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代小說糾結于人的理性與非理性，中國傳統文學卻熱衷于講述情義與人倫——前者如法醫，仿佛容不得風月；后者是磕過頭的兄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幾乎成了文學以形式動人還是以情動人的兩條道路。

文學在講述現實之痛時也同樣可以形成對虛無、斷裂等當下精神癥候與現實困境反向的牽引和警示，它在將情節、語言、氛圍組織成為文本的時候，即已實現了對自身的反叛，從而蘊生出某種可以持續生長的力量。”

當下小說寫作中的“情義危機”，事實上依然是一個文學與現實關系的問題。現實的寬廣我們固然無從把握，所能明確的是現實所承載的事件的邊界，或者說，只有當現實承載著某個與我們有關的故事時，它才會產生意義。文學在有限的時空里書寫著無限的記憶與想象，或因它們的過分美好而映照著眼前的局促與乏味，或因它們的理想、道義、責任而映襯著現實的單薄、日常與卑怯。當然，文學也絕非要在廣袤的現實里去衡量孰輕孰重或辨明是非，那本是一個充滿遺忘、漠然、無奈又同樣存活著堅守、珍視與理想的空間，構成了需要以小說去展示其復雜與彈性的現實所在。但是，不少作家卻熱衷于將復雜的現實化為簡單的文學，以現實的無情代替小說的有情。

草率的“冰冷的現實”

近年來的一些小說幾乎成了悲劇的集結地，故事情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人世間無情無義又最殘酷的巧合，難免讓人覺察其中拼湊的刻意和應對復雜現實的草率。例如東西的小說《篡改的命》中，校園靜坐、頂包坐牢、武力討薪、工傷索賠等等，近10年的社會新聞在汪長尺各個人生階段對號入座，為了制造他的個人悲傷無所不用其極。高考失利的汪長尺只有到工地出賣體力謀取生路，而這具軀體還要屢次三番遭受重創……直接針對肉體的傷害回避了某種精神創傷的彈性，而坐落在肉體上的真實的、血淋淋的傷口卻能讓現實的艱難與殘酷以最直白有效的方式撥動著人們痛感的神經，讓人生的選擇與沖突化成飛濺的血沫和崩裂的肌體。

宋小詞的《直立行走》中，歷經坎坷最終如愿以償嫁給周午馬的楊雙福再也沒法感慨自己命好，因為等待她的是突如其來的登記、狗窩一樣的婚房、粗陋掉色的床品、拆遷辦的頻頻來訪、被藏尸的公公……讓人無法不相信她對周家來說只是意味著那多出來的30平米補償。可能這個時候，什么愛情、婚姻都不再重要，甚至尊嚴也變得虛無飄渺，被欺騙的狼狽和守住公公已死的秘密才成了直刺楊雙福的利刃。至于誤傷警察和出獄后身亡，幾乎成了小說里額外的贈予，如果結果不是這么壞，還可能更好嗎？這當然是一種現實，但文學對現實的回應卻常常出現問題。一些作家在此全然放棄了某種介入性的使命感，以夸張甚至是浮夸的方式不約而同地將情感或心靈與現實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簡單、越來越狹隘，似乎小說意欲講述的現實只有冷漠、陰謀、為富不仁，財富的集中、權力的濫用，是個人被社會環境和所謂客觀條件束住手腳、反復傾軋的慘相。而這些刻意拼湊的事件在小說中零碎又力量渙散，既沒有明確的責任人，相互之間也沒有可靠的現實關聯，它只能泛泛地指向所謂現實，把責任統統推向變化的時代。

在另一些小說中，對現實的逃離或對靈魂的駐守都變成了不可饒恕的野心，那本是日常生活或生活之外最普遍又最微妙的人心，但作家們卻在用力阻撓著這些“野心”的兌現，在人們與其“野心”或理想之間，不斷加劇著他們的窘迫。孫頻的《我看過草葉葳蕤》和祁媛的《眩暈》很有一些相似之處：李天星與楊國紅和湖畔的女子，“他”與“白發女”和繼母，那些跨越年齡、跨越階層甚至跨越人倫的性與愛，其實包含著一種類型化的對社會安全感的需求。李天星們是現實世界里的可憐蟲，又是想象世界中的野心家，他們把現實中的挫敗交由性愛聊以安慰，但他們在其中又是發泄的、征服的。雖然兩篇小說都講述了往事，卻并不呈現出某種時間性，它們更多地在講狀態而不是過程，在寫這些人處于怎樣的萎靡、絕望、虛無和狂妄而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慘敗。甚至小說里都少有真正意義上的情緒波瀾，無論是小說的語調還是人物的動態，都那么平靜地享受著這種枯萎衰敗，仿佛一切與生俱來，跟李天星們的經歷或處境不發生絲毫的關聯。

