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建構一種有故鄉的寫作

我想從正在寫著的一個小說講起。在完成小長篇《像蝴蝶一樣自由》后，我的小說寫作處于停滯期，工作忙算是個理由，但我不想拿來作為借口。其實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一面是外環境太過強大：城市化進程抹平了鄉村和城市的差別，我們生活著的環境越來越趨同。我們的城市大同小異，我們的房子大同小異，我們接收同樣的資訊，我們一刻也離不開手機。我們越來越依賴現代化和新科技所給予的一切便利。這一切，正在消磨和同化作為寫作者的內宇宙。另一面，我們也都已然習慣了城市所給予我們的舒適與便捷，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步入一種慣性。有寫不完的稿約，有大同小異的故事框架，這時候，如果我們自己不設法慢下來、停一停，我們其實是在慣性跑步。慣性跑步不傷腦筋，知道哪里轉彎，哪里繞而行之，哪里路更好走……總之前所未有的，我們遭遇這樣一個兩難：外環境太過堅實強大，以至內宇宙不足以掙拔出來，凝神屏氣，獨自積累并強大內在功力。

這么說，難免失之于空。我舉自己的寫作為例。兩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里發愿，我要寫一部小說，獻給地理意義上消失了的家鄉和我的爺爺。起意是新一輪的舊城改造全面啟動，家鄉很快被夷為平地。父親母親和村子里住了一輩子的鄉親都得遷往別處去居住。家里至親的墓地也不得不遷出。古話說：“窮不改門，富不遷墳。”而我爺爺的墓就在2015年3月31日的清明前遷出。我萬般空茫愁緒無語凝噎，腦海里翻出魯迅一句話：“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

也是這個因由，我打算寫一寫爺爺。書名都想好了：《再見，婆婆納》——還是以漫生野長的鄉間草木為引子——我的前一本小說《格子的時光書》里寫的是鴨跖草，這本爺爺的故事里是阿拉伯婆婆納，它們都開藍瑩瑩的小花，都是女孩格子熟稔并喜歡的。鴨跖草花頂著晨露而開，只開一上午，太陽一出就凋零了。一如小說里格子和男孩小胖的嘆息：原來美的東西都不長久啊……而阿拉伯婆婆納卻有著強勁的生命力，田間、坡地、山岡、墳頭，到處是云母般閃爍著藍光的小碎花。它們就像爺爺的生命。

可是這個念頭在我陸陸續續讀到比如梁鴻的非虛構 “梁莊系列”、熊培云的《追故鄉的人》、耿立的《消失的鄉村》等等目不暇接的記憶鄉愁的文字后，又有些遲疑了。在兒童文學界，同樣有著很多面向故鄉、或是把童年安放在故鄉里的作品，這進一步消解了我原本強烈的念頭。如果超越不了前一本《格子的時光書》，那么我的這本《再見，婆婆納》就不夠寫的動力；如果僅僅只是為鄉村的“失去”唱一曲挽歌，那么再怎樣試圖回望童年和故鄉，都不足以揭示和呈現童年最獨特的生命精神。我在停滯中困惑著，思考著。這個小說終究擱置下來，此后寫了《像蝴蝶一樣自由》，如果給這小說一個主題，那就是：尊重一切自由美好的生命，設身處地為他人的生命著想。

重新喚起我想寫一寫故鄉的念頭——不只是寫意念里的家鄉，而是試圖從家鄉出發，最終抵達故鄉的一場漫長旅途，是緣于一次中日作家對話。這個不久前在上海思南讀書會舉行的以“文學中的都市想象”為題的對談，觸發我對自身寫作的思考。究竟，屬于我自己的寫作根據地在哪里？家鄉嗎？是，又不盡是。城市嗎？心靈上，我只是一個觀望者。對談中，作家小白有個趣談，直接否定了鄉土小說這個概念，認為充其量不過是“農家樂”，他認為小說就是城市化的產物。在那個語境里，結合小白自身的寫作實踐和文學理念，我們都心領神會。但始終，我對這個“農家樂”說耿耿于懷。且不說鄉村山水中寄放著我們的性情和自在，我們的生和死、苦難和悲痛……過去與將來，在中國，鄉村還意味著一種文化和信仰，是從《詩經》《莊子》《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以及山水畫里一路營造出來的精神家園。小白否定的，也許是現實意義上的鄉土寫作。以寫實或虛構為名，關注的還是土地上的運動，百年滄桑，家族歷史，生老病死……能寫好這些已經不易，但確實還不夠。

那么兒童文學呢？我想我們同樣面臨這樣一個普遍性問題。有一回和一位成人文學作家聊天，因為熟稔，話就直截了當。她說你們兒童文學界怎么那么多寫鄉村寫苦難的啊！那些作品，我看來看去都大同小異……這話不排除偶或一瞥的偏激和偏見，但我相信，那是她的直觀印象。由此我在想，時代飛速發展到今天，我們需不需要重新定義故鄉？我們在寫作中如何呈現中國鄉土？如何安頓鄉土心靈？即便是給孩子寫作，我們又該如何重塑個人經驗，尋找到自己的寫作根據地，如老作家金波所言：“寫自己的童年，不是懷舊，不是追憶，而是喚醒自己的童年，啟迪別人的童年。”①

