在的庸俗的功利目的來拔高和虛譽。他對阿克薩柯夫的《家庭紀事》的批評，就是極為客觀和公平的，其中的基本分析和判斷，也都是站得住的，可信賴的。例如，1858年，他說，“亞克薩柯夫君的文學活動是這樣的純潔和高貴，批評可以做的就是高高興興接受公眾的共同判斷。”[40]一個半世紀之后，回頭再看，他對阿克薩柯夫的態度和贊譽，顯得非常公正，非常客觀。他對謝德林的高度評價，現在來看，就未必靠得住，因為，他忽略了謝德林作品中明顯存在的簡單化的否定傾向，忽略了謝德林對生活和人物的過于極端化的態度，也就是說，他沒有看到，謝德林所缺乏的，正是他所贊許的那種良好的文學修養——“不偏不倚”的態度和“平心靜氣”的風度，但是，他的表達是誠實的，是忠實于自己的內心感受的。

判斷一個批評家是否優秀，固然要看他是否有發現天才和杰作的眼光，也要看他是否有批評劣作的勇氣，尤其要看他是否敢對那些著名作家“說三道四”，直揭其弊，不加諱掩。世間天才少而庸才多，天下杰作少而劣作多，此亦常態，不足為奇，不正常的是，庸才被捧為天才，劣作被贊為杰作。這就需要負責任的批評家站出來說話，不講情面，不恤人言，為人們提供有效的分析和可靠的判斷。在俄羅斯，別林斯基是敢于說“不”的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也是這樣的批評家。

杜勃羅留波夫的否定性批評，甚至比他的肯定性批評更有意思，更見才情。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批評并不像韋勒克所批評的那樣，“缺乏文學趣味和感受力”，“毫無文苑風雅和敏捷才思”[41]，而是表現出對藝術性的敏感，并能用有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閱讀體驗，就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說，杜勃羅留波夫“語言的簡潔明快，值得特別注意和贊揚”[42]。他的敢于質疑的勇氣，對藝術性的敏銳而精微的感受力，簡潔而明快的表達力，都可以從他對索洛古勃、岡察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批評上看出來。

1857年，杜勃羅留波夫在《同時代人》（即著名的《現代人》）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索洛古勃伯爵的作品》的文章，尖銳地批評了著名作家索洛古勃的五卷本文集。他認為其中的許多作品“和大部分俄羅斯讀者的求知欲大相徑庭，因此這些根本就不可能稱之為俄羅斯文學的新的豐富”[43]。他的批評不僅有宏觀性的整體判斷，也有細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他特別擅長進入文本內部，通過細胞解剖式的考察，來分析作家在景物描寫、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例如，他引用了索洛古勃描寫暴風雪和瑪爾林斯基描寫大雷雨的兩段文字，并通過比較，揭示了兩者在語法和修辭、手法和風格上的共同問題：“全部秘密，主要就在于挑選出來的形容詞，幾乎全是同義語，把幾個動詞作適當的重復，巧妙地避開連接詞‘И’，大家都知道，這個詞是用來連系字句的。這種天花亂墜的描寫，為了不要失掉自己的自由，在大多數的場合，就完全不去使用這個字，就是用了，那也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重復一下——排成對偶。此外，還必須注意辭句的聲調。”[44]在中國的某些只關注和研究“宏觀問題”的學者和批評家看來，這樣的批評拘泥于小節，糾纏于字句，顯然是沒有出息的。然而，杜勃羅留波夫的批評典范卻告訴我們：文學的魅力，皆從細微處來；一部作品，倘若詞匯貧乏，語法不通，修辭不美，標點不當，細節“不細”，則必為令人厭棄的劣作。對于文學批評來講，沒有對細節的關注，沒有對一詞一句的認真“糾纏”，那么，任何宏觀的判斷都是靠不住的，任何形式的贊譽，都必然是浮枵而不誠實的。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說藝術的具有核心意義的任務。一部小說如果不能讓自己的人物具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不能賦予他以豐富的個性特點和人性內容，那么，它就很難說是真正成功的小說。杜勃羅留波夫喜歡用“完整性”來評價那些在人物塑造上成功的小說家。他說：“岡察羅夫才能的最強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對象的完整性，善于把這形象加以鍛煉，加以雕塑。這就是他特別不同于同時代俄羅斯作家的地方。……他有一種令人震驚的能力——他能夠在隨便一個特點的瞬間，攝住那正在飛馳過去的社會現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與新鮮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個都屬于藝術家所有。”[45]他還肯定了岡察羅夫在塑造典型形象方面的自覺意識：“他要努力把一種在他面前閃過去的偶然的形象提高到典型的地位，賦予它普遍而持久的意義。”[46]然而，索洛古勃的小說寫作，缺乏這樣的“完整性”與“新鮮性”，只有“片面性”和“陳舊性”；他不善于把握“對象的完整性”，也無視人物自己的個性，于是，便采取一種消極的補救策略，那就是，將作者自己的話語強加給人物：“不管現代趣味都已改變，但是他還是不屈不撓地貫徹他的老方法——強使他所創造的人物，來說他們實際所不說、但是他認為應當這樣說的話。就這方面來看，我們覺得，在索洛古勃伯爵的初期作品與后期作品之間，并沒有什么區別。”[47]他以小說《一雙套鞋的故事》（1839年）和戲劇《結婚前夜，或是一千年后的格魯吉亞》（1856年）為例，說明索洛古勃在塑造人物方面，一直沒有進步。敢對一個著名的伯爵作家如此痛下針砭，不留情面，足以說明杜勃羅留波夫在文學批評上有多么勇敢和正直。

