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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深處的火焰》，紅柯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即將出版，39.80元

天上的云，地上的水，太陽深處的火焰，無法消逝的是愛，無邊無際的靈魂全都聚集在一張白布上，這就是虛構的藝術。紅柯不惜筆墨描寫大地、太陽和火，以及大量引用文學作品中對于“太陽”的描寫。

在紅柯所有小說中，《太陽深處的火焰》大約是最富挑戰性的一部。小說不是一個單純的長篇故事，完全可以作為文化哲學和生命哲學來閱讀。材料互相穿插、多線交織，簡直“眼花繚亂”——少年時代為拉網捕魚，買來整卷尼龍絲，尼龍絲打結了，相互糾纏，越理卻越纏得緊。讀《太陽深處的火焰》的時候，我想起了這種情景。

從敘事層面看，這部小說至少記述了以下內容：徐濟云和吳麗梅的愛情故事、徐濟云的學術生活、高校的學術生態、博士生王勇及家族故事、皮影藝術家周猴的人生、皮影藝術研究院的故事……從文化層面看，則寫到了塔里木盆地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西域文化、少數民族的歷史、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名人（老子）的故事、經典文學藝術……作為小說，當然要以敘事帶起文化內涵，而在這部小說中，故事元素與文化元素交織，越到后來，故事主體越讓位于文化主體。

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說。在紅柯以往的作品中，其批判性主要是通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描寫，對草原文明、原始生命力的推崇來側面表達。但在《太陽深處的火焰》中，西域文化和以關中農耕文明為代表的漢文化構成了強烈的對比，作者的文化批判精神也表現得前所未有地激烈。在故事與文化的雜糅中，紅柯批判了漢文化中的“惡”：一是精神萎靡、形象猥瑣，一是人心變壞。批判得更為激烈的是“平庸之惡”：在大學里，資質和能力平庸的教師，最終成為院系領導和學術帶頭人；民間最有才華的藝人被淹沒，寂然死去，而已經沒有了發展潛能的皮影藝術人才卻紛紛被體制收容；在鄉鎮，埋頭苦干的人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一直身居高校，經常要與文化部門打交道的紅柯，對于這樣的學術生態和文化生態，自然最清楚不過了。從根本上來說，推動小說向前的不是敘事和描寫，甚至連作者最喜歡的“抒情性”也被放棄了。對于生命和文化的哲理性思考，才是這部長篇的根本寫作動力。

“太陽深處的火焰”到底是什么含義呢？紅柯不惜筆墨描寫大地、太陽和火，以及大量引用文學作品中對于“太陽”的描寫。吳麗梅的愛、佟林教授對徐濟云的期待、逝去的祖先、生命的復活與新生、人的雄心壯志、大漠上的紅柳、老人回光返照的生命火焰、同所有民族和萬物聯合的維吾爾人、男人的血性、福樂智慧、偉大的史詩和藝術……這些都是“太陽深處的火焰”在大地上的種種“投影”。只有基于文化的對比，基于西域文化對于生命的理解，才能讀懂“太陽深處的火焰”的真正含義。

在紅柯看來，偉大的祖先周人是來自燦爛千陽的塔里木盆地，南征北戰定居岐山下的周原，平王東遷洛陽……文化和政治中心東移的過程，也就離太陽神越來越遠了。“在萬物產生之前，整個世界充滿了永恒的生命之火。火才是世界的本原和始基。”紅柯對于太陽、火和大地的崇拜，并沒有停留于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他要表達的是一種陽剛激越和充滿光明的文化、一種萬物平等、追求團結和福樂智慧的文化，是如何慢慢改變了她原初的模樣，失去了她最初的生命力。

“西行之路就是尋根之路，就是回鄉之路。”吳麗梅原本期待徐濟云能夠改變文化遺傳下來的“惡習”，但她失望了，她無法忍受“平庸之惡”，無法忍受“陰暗猥瑣”，她冷，她要追求太陽。這就是徐濟云和吳麗梅分手的原因，盡管敘事者對此一直諱莫如深，故意將答案留給讀者。夸父逐日，老子出函谷關入流沙掘太陽墓地，魯迅西北行，吳麗梅重返西域的家鄉……他們都是聽從了“太陽的召喚”。在作者筆下，魯迅的《野草》不但是對于現實的苦悶和絕望，更是內心火焰山的噴發，是生命激情和活力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太陽深處的火焰》與《野草》是相通的。

紅柯為什么要寫作這樣一部故事讓位于文化和哲學的小說呢？紅柯曾說：“祖父作為抗戰老兵在蒙古草原八年，父親作為二野老兵在青藏高原六年。我西上天山十年。2000年走馬黃河從青藏高原一路而下到黃土高原到蒙古草原。”“我離開新疆前一年，與《紅巖》雜志一個編輯交流，我才意識到祖父與父親的邊疆經歷。”家庭集體記憶和作者的個人經歷，成就了《太陽深處的火焰》。這是一部向祖輩也向自己作交代的書，是一部不得不寫的書。

讀這部長篇，有如被一個迷狂的醉漢領著進入迷宮，然后又被狠狠抽打了一頓。紅柯曾變用薩迪的話說：一個作家應該活到九十歲，三十年漫游，三十年閱讀，三十年寫作。我在《太陽深處的火焰》里讀到了這樣一個把壯游、讀書和創作融為一體，并以之作為生命理想的作家。《太陽深處的火焰》原題為《皮影》。“影戲影戲影子也能成戲，影子也是藝術！天上的云，地上的水，太陽深處的火焰，無法消逝的是愛，無邊無際的靈魂全都聚集在一張白布上，這就是虛構的藝術。”而紅柯，就是那個民間皮影藝術大師，他行走，他閱讀，他收集生命的影子。他創造，他抓住了兩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