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作家劉亮程和青年評論家李德南對“故鄉”的思考和闡述，可謂深得我心，這里做一援引。劉亮程認為“家鄉”和“故鄉”是兩個維度的概念，遺憾我們常常混用，他說：“家鄉是地理的，故鄉是精神。我們都有一個大地上的家鄉和身體心靈里的故鄉。優秀的文學具有故鄉意義。” ②李德南在談及當下城市寫作時也強調：“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故鄉。當我們在新的世界視野或世界體系中來思考故鄉，故鄉就不再一定意味著鄉村，而可能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國本身。故鄉經驗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國內部，而可能是來自美國與中國、中國與日本等多個國度的比照。” ③

也即是說，新的生存經驗確實已經打破了相對傳統的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的書寫模式，敏感的作家已經開始在中國—世界的架構中描繪他們的文學圖景。對于兒童文學作家而言，如果我們有能力從自己的家鄉出發，在漫長的文學旅途中建立和懷揣一個心靈的故鄉，無論你的家鄉有沒有變化，無論你居住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文學的層面上，你把家鄉上升為了故鄉。而童年所在，才是故鄉。

二、設身處地為他人的生命著想

前面說到我正寫著的一個小說，寫寫停停，其實還只剛開了個頭，大抵寫作者都不樂意在未完稿時拿來“透氣”，這里節錄一段小說里“作家媽媽”寫作時的“長考”，是為引出我的這第二個問題：兒童文學如何彰顯一種更自信的童年精神？

小說里有這么一段話：“一直以來，她自認為是在給孩子寫作，可當她寫著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純粹的‘兒童文學作家’。她很喜歡在文字里思考——思考生和死，信仰和尊嚴，戰爭，災難，美，自由，清潔，愛，喚醒……簡直像在走迷宮，兜兜轉轉，尋尋覓覓，可總也走不出——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文學里的人生吧。放開了想，難道我們每一個人的現實不也如此嗎？只是在時間的長河里，對一個孩子來講，一切都還剛開始。媽媽在慨嘆生命的時候，怎樣讓今天的孩子獲得美的能力，怎樣不以偏概全地面對（看待）一場戰爭、一個災難，又怎樣讓孩子設身處地為他人的生命著想？當你在時間里走著的時候，怎樣不因為恨而消磨掉愛的能力、喚醒自己的能力，怎樣再累再忙還能始終保持內心清朗，正直善良，懷有理想……”

諸如此類的思考，大抵也是我本人的寫照。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領地，自己的聲音、氣息、風格、表情，乃至命運、經歷、一路走來的堅守和探索……一個只屬于他自己的文學世界。那么給孩子寫作之于我的動力在哪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我的觀點：“兒童文學作家和成人文學作家一樣，也需要知道自己的來處，需要了解那些先行者篳路藍縷趟過的足跡，而后，你才可能看清來路，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坐標——你為孩子寫作，你同時也在為遼闊的心靈世界寫作，那些成長中的孩子，隨著這指引，看得到遠方、有信有愛、有覺醒和悲憫的能力，用美的心喚醒人的心，進而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大抵，這才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寫作。”

我想我們都有一個共識：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既是兒童的，又是成人的。也即是說，好的童書或許無關年齡，既適合給孩子看，同時也讓大人們欣然接受。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典型如圣艾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冰心的《寄小讀者》、安徒生的童話等等。那么優秀的兒童文學應當必備哪些要素？比如關懷弱者、撫慰人生，比如眾生平等、萬物有靈，比如寫出愛的光、愛的寬恕和一切自由美好的生命……也就是說，要設身處地為他人的生命著想。

基于這樣一層思考，我在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里虛構了一場以二戰為背景，10歲中國小女孩和二戰中被納粹毒氣室毒死的13歲女孩安妮的相遇。穿越生死與時光，兩個異國女孩會怎樣對話？我希圖借助一個“故事”，傳達一份信仰與信念，和生命有關，和尊嚴有關。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句話：“我無法從頭再活一遍，可是我們卻能夠從頭再活一遍。”——信然！

雖說作家們都是孤軍奮戰，寫作在本質上是孤獨的，但是我的這些思考還是有著不少的同盟。比如我們都敬重的老作家金波說：“凡是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在寫作的實踐中，不但創作著全新的作品，也在發現著全新的自我。當自己的生命和兒童的生命相融合時，便是走進了一種新的境界。”④比如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李東華說：“在我眼里，兒童文學不僅僅是一種文體，它還是一種信仰，一種世界觀。”⑤比如兒童文學作家薛濤說：“不要把兒童文學僅僅圈囿于兒童范疇考量，它同樣應該是關注人的存在的‘大文學’。”⑥……

我想表達這樣一層意思：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內心。內心深處，需要積聚大的東西。如此，才有能力做強烈個人化的表達，才有信心聽從自己的內心，進而彰顯獨特深刻壯闊的中國精神、中國童年精神。

注：

①④，見金波《活力與思力并重的兒童文學精神》，《文藝報》2017年10月13日。

②，見劉亮程2017年7月18日“書香木壘?西部作家班講稿”。

③，見李德南著《有風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7月版。

⑤⑥，見李東華著《成長的想象》，接力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