杜勃羅留波夫的質疑性批評的個性和鋒芒，典型地表現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新作的批評上。小說是一種追求客觀的真實性效果的藝術。杜勃羅留波夫特別強調小說家在描寫景物和塑造人物上的客觀性。然而，他發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新發表的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1年）中，被放大的作者形象籠罩了一切，遮蔽了人物。作者與人物之間，敘事話語與人物的話語之間，缺乏明晰的界線。這是一種嚴重的主觀化傾向。杜勃羅留波夫認為，寫作《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個“……沒有很好給故事選取一定的形式，沒有考慮過形式對故事擔負什么責任的作者。因此故事的調子是極其虛偽、極其做作的”[48]。在小說里，小說家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他的“靈魂”滲透在作品中。他也要“把活生生的現實中的紛紜不同而且矛盾的方面融合且改造在他的世界觀的整體中。”[49]但這并不等于說，作者可以隨意地處理生活和描寫人物。一個成熟的小說家，賦予作品以靈魂，甚至讓自己的心靈之光照亮作品，但是，他絕不將一切都變成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碎片式的承載體。作者與人物各有自己的空間。作者不可以隨意侵入人物的世界。他要賦予小說中的人物以個性尊嚴和客觀性質。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里，作者的主觀性壓倒了一切。他不關心人物的“靈魂”和個性，不關心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完全忽視這種（關于人物性格的）要求的”：

既然這個長篇小說甚至在敘述中也暴露出它對藝術是缺乏要求的，要一本正經地、詳細地、引經據典、羅列例證以分析它的美學意義，這實在是過于天真，過于無知的。在整個長篇小說里登場人物所說的話都像作者自己一樣；他們使用著他喜歡說的話，他心愛的表達法；他們的語句節奏也是一模一樣的……很少有例外。開頭，所有人物彼此一定互相稱呼親愛的（也許，只有公爵例外），而結局，他們總是喜歡在同一句話上盤旋或是把話拉得很長，像作者自己似的，——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而不是那種代表自己說話的人物。[50]

接下來，杜勃羅留波夫通過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人物話語的細致分析，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寫作上的一個嚴重問題：“人物形象貧乏和模糊”；“不善于細心創造每一種性格”——“所有這些，一方面暴露了作者觀察到的內容缺乏多樣性，另一方面，也直率說明他的創作是違反藝術上的完整性和一貫性的。”[51]他進而批評陀思妥耶夫斯基缺乏對人物的“尊重”，也沒有認識到，在小說中，也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人物“應該成為一個完全而獨立的人”[52]。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最可寶貴的聲音。鑒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已成為最近一百年最缺乏理性質疑的作家，杜勃羅留波夫的對他的尖銳而中肯的批評，就成為最為難得、最值得珍視的意見。比較起來，杜勃羅留波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比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研究，無疑更具有問題意識，也更切合實際——韋勒克就批評巴赫金“不講分寸地夸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趨于戲劇的傾向”[5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不僅存在于塑造人物的“藝術性”方面，也存在于同樣重要的“倫理性”方面。對杜勃羅留波夫來講，討論美，即討論善，討論藝術，即討論人，也就是說，他在批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所談論的，既是一個美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學和倫理學的問題。而且，文學的根本價值，必然涉及人的人格、尊嚴、自由和解放的問題，或者說，必然涉及人道主義的問題。于是，他便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發出了這樣的質問：

