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傳統文人有自憐自夸的毛病,他們回顧往事的文字總是為自己說話。我曾經在評英國當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時說過,自我在回憶中不斷生成,不變的自我往往是美好的虛構。錢鍾書是不寫回憶錄的,他意識到回憶都不大靠得住,當一個人回憶的時候,某種奇怪的心理功能就會耍弄他、保護他。因此他說:“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住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干脆不來什么緬懷和回想了。”錢鍾書還指出,關于歷史的寫作,現在支配著過去,“自我整容”是在不知不覺間完成的。今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一位專寫記憶的大師,他的小說往往借用人物不同時期的記憶過程來刻畫性格、反思歷史,并由此揭示人性的脆弱和“事實”的多重面相。

回憶是審視生活的過濾器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1960年跟父母移居英國。一位亞裔學生在英國接受教育,當然對自己特別的身份比較敏感。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訪時說過:“雖然我在英國長大,在這里接受教育,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中一大部分是日本的,因為我由日本父母撫育,我總是通過我父母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但是我以為更應該把石黑一雄當作一位有著強烈國際意識的英國作家來看待。比如關于記憶以及相關的自我認知、自省或文飾也是當代英國作家(如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所熱心探索的話題。石黑一雄1978年畢業于肯特大學后又在1980年獲得東安格利亞大學“創作課程”(creative writing course)碩士學位。這門課程開辦的時候引起一番爭議:哪有作家是這么培養出來的?不過讀過這門課程的學生很快用自己的小說創作業績為母校贏得了榮譽,麥克尤恩就是這些學生中最早出名的一位。

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說《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出版于1982年,翻譯成中文只有8萬多字,只是較長的中篇,但這是一部讓我非常佩服的處女作。1989年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獲當年布克獎,作者才35歲。我國外國文學研究者當時就非常關注石黑一雄,《世界文學》和《外國文學動態》都曾報道過他的新作。筆者主編的英國二戰后小說研究論文集《現代主義之后:寫實與實驗》(1997)里就收有上海社科院瞿世鏡先生的文章《當代英國中青年小說家》,石黑一雄在文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遠山淡影》就是對“創造性記憶”的解剖。小說中的敘述者“我”也承認:“回憶,我發現,可能是不可靠的東西;常常被你回憶時的環境所大大地扭曲,毫無疑問,我現在在這里的某些回憶就是這樣。”敘述者悅子是移民英國的日本人,二戰之前就在長崎結了婚,生了女兒景子,但是二戰結束后悅子獨自帶景子移民英國,后來嫁給一個英國人,生了第二個女兒妮基。她沒有交代為何離開她的日本丈夫。兩個女兒在異國長大成人后,景子自殺了,原因不詳,或許她并未融入新的環境。景子的死成為悅子的心病。當妮基去看望獨居的母親時,悅子心里明白:“她來是準備告訴我,事實仍舊如此,我不應后悔從前做的那些決定。簡而言之,是來安慰我,我不應為景子的死負責。”悅子是在自欺,她完全屈服于錢鍾書所說的“創造性記憶的誘惑”。石黑一雄說:“我喜歡回憶,是因為回憶是我們審視自己生活的過濾器。回憶模糊不清,就給自我欺騙提供了機會。作為一個作家,我更關心的是人們告訴自己發生了什么,而不是實際發生了什么。”悅子回憶的方式非常特別,這與石黑一雄做社工的經歷相關。他注意到無家可歸者不會直截了當地說出他們的故事:“我就覺得用這種方法寫小說很有意思:某個人覺得自己的經歷太過痛苦或不堪,無法啟口,于是借用別人的故事來講自己的故事。”在《遠山淡影》里,悅子虛構出一個佐知子來掩護自己,盡量為佐知子對女兒萬里子的行為辯解,從而不必直面自己的罪惡感。但是她的故事講到最后的時候,一不小心暴露了真相:佐知子就是她自己,而心理受到巨大傷害的萬里子就是她自殺的女兒景子。

石黑一雄是極為含蓄克制的作家,他絲毫沒有渲染悅子說漏嘴的場景,一切還是那么自然沖淡,讀者很容易漏過那個精心安排的細節。深怕讀者不能領會自己深刻用意并有鋪陳之病的作家不妨學一學石黑一雄的隱忍不發。悅子放棄為自己辯解了嗎?她還是會說自己離開日本有正當的理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景子好(“我是為你好才這樣做的!”這是很多父母的口頭禪)。悅子內心深處有一股股沖突的潛流,她始終沒有勇氣公開懊悔,更談不上懺悔。她還想欺瞞自己,在欺瞞中獲取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

一部拷問良知、推敲記憶之作

石黑一雄的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以二戰前后的日本為背景,也是拷問良知、推敲記憶之作。主人公小野增二是日本戰前和戰時很受歡迎的軍國主義畫家,日本戰敗后他突然枯萎,畫作也都收了起來,連在家里也不敢掛出來。但是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正常退休的。日本投降后美國文化涌入日本,小野暗暗不服。外孫一郎在家里假裝騎馬奔馳,嘴里還發出馬嘶聲,原來他是在學美國牛仔“獨行俠”(Lone Ranger,美國電影);他想做“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美國漫畫人物,后改編成動畫片),勸外公多吃菠菜。我國讀者對日本在美軍占領期間發生的文化巨變所知不多,未必會對這些文化轉型的細節感興趣。為了理解《浮世畫家》,美國史學家道爾(John W. Dower)的《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三聯已出胡博譯本)是很有幫助的。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盡管日本還有無數未能清理的廢墟,文化卻變得與戰前難以辨認,連小野的女婿也認為,孩子與其崇拜日本歷史上的武士,還不如崇拜美國英雄。面對新時代的潮流,小野無所事事,“只是悶悶不樂地在家里轉悠”。他回憶起自己少年時學畫的經歷,自己對得起當時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同學嗎?如何評價戰爭中的死者就更難了。他們是死得“英勇壯烈”還是“為了愚蠢的事業浪費了生命”?小野和他女婿的觀點出現分歧。年輕一代反思戰爭,有和平主義的思想,還有些人“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擔自己的責任”。這不正是一度自以為“愛國”并被戰前的官方宣傳洗腦的畫家小野嗎?小野自語:“年輕一代的性格出現了一種我不能完全明白的改變,這種改變在某些方面無疑是令人不安的。”30年代初期出現一座新酒館,它的內部裝潢也在頌揚所謂的“愛國精神”,而小野就是這家酒館的常客。小野至今仍然如此強辯:“他們的作品都是堅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小野的創作對國內已經興起的殖民擴張主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居然還有充足的“理由”:藝術界的“頹廢”傾向削弱了傳統的文化結構,必須與之對抗。這使人想起30年代德國的偽古典主義法西斯藝術。