那么作家應該如何面對現實？是置身其中還是超越其外？是呈現并默默接受一切規則，還是努力突圍，哪怕僅留下一個悲壯的身影？是同情的還是批判的？是僅僅止于人物的貪婪與可悲、止于一攤雙手的無可奈何，還是向前一步，在一個扮演著吞噬者的現實中，剖出可憐人被蛀空的心？更重要的是，在那種被文學不斷無情化的所謂生活中，人們經常泛泛地談論現實如何令人扭曲、時代怎樣出了問題，卻忘了是誰制造了這個現實。他們一邊憂慮著、同情著，甚至詛咒著，卻又很快露出諂媚的笑容。這是一個悉心培養起來的陷阱，人們排著隊跌入其中，卻在里面奮力地把它越挖越深。正如有的小說一旦進入具體的生活，就如同帶著“歷史的必然”一般以死亡、道德的淪喪、出賣肉體、被交易的愛情等方式草率地呈現出一個“冰冷的現實”。

“用情斷義絕來證明有情有義”

在這種情形下，石一楓《心靈外史》的出現無疑是寒冬大雪里的一壺熱酒和一頓火鍋。你不能說它是雪中送炭，因為那過于道貌岸然，畢竟石一楓不想板起臉來教訓誰或感化誰，“大姨媽”也不是圣母瑪麗亞，而只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親愛的教友”。

“大姨媽”是老輩里廚娘家的女兒。時值運動四起、家道中落，原來的小姐和傭人的女兒也就一時情同姐妹分不得貴賤了。大姨媽在父母忙于離婚時進入了“我”的生活，隨之而來的還有令人忘了娘親的羊肉燴面。然而，燴面沒有實現大姨媽把“我”喂白喂肥的理想與使命，于是便有了清晨樹林里的“采氣”和千里迢迢的省城“受功”。一場莊嚴、虔誠、肅穆的授功盛會就在“我”的“傻球”行徑下讓一場鬧劇呈現出了它該有的樣子，同時也觸動了大姨媽的“信仰”。毫無意外，小說在鬧劇的道路上一路挺進，“我”如何與母親形同陌路，如何證明了自己不是“傻球”，如何為尋找大姨媽混進傳銷團伙又如何被大姨媽救下……但鬧劇是伴隨著眼淚一起翻滾而來的，當大姨媽與母親之前的恩怨真相大白，當被遣返勞教之后的大姨媽為了不拖累“我”而選擇在信仰的名義下與教友燒炭自盡，我們便不能用“愚昧”或“無知”來輕薄地描述這個近乎偉大的女人。

大姨媽曾在三四年里追隨著師父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目的只有兩個：“其一是她沒有孩子，想借助師父的能量疏通輸卵管；其二則是想替我道歉，請師父不要計較我的瘤上拔毛之仇”。但是，此時的大姨媽對師父早已沒了以往的虔誠：“我信師父是不是信錯了？”那么三四年的奔波大概都是為了替那個并無血緣關系的孩子“免災”。這一輩子，大姨媽總要信點什么，年輕時相信出賣了姐妹的“革命”，后來相信被“我”冒犯的師父，再后來相信用蜣螂煉金險些害“我”性命的傳銷組織，最后相信會背了上句沒下句的盜版《圣經》的瞎子，她充填內心的過程永遠伴隨著愧疚乃至贖罪。在“我”與母親那頗為糾結的關系里，幾乎所有的秘密都被打開：“大姨媽史無前例地出賣了母親，卻又一如既往地豁出命來保護了母親”，母親“不原諒那個世道，但也沒怨過那個世道里的任何一個人”。而母親與大姨媽的關系也在某種輕描淡寫里變得充滿了德行與情義的光芒——“除了我，她再沒家人了；除了她，我也沒人能說句話”。當大姨媽勞教釋放無依無靠，母親想帶她離開，大姨媽則另有盤算，為了不拖累他們共同的孩子，“母親想拉上大姨媽為我做的，恰恰是大姨媽想為母親做的，那就是：用情斷義絕來證明有情有義”。

