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文學的發展演進，除去依循文學自身的規律向前自然運行之外，越來越與社會生活勾連密切，與時代情緒互動頻仍。近五年來的文學與文壇，正是在這種主客觀因素的合力推導之下，不斷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關系，凝聚新的力量，以細化的內部分野與泛化的外部擴張，帶來新的文藝形態與觀念，也帶來新的問題與挑戰。

面對新世紀文學特有的豐繁狀態與混合特征，文學理論批評承擔的任務異常艱巨，面臨的挑戰極其巨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習近平總書記先是在2014年10月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后又于2016年11月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兩個重要講話，直面文藝的新現實，針對文藝的新問題，對于文藝工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認識歷史使命，堅持正確方向，煥發創作活力，開拓新的局面，提出了新的希望與新的要求，也為文藝理論批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履行自己的責任，解決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奮斗的目標，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在兩個講話精神的指引與鼓舞下，理論批評既面向變動不羈的文學現狀，又面向氣象萬千的社會實際，從偏于學理探究的范疇，走向“運動著的美學”；從囿于文學自身的圈子，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

1 在兩個講話的指引與激勵下，文學理論批評重顯新的活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包括文藝在內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做過多次重要論述。尤其是2014年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6年的《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文藝工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科學分析了文藝領域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正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怎樣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等一系列根本問題。而無論是對諸多理論原點的精到闡發，還是對存在問題的扼要點評，都對理論批評給予了重要的啟迪與莫大的激勵。文學的理論批評，在兩個講話精神的感召與鼓舞下，從理論的要點到批評的重點，都注意直面當下文藝與文化的現狀，切近文藝領域的新變，使文藝批評在介入文學現場的理論批評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能量，逐步煥發新的活力。

首先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理論探討中的話題的轉變。習近平總書記在兩個文藝講話中提到的重要概念和論說的文藝觀念，成為了文學理論探討中的關鍵詞，從不同的角度為大家所重新解讀和深入言說。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文藝的地位與作用，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的精神等理論要點，成為一個時期的熱點話題。《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之后，文藝與時代，現實主義，文化自信，以及中國故事，中華新史詩等等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理論熱詞。從2014年起，《人民日報》的“文藝觀象”專欄圍繞著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的理論要點，連續發表了《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家國情懷與文學書寫》《文藝要與時代同頻共振》《文藝家何以先覺、先行、先倡》《從高原到高峰，障礙何在》《惟有精品留其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怎樣講述中國故事與中國經驗》《建設文藝研究的中國話語》等40多期專題系列筆談，聯系文學的當下現狀與創作實際，延伸性地論述了講話精神中的要點與要義。2015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委宣傳部聯合主辦，在《文匯報》推出由張江主持的《海上觀潮》文藝評論專欄，先后推出《文藝是精神的火炬》《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什么樣的品格與境界奠定了現實主義的魅力》《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愉悅》等專題評論，十幾位評論家和作家就此發表了自己的心得與意見。這些系列評論，就當前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現象、熱點話題和焦點問題進行辨析、探討，開展了深入有力的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并在文壇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與影響。

在文學領域，理論批評報刊既是文學觀點與觀念碰撞與交流的活動平臺，又是理論批評發聲與研討的前沿陣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求是》雜志等黨報黨刊，在相關專欄，就一些重要的文學話題、文藝現象，連續約請專家學者撰寫重頭文章進行系列性的研討與論評。《文藝報》《中國藝術報》《文學報》《中國文化報》《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南方文壇》《上海文化》《揚子江評論》等專業文藝報刊，或開辟專欄，或組織專文，把聯系當前文藝實際深度闡釋習近平文藝講話精神，作為辦報辦刊的重中之重，聯袂發出了在審時度勢中激濁揚清的理論批評新聲。