那么，這些不幸的、逆來順受、受盡屈辱、受盡誣蔑的人們的處境，就應當是毫無出路嗎？他們可以做的，就只有沉默，忍耐，還有，變成一塊骯臟的抹布，把自己的默默順從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縫里嗎？[54]

人物的軟弱性格和卑瑣人格，來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意識和想象，是作者自己的某種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投射。也就是說，此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不是一個特別成熟的作家，因為，它不僅沒有塑造出有著自己個性和思想的人物形象，而且，對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理解，也是缺乏內在熱情和力量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聽到了杜勃羅留波夫的質疑聲。他沒有具體回應杜勃羅留波夫對自己的小說作品的批評，而是在《俄國文學論叢》一文中，開辟了第二戰場，向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理念和批評模式，發起了總體性的攻擊，進行了整體性的質疑。

像杜勃羅留波夫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反對“純藝術論擁護者”，接受要求藝術承擔社會責任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他認為，藝術與當代的現實有著天然的聯系，“真正藝術的標志，正在于它是現代的、迫切而有益的”[55]。但是，他是有條件的文學功利主義者。這條件就是自由。自由是藝術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藝術越是自由地發展，越能發展得正常，越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真正的有益之路。”[56]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束縛和限制，“任何壓迫、控制，任何外來的任務，任何加給它的特殊目的，都是沒有道理的，不明智的。”[57]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只接受溫和的、寬緩不苛的功利主義，拒絕那種過于嚴苛的束縛作家的文學教條：“這種關于利益的考慮，如果不作為要求而只作為愿望，我們覺得甚至是可嘉的”[58]。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杜勃羅留波夫關于文學上的“利益”的認識，確實很不一樣：杜勃羅留波夫更強調文學介入現實的直接性、迫切性，也更強調對社會性和政治性維度的關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選擇以溫和的方式介入現實，更強調對宗教性和精神性維度的關注；杜勃羅留波夫雖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談論“自由”，但是，他絕不反對自由，也從來沒有將外在的“限制”強加給作家，或者要求他們放棄自己的自由。當然，有必要指出的是，關于有條件的功利主義文學價值觀，關于文學的自由問題，年長十五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述，確實比杜勃羅留波夫的表達更嚴密，也更深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忽視藝術性，是杜勃羅留波夫文學批評的一個嚴重缺陷。所以，他反復強調，文學上的功利主義必須承認藝術性，因為， “沒有藝術性的東西不管以何種面目出現，從來都達不到自己的目的。不僅如此，它利大于弊。”[59]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向人們提供了判斷小說藝術性的具體標準和尺度：“那就是我們要能看到藝術構思與藝術形式的和諧，盡可能完全的和諧。說得再明白些：小說家的藝術性，就是通過小說人物和形象鮮明表現自己思想的能力，要讓讀者完全像作者寫作品時那樣理解這個主題。所以簡單地說，作家的藝術性就是寫得好的能力。所以對藝術性不屑一顧的人，就是允許寫得不好。”[6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文學觀點，基本屬于常識的范疇，而在常識的層面達成共識，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事實上，杜勃羅留波夫不僅從來沒有否定這些常識，而且還強調文學必須以符合自己本性的方式，即藝術性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方式不能是專斷和強制性的，而應該是優雅而平靜的：“它不喜歡暴力和強制，它只喜歡平心靜氣、不偏不倚以及毫無阻礙的說理。它提出了一些問題，它從四面八方來觀察它們，報導事實，激發人們的思想和感情，可是它自己并不占有什么執行的權力，像你們所要求于它的那種。”[61]顯然，杜勃羅留波夫不僅沒有要求一個作家為了“服務”而放棄“藝術性”，而且還提醒作家必須以真正藝術的方式來寫作，以可靠的方式贏得讀者并向他們提供“服務”。