小野年輕時住在“毛利君”家里學畫。在他含混不清的回憶中,讀者得知一位叫佐佐木的學生被畫室驅逐了,小野本人是不是在此過程中扮演了可恥的腳色?在小說中他的回憶變成了諉過于人的“杰作”,與悅子的回憶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學生紳太郎戰前跟著小野畫所謂“中國危機”(即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的侵略)宣傳畫,公開表達了他對小野的作為心存疑慮。但是小野的記憶卻是一片模糊,他甚至說:“當時國家處于緊急關頭,應該停止猶豫,做出決策了。據我回憶,你畫得很好,我們都為你的作品感到驕傲。”紳太郎想請小野給有關部門寫一封信,說明他畫那張宣傳畫時當面對老師表達過自己的猶豫和反對,但是小野對他的態度卻非常野蠻:他轉過身,背對著紳太郎,不予理睬。小野認為紳太郎“不需要用謊言替自己開脫”,但究竟是誰在為自己開脫呢?

小野另一位學生黑田在戰時被關入監獄,當作“叛徒”,還遭毒打,戰爭結束后就釋放了,而且得到藝術教師的職位。讀者能從小野回憶的碎片中推知小野是導致黑田被捕的責任人。小野拜訪黑田不遇,碰到黑田的學生,還是以教訓的口吻說話:“我和黑田先生剛認識的時候,你實際上還只是個孩子。關于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我希望你不要草率地得出結論。”年輕人也不顧情面:“坦率地說,我很驚訝您有這樣的勇氣。竟然登門拜訪,仿佛您只是一位友好的訪客……可是我們現在都知道了誰才是真正的叛徒。”小野真的懺悔了嗎?絲毫沒有——他還在對自己說:“我不會讓年輕人的話嚴重影響我的情緒。”當他在女兒相親的餐桌上說:“當時我是憑著堅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滿心相信我是在為我的同胞們謀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現在坦然承認我錯了。”這是真心的悔恨,還是為自己開脫罪責?他甚至教訓下輩:任何一個看重自己尊嚴的人,卻希望長久地回避自己過去所做事情的責任,這是我難以理解的。承認自己人生中所犯的錯誤,并不總是容易的事,但卻能獲得一種滿足和尊嚴。不管怎么說,懷著信念所犯的錯誤,并沒有什么可羞愧的。而不愿或不能承認這些錯誤,才是最丟臉的事。

反諷是石黑一雄擅長的修辭技巧。小野戰時的作為是出于真正的“信念”還是薩特所說的“虛假信念”?《浮世畫家》幾乎沒有冗筆。戰前,企業家杉村明死后,小野買了他位置極佳的大房子,具體過程披露了嗎?讀者能相信小野的敘述嗎?一部不過10萬字的小說隱藏了大量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內容,有心人可以挖掘出豐富的內涵來。

探討記憶和忘卻的意義

但是石黑一雄也在不斷給自己開拓新的領地。無所顧忌的記憶真能照亮自我、啟發良知嗎?他的近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5)從另一個角度討論了記憶和忘卻的意義。6世紀的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比鄰而居,相安無事。現在的和平建立在一個奇怪的基礎上——兩個族群的集體記憶消失在一片迷霧之中,那塊霧靄之地由一條母龍看守。過往的血腥歷史是否應該激活?寬恕和復仇,應該作何選擇?能夠愈合舊傷的迷霧消退以后,小說里那對尋找兒子的夫婦也將恢復他們的記憶,他們還將和好如初嗎?讀到結尾處,我們的心里升騰起一片不安。20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干半島上一些已經沉睡的歷史被不同族群不斷講述、回憶,結果各種扭曲的民族主義化為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是否作家也應該節制煽起仇恨的沖動?

最后再說幾句。石黑一雄小說涉及重大歷史事件,《上海孤兒》(When We Were Orphans,2000)與中國近代史關系緊密,敘述者的回憶和偵探般的敏銳判斷讓我欽佩。現在說到《長日將盡》,人們一般都為敘述者史蒂文斯未能實現的愛情惋嘆,但是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背景同樣值得關注。達靈頓勛爵和他的一些朋友希望用外交途徑來應對德國方面的要求。為什么當時英國精英階層中不少人有這種傾向?僅僅譴責臭名昭著的綏靖政策還遠遠不夠,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的現場,需要意識到達靈頓勛爵也是行走在迷霧之中。《凡爾賽和約》對戰敗方提出極為苛刻的條件,戰勝國一些有正義感的精英為德國抱不平,最有名的就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讀一讀凱恩斯的經典《和約的經濟后果》(1919)就會看到二戰與一戰之間的聯系,但是達靈頓勛爵的橄欖枝反而煽起了無底的領土欲望。這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圍,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