文藝理論批評新刊的創辦，也為理論評論的振興添加了助力。2015年間，《中國文學批評》與《中國文藝評論》相繼創刊。前者由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主辦，以理論探討和文學批評兩方面為主，對重要作家結合新的創作進行系統觀照與深入解讀；后者由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辦，領域涉及藝術的方方面面，從文藝領域的宏觀角度提供了有益于文學批評的資訊與營養。在批評新刊的創辦上，前些年還有山東的《百年批評》，2015年湖北的《長江文藝評論》，廣東的《網絡文學評論》等，這都為當代文學的繁榮與發展起到了搖旗吶喊的重要作用。

2 以兩個講話精神為指南，對于理論批評現狀的反思不斷走向深入

進入新世紀之后，由于文藝觀念的趨于多元，文學創作的日益多樣，文藝批評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自身也需要隨著新的文藝時代適時新變。習近平總書記的兩個重要講話既對文藝批評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對文藝批評的現狀提出了一些切實而中肯的批評。這些有關文藝批評的意見與精神，進而促使文藝批評界對于文藝批評現狀進行自我檢省與自我批評。

在對當下文藝理論現狀的反思中，不少同志都提到了需要聯系文學現實和創作實際，改變目前不接地氣，缺少元氣的貧弱狀態的問題。劉瓊的《文藝理論應介入文藝實踐》、高建平的《呼喚理論與批評的“深度”》、泓峻的《回歸文學的現場，重塑理論的尊嚴》、李圣傳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等文章，都談到了因為理論與批評的嚴重分離，導致了批評中的理論缺席，以及理論的孤芳自賞。因而，理論與批評都需要努力加以改進，兩者不僅需要切實對接，而且需要深度融合。

文學批評的自省，涉及到文藝批評領域的方方面面。首先的一個問題，依然是對于存在的主要問題的把脈與診斷。因為角度不同，對于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但大致都指向批評的錯位、批評的失衡、批評的不及物等現象。雷達的《文學批評的“過剩”與“不足”》，黃力之的《文藝批評主體性的闕如與濫用》等文章，都提出了文藝批評存在的問題，既在于同質化、平庸化的東西太多，又在于關注新的現象、新的作品太少，無論是批評主體的發揮還是批評對象的選擇，都存在著嚴重的失衡與失調現象。

文學批評如何改變當下的現狀，一些論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建言。錢小芊的《結合文學創作展開文學批評》，以中國文學博鰲論壇為例，論說了關注中國經驗、介入文學現場開展文學批評的可行性與重要性。朱輝軍的《文藝評論要有批評的鋒芒》，提出改進文藝評論，首要的就是應恢復其批評的鋒芒，重建其在公眾心目中的權威。龐井君的《文藝評論工作急需加強頂層設計和工作布局》，提出推動文藝評論繁榮發展，既需要從戰略上做好“頂層設計”，又需要從理論、組織、陣地、人才等各方面扎實推進工作。李云雷的《文藝需要爭鳴》，提出要以文藝爭鳴的方式表達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進行平等的學術討論，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為當代文藝發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楊慶祥的《文學批評的文化責任》，提出拋開西方強加于我們的自我認知，找到新的方法論，建構具有中國視野或者中國立場的文學批評。劉大先的《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提出要重提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這一方面是要接續中國文學批評主體性歷史建構的“未完成的規劃”，另一方面則是走出文學批評的封閉圈，讓文學回到生活之中與現實發生互動。這些角度不同又自有見地的意見體現了批評家自我反省的多維與多向，也表明了文藝批評需要從多個方面予以改進與加強。

在理論批評界進行理論反思和批評自省的同時，由張江的《強制闡釋論》（原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引發的“強制闡釋論”討論逐步興起，不斷深化，構成近年來文藝理論界較為少見的理論熱點。張江的“強制闡釋論”，旨在反思西方文論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對文學和文本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為當代文論的建構與發展提供新的視角。自2015年以來，文學理論界多次就“強制闡釋論”召開研討會和進行對話，國內與國外的一些理論批評家紛紛參與進來。有學者指出，“強制闡釋論”可能是“中國話語介入當代西方文論價值判斷的一個有力嘗試”，“必將有助于中國文論的建設與發展”。

