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仃（1917—2010），號它山。他在新中國藝術發展中涉及到很多領域，而在每一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貢獻。這是一座蘊含特別豐富的“它山”，他橫亙在我們的面前，我們難以繞過，但我們必須面對。他是當代中國藝術的鏡鑒，比照之下才知道高原到高峰之間的差距。

“它山”的高度，并不是它在水平線之上的丈量，而是那挺直的脊梁以及內在的魂魄。他以人品支撐起不同領域內的學術的高度，是峰峰相連所簇擁的一個時代的峰巔。當今天的藝術界忽略了人品的考察，不知道品格為何物的時候，看看那張經典的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合影，他的身影并不偉岸。張仃在魯藝的實際影響并不如當時的許多美術家。他是有個性的藝術家，和同時代的很多孩子一樣通過臨摹《芥子園畫譜》而啟發了對繪畫的興趣，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后流亡到北平，考入北平美專。一年后16歲的他在學校一周年校慶時以丈二宣紙畫羅漢鬼怪，在受到嘲諷之余卻表現出不滿守舊的個性。此后，他歷經坎坷，先是在南京受到漫畫家張光宇的賞識，后又加入到由葉淺予領隊的抗日漫畫宣傳隊。雖然這時候他才20歲，卻奠定了人生和藝術的基礎和方向。漫畫的功夫成為他的看家本領，由此而派生出的諸多方面，都在融會貫通中表現出了不同一般之處，這也決定了他在延安以非黨員的身份立足在魯藝的境遇。無疑，個性使然。

在漫畫基本上退出社會舞臺的今天，回望當年從南京到上海，再到抗日漫畫宣傳隊，以及《救亡漫畫》《抗戰漫畫》，那是時代的刀槍和一代人的滿腔熱血。而從構思立意到構圖表現，漫畫時代的人們在精神支撐下表現出的家國情懷，正是在藝術語言的發展之上成就了一代藝術家的造型基礎和表現能力。他們真的沒有好好畫素描，也沒有好好學外語，可是，他們有理想有情懷，重要的是幾十年不變的還是理想和情懷。正因為此，張仃在上世紀40年代末又回到了他的東北，在東北畫報社繼續他在延安的新年畫創作，完成了他的藝術從漫畫到年畫的轉變。這種轉變在1949年之后，很多畫家都經歷過，葉淺予到1959年還用年畫的樣式畫了《北平解放圖》。而張仃在為新中國設計和設計新中國的轉變中，所表現出的才能，還是來自于漫畫的基礎，所謂的舉一反三表現在張仃身上實在是非常貼切。

張仃的設計可謂是自學成才。為什么能夠在1950年出任中央美院實用美術系主任，可能是因為他在延安主辦過生產成果展覽會，這是對于“自力更生、豐衣足食”成果的布 置，只是編排得合理一點，稍許有點裝飾而已。可是，他因此而主導了實用美術系，領導了中央美院的國徽設計小組設計國徽，并提出以天安門作為國徽主體形象的創意。此后，他1952年任德國萊比錫國際博覽會中國館總設計師；任捷克、波蘭中國博覽會總設計師；任莫斯科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展覽會總設計師。一而再，再而三，進入到公共空間和展示設計的張仃，從平面到立體。這些對他的考驗是在專業之外的對新中國形象的理解和塑造，無疑，從延安到東北解放區所累積的革命文藝的感覺，給予他一個很好的把握過往經驗的基礎。所以，他在表現新中國的場館設計中既融入到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視覺體系之中，又表現出中國的民族特色。從實用美術到工藝美術，是中國學科體系的完善與發展，由此，張仃也由“實用美術”無縫銜接到“工藝美術”。從參加“建國瓷”設計委員會、“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委員會，到1978年出任動畫片《哪吒鬧海》的美術總設計，1979年主持首都國際機場候機樓大型壁畫群工程，并創作大型工筆重彩壁畫《哪吒鬧海》。張仃在工藝美術的路上越走越遠，1981年他64歲時出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而這個年紀在如今早已過了提拔的年齡。

他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做了很多事，特別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歷史性的轉型。當新中國改造傳統國畫的時候，他和李可染、羅銘的寫生引起了業內的關注。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他？顯然他不是國畫家，他只是畫漫畫和年畫，可是，他15歲在北平美專學的是國畫，所學也沒有好好學。為何改造國畫的任務落在了他的肩上？當年的很多事情都說不清楚了，但時勢造英雄則具有普遍性。問題是，寫生之后的張仃沒有在國畫的道路上前行，卻投入到工藝美術的領域，直到1977年秋到京郊房山十渡寫生而成《房山十渡焦墨寫生圖卷》。1961年他歷時半年帶領研究生赴云南西雙版納寫生，根據寫生而創作了系列彩墨裝飾畫，被漫畫家華君武戲稱為“畢加索加城隍廟”。進入彩墨畫時期的張仃似乎要甩掉那舊水墨的關系，而進入到裝飾性的彩墨世界，從而樹立起了與工藝美術相關聯的裝飾繪畫大旗。

當他再回到焦墨畫中的時候，好像回到了他15歲入北平美專國畫系的起點上。他釋放了埋壓在心里的“一輩子就想畫山水畫”的夙愿；他想用自己的《從頭學起》（在黃賓虹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來提醒人們關注黃賓虹。1986年，張仃任黃賓虹研究會會長，這之后，席卷全國美術界的黃賓虹熱一浪高過一浪。晚年的他不是在寫生，就是在寫生的路上，而焦墨寫生及其創作，同樣影響廣泛。從紙本走向公共藝術的大型壁畫創作，又去除了那種裝飾的意趣，回歸到墨的情境之中，回歸到山水情懷之內，讓人們看到了他“從頭學起”的“它山”精神。

張仃先生在20世紀藝術史上跨越幾個不同的時區，他以先鋒與旗幟、開拓與創新的成就和品格，在不同的經緯度上標高了“它山”的峰巔。“它山”的精神是不守成、不停息。遙望“它山”的巔峰，它為當代藝術家樹立了時代的楷模，而由他產生的諸多問題和所指向的問題方面，正是我們今天面對藝術社會、藝術本體以及教育問題所必須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