可見，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杜勃羅留波夫的沖突，主要不在文學上，而在政治上，具體地說，是在對俄羅斯現實的政治態度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斯拉夫主義者。他替俄國和沙皇辯護，甚至會時不時會贊美沙皇：“君主親自給我們做出了接近人民的榜樣，是他消除了最后的實際障礙，在整個俄國一千年的歷史中，沒有比他的事業更崇高、更神圣的了。”[62]對杜勃羅留波夫這樣的民主派來講，這種斯拉夫主義式的贊美，是無法接受的；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講，杜勃羅留波夫這樣的“激進派”對俄國社會的極度不滿和尖銳否定，也是不可接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波夫”代替“杜勃羅留波夫”，說他在當時的《現代人》雜志的評論中“獨占鰲頭”，也是很有“讀者”和“才華”的。但是，緊接著，他就開始發泄對杜勃羅留波夫的不滿了：這位批評家的思想，“常常有悖情理，并且帶有一個重要的缺點，就是閉門造車。——波夫先生是位理論家，有時甚至是幻想家，經常是不很了解實際情況。有時對現實是過分地不客氣，隨心所欲地彎過來彎過去，直到能證明他的思想為止”[63]。這樣的評價，顯然是非文學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政治性的。

雖然，從理論的嚴密性和系統性的角度看，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思想確實不夠完整，但是，就文學批評的公正和勇氣來看，就藝術感受力的敏銳來看，他無疑是一個天才的偉大批評家。他所表現出來的認真態度和求真精神，體現著一個文學批評家最重要的職業操守和倫理原則。他是熱情的，甚至是激烈的，但是，在令人絕望的時代，這樣的熱情和激烈，恰是人們最為需要的。因為，他像暗夜的一道閃電，足以使人們在瞬間看見被夜色籠罩的大地，看見那些可以點燃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事物。

對于今天的許多中國讀者來講，杜勃羅留波夫已然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而在那些對杜勃羅留波夫略有所知、薄有所聞的讀者看來，他的批評方法和批評理念，也早就過時失效了。然而，文學上的價值發現是季節性的——有的作家在冬季被埋沒，到春季又被人們發現；有的作家在夏季被遺忘，到秋季又被人們記起。現在，正好是重新發現杜勃羅留波夫的季節。我們需要他的經驗支持。我們的文學批評缺乏現實感，缺乏介入生活的熱情，甚至缺乏深入文本的能力，缺乏感受細節的能力和分析文本的耐心。重溫杜勃羅留波夫，我們會找到一面鏡子，會在這面鏡子里看見自己的面影。我們會發現一條被荒草遮蔽的路徑，順著它提供的方向，我們會少走一些彎路，會更直接地走近真正的文學批評的世界。

2017年8月31日平西府

 

[1]（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汪劍釗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頁。

[2]（俄）伊·伊·巴納耶夫：《群星燦爛的年代》，劉敦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442頁。

[3]（俄）巴納耶娃：《巴納耶娃回憶錄》，蔣路、凌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頁。

[4]（俄）巴納耶娃：《巴納耶娃回憶錄》，蔣路、凌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頁。

[5]德·斯·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上卷，劉文飛譯，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頁。

[6]（俄）巴納耶娃：《巴納耶娃回憶錄》，蔣路、凌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309頁。

[7]（俄）普羅托波波夫等：《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 皮薩列夫 岡察洛夫》，翁本澤譯，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頁。

[8]伊?伊?巴納耶夫：《群星燦爛的年代》，劉敦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頁。

[9]（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頁。

[10]（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頁。

[11]（俄）巴納耶娃：《巴納耶娃回憶錄》，蔣路、凌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頁。

[12]（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頁。

[13]（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頁。

[14]（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頁。

[15]（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頁。

[16]（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頁。

[17]（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頁。

[18]（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頁。

[19]（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頁。

[20]（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頁。

[21]（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頁。

[22]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頁。

[23]（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頁。

[24]（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138頁。

[25]（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6]（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頁。

[27]（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頁。

[28]（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頁。

[29]（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頁。

[30]（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頁。

[31]（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頁。

[32]（俄）普羅托波波夫等：《別林斯基 杜勃羅留波夫 皮薩列夫岡察洛夫》，翁本澤譯，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頁。

[33]（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頁。

[34]（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頁。

[35]（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頁。

[36]（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頁。

[37]（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8頁。

[38]（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頁。

[39]（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頁。

[40]（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頁。

[41]（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文修訂版·第四卷，樣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頁。

[4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頁。

[43]（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頁。

[44]（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頁。

[45]（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頁。

[46]（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頁。

[47]（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頁。

[48]（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1頁。

[49]（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頁。

[50]（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頁。

[51]（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63頁。

[52]（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頁。

[53]（俄）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七卷，楊自武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95頁。

[54]（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二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頁。

[5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頁。

[5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頁。

[5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頁。

[5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頁。

[59]（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19頁。

[6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頁。

[61]（俄）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一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頁。

[6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頁。

[6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論（上），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