3 在批評實踐中，察觀傾向的宏觀批評與評介新作的微觀評論齊頭并進

文學批評有許多方面，有很多任務，但最為重要的，一是在宏觀的層面上察觀文學走向，捕捉創作傾向，并就其蘊含的種種問題進行剖解和論評；二是在微觀層面上品評當下創作的最新成果，追蹤重要作家的創作足跡，經由扼要地梳理和及時評說，使人們看到作家創作的最新收獲與近期創作的最新動向。五年來的文學批評，正在這樣兩個方面，顯示出了扎實的進取，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也使得批評在與創作攜手并進的同時，強化了介入性，增進了現場感。

文學批評中的觀現象、察傾向，一種表現為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抓取值得人們注意與警惕的現象與傾向，如雷達近年來在《文藝報》開辟的“雷達觀潮”專欄，連續推出多篇話題性文章，如《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文學與社會新聞的“糾纏”及開解》《反思閱讀方式的巨變》《面對文體與思潮的錯位》《漫說“非虛構”》《文學批評的“過剩”與“不足”》《關于文學批評的幾條標準》等等。這些文章所抓取的現象，所觸及的問題，從文學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到創作的矛盾、閱讀的異動、批評的難題，都是當下文學中切實存在而又未能引起重視的。另一種則表現為從具體的作品創作中發見帶有一定理論內涵的問題，通過理論的浸潤與提煉，提取出有意義的文學話題，如賀紹俊的《以文學介入中國經驗的闡釋》等文章，在論述近期的長篇小說創作時，著重從“中國經驗”的角度，發現作品的精神內涵與思想價值，使得作者自覺不自覺地隱藏在長篇小說中的思想追求，既得到了一定的闡發，又得到了鮮明的張揚。如孟繁華在綜述2015年的短篇小說創作情形時，以《短篇小說中的“情義”危機》為題，以他讀到的小說不約而同地“缺情少意”，得出了“這種沒有約定的情感傾向的同一性，不僅是小說中的情義危機，而且也昭示了當下小說創作在整體傾向上的危機”的結論。還如洪治綱的《論新世紀文學的“同質化”傾向》，從創作中人們習焉不察的作家的自我重復與相互襲仿，揭示出優秀作品之所以稀少的原因，是由于作家精神的懶惰化和寫作的慣性化導致的“同質化”。既解析了作品“同質化”的內在原因，又提出了“主體意識自覺”的有益建言。

對年度長篇小說新作的跟蹤評介，一直是文學批評的一個重點。2012年到2015年間，一些小說名家先后推出自己的長篇新作，其中一些作品在鄉土中國的變遷、鄉土倫理的嬗變方面，既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創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鄉土文學的寫作，如賈平凹的《老生》《帶燈》、關仁山的《日頭》、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孫惠芬的《后上塘書》、遲子建的《群山之巔》等。這些作品甫一發表，便有李星、陳曉明、謝有順、雷達、胡平、范詠戈、汪政、周景雷、潘凱雄、孟繁華等人評論上述作品的文章跟隨而來，以自己的閱讀感受對這些名家新作作了精到的解讀。這一時期，那些在不同題材領域寫出了新意的力作，批評家們也都一一看在眼里，并用不同視角的閱讀體會給出了自己的批評解說。如雷達、陳福民等人評論閻真的《活著之上》，孟繁華、陳曉明、岳雯、牛玉秋等人評論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孫郁等人評論寧肯的《三個三重奏》，彭敏等人評論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賀紹俊、汪守德、柳建偉等人評論黨益民的《雪祭》，郭寶亮、桫欏等人評論胡學文的《紅月亮》等。

文學批評的要義是發現好作品，有些作者聲名并不顯赫，但作品確實讓人眼前一亮，也會進入批評家的視野，并得到相對充分的肯定。2012年間，上海的金宇澄寫作了長篇小說《繁花》，作品以向傳統致敬的敘事方式講述近幾十年的上海故事，作品發表之后，程德培、郜元寶、程永新等人先后撰文，及時予以解讀和熱切推介。此作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與文學評論的這種鼎力相助不無關系。2015年間，陜西的陳彥寫作了長篇小說《裝臺》，作品在小人物的寫作上卓見新意，先后有多篇評論予以推介，如李敬澤、雷達、李星等人的文章。《裝臺》甫一出版，便廣受關注，這種集束式的評論推介顯然起到了作用。