世俗中的心靈依靠

大姨媽的故事不免讓人想起許地山《綴網勞蛛》里尚潔的一生，但《心靈外史》更有酒肉氣，更愿意相信人生在世的荒唐與無知，也更愿意相信基于世俗生活的寬恕與救贖。它不拒絕現實生活中沉重可笑的肉身，也不拒絕圣徒般的靈魂，它在一場場時代的鬧劇里讓人看到了艱難而沉默的自我審判和可被信任的善與心靈之光。這就像“我”突然強光透頂一般懂得了大姨媽，懂得了相信革命必須犧牲的大姨媽和帶我去省城拜師父的大姨媽以及把“我”從死神手里拖出來的大姨媽融在一起才成了真實、完整的人生。

我們很難講它事關“信仰”，即便是在小說里，這個“信仰”也早已被“我”看透：“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人類文明衍生出來的一切宏大、光輝的精神產物，而是一位猴兒一樣的師父，鼻頭上一個黑瘤，瘤上生毛。”《心靈外史》完全是世俗的，是一個人怎樣才能在現實的困境中找到那么一丁點兒的心靈依靠，是人們在看似伶牙俐齒惡語相向的日常生活里所隱藏起來的體諒與情義。也許小說還在講人是不是該信點什么，只是這個被語言表達或落實于行動中的“信”與人真實的內心所向并無干系，又或這種內心所向本就無法講述。這無疑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心靈外史”，而此刻的石一楓也儼然露出巍然大物的跡象。

與此同時，作家黃孝陽自解遺傳密碼：“你不能強迫我去做一個西方人”。他的《亂世》將一個極富傳奇性的故事擺在人們面前。英雄復仇，袍澤兄弟肝膽相照，弱女子深藏血淚身手不凡……情義恩仇不斷催動故事一路奔襲。劉無果與蔣白的關系顯然不能置于現代性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今天的身份、地位、階層等概念根本不能將其全面呈現。那種過命的交情，如兄弟又似父子，一個看似冷靜多疑又常常被困于某個心結，一個剛硬魯莽又上演了舍命救主的大戲。這是情義而不是契約，對這種關系的講述自然也脫不開傳統中國對男性關系那種手足與情義的想象。小說中的袍哥老大羅秦明不但能飛檐走壁雙槍滅燭，還出資辦學為鄉人稱道。為了學堂規劃區里一位孤寡老婦的祖居，羅秦明“四次折節”，瞎眼老太上吊自盡，把祖產捐予學堂，羅秦明披麻戴孝，如子嗣般在墳頭摔了瓦盆。來來往往之間，情義于此淹沒了邏輯或現實，這無疑是傳奇的力量，人們明知是說書唱戲卻依然選擇相信并對此無比期待。

正如孟繁華感嘆《三國演義》的多情重義，那種富有傳奇性或趨于中國傳統的講述方式在表達人之情義上似乎有著某種先天的優勢。現代小說糾結于人的理性與非理性，中國傳統文學卻熱衷于講述情義與人倫——前者如法醫，仿佛容不得風月；后者是磕過頭的兄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幾乎成了文學以形式動人還是以情動人的兩條道路。

即便于現代社會，文學中的情義問題也不是什么光明的尾巴，更不是要在那個現實的規則中頒發一個并不解決實際問題的“安慰獎”，而是如何把那些無法回避的現實之痛帶著生活的溫度堅實可靠地筑進故事里，從而塑出那些身處困境無望奔忙的人們，揭出這個時代難以克服的社會頑疾。它是對即在現實的書寫不充斥著自負的代入感而又絕不置身事外，也是某種無法克服又恰到好處的情感或心理悖論的自然流露。正如人們對積極、活力和樂觀主義的無限崇拜往往源自對自身或現實不可言說的沮喪與絕望，文學在講述現實之痛時也同樣可以形成對虛無、斷裂等當下精神癥候與現實困境反向的牽引和警示，它在將情節、語言、氛圍組織成為文本的時候，即已實現了對自身的反叛，從而蘊生出某種可以持續生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