2015年8月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揭曉之后，有關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與作品的評論，在一個時期內形成熱點。這里既有評論具體作家作品的，也有從茅獎獲獎作品來觀察長篇小說發展的。獲獎作品何以成為精品，獲獎作家何以形成獨特風格，《文學報·新批評》等報刊特辟專欄給以細切的閱讀與精到的評說。2012年到2016年間，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榮獲雨果獎，曹文軒榮獲國際安徒生獎，其間都有為數不少的評論文章及時跟進，評說作家獲獎的根據與緣由，論述作家創作的成就與特色。這些評論，以對獲獎作家與作品的細致閱讀與集束論評，使文學批評起到了解讀文學精品，引導文學創作的積極作用。

4 對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新的文藝形態的關注與研討逐步加強

網絡文學在進入新世紀之后，不僅以類型化小說為龍頭形成了產業化鏈條，而且還迭以新的文藝觀念、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傳播方式，對文學與文壇構成巨大的沖擊，造成深刻的影響，使得人們對網絡文學的現象與問題，不得不鄭重對待，認真研探。一開始，關注、熱議網絡文學者主要來自傳統文學領域。既有的文學觀念使得他們的看法不免帶有以傳統的眼光打量網絡文學的明顯特點，爾后，伴隨研究的持續，這些專家學者逐漸在網絡文學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獲得了一定的發言權。

在網絡文學研究中，一些研討會起到了溝通信息、交流意見和推進研究的重要作用。如2014年6月，由中國作協創研部與人民日報社文藝部舉辦的“網絡文學再認識”的研討會；2014年7月，由中國作協創研部、全國網絡文學重點園地工作聯席會議、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光明日報社文藝部共同舉辦的全國網絡文學理論研討會，都以扎實的研討、熱烈的討論，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取得了豐富的收獲。2014年，《文學報·新批評》第三屆論壇以“網絡文學是不是文學”為題展開討論，各方意見相互匯聚和碰撞，構成年度網絡文學研討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點。馬季、王祥、邵燕君、夏烈、何平、莊庸等學者，小橋老樹等作家都參與進來，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自己的意見。形成的基本共識是，網絡文學是文學，但它是這樣的文學，還是僅僅只是文學，卻需要認真觀察和深入認識。

2015年間，網絡文學研究的話題又有新的拓展，如邵燕君的《“媒介融合”時代的“孵化器”——多重博弈下中國網絡文學的新位置和新使命》，探討網絡文學在各種壓力下保持“自主力量”的可能性；黃發有的《網絡空間的本土文學傳統》，探求網絡文學與本土文化建立內在關系的可能性；馬季的《網絡文學的三個變量》，從受眾層面、審美層面和表現方式三個方面，觀察了網絡文學以特有的語言消解文學的傾向與問題。而千幻冰云的《IP對網絡文學發展的影響》、夏烈的《從中國故事到中國IP——華語網絡文學的新視界和新使命》，從知識產權的新角度探討IP對網絡文學的推進。較之過去，網絡文學的研究與評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較大提升。

近年來，除中國作協組建網絡文學委員會和網絡文學聯席會議，加強與文學網站和網絡作家的經常性聯系之外，一些地方作協也紛紛成立網絡作協，一些高校學者和民間機構也開始聚焦于網絡文學，使網絡文學初步形成中國作協創研部、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南大學文學院、杭州師大傳媒學院等幾個研究重鎮，并在逐步積累中產生了一些網絡文學理論研究成果，如中南大學歐陽友權教授主編的七卷本“網絡文學100叢書”（中央編譯出版社）、《網絡文學五年普查（2009-2013）（中央編譯出版社）》，馬季的《從傳承到重塑》（中國書籍出版社）等。這些既是網絡文學調查與研究的初步成果，也是進而推進網絡文學研究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