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黨的十八大以來，出版界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辟論述，并通過深度整理出版、典籍數字化等方式，梳理傳統文化典籍，挖掘中華文化精髓，對提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凝聚力、影響力、創造力起到了助推作用。在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前，本版特別梳理了近年來出版界推出的重點傳統文化精品力作，以饗讀者。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而傳統文化的書籍則是其中一顆顆璀璨的珍珠，其光輝濡染著一代又一代人。當今，出版界更是將傳播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為自己不可推卸的職責使命。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做好傳統文化相關典籍的出版工作，是出版界迎接黨的十九大工作的重要使命。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傳承中發揚光大，是時代對于各個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

立足典籍 深入闡釋燦爛文化

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數千年來，中華典籍文獻世代相傳，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智慧。傳統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對于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個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是努力做到“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

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采訪時，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張旭東說了這樣一段話：“整理與出版中國傳統科技典籍具有相當的技術難度，我們不求在短期內創造轟轟烈烈的成績，只愿長期堅持踏踏實實做好這一平凡而又偉大的事業。”話語背后是出版人對于傳統典籍出版事業默默地堅守，作為出版人的他深切地明白，傳統文化典籍的繼承和發揚絕非一日之功，既要有重大工程的推動，又需要出版工作者們積年累月如靜水流深的耐心和定力。

談及如何做好傳統文化圖書出版，張旭東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專業知識和對科技史有專門研究的團隊作支撐，“《中國科技典籍選刊》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合作組織策劃，堅持立足于典籍，這樣就保證了圖書的出版擁有有力的學術支撐。”

在傳統文化圖書出版方面，鳳凰出版社作為一家專業古籍出版社，可以稱得上是久經沙場的“老將”，對于如何做好傳統文化典籍的出版工作，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說，要緊跟國家文化戰略和國家文化意志，有強烈的自覺擔當文化責任和使命感。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這部大書歷時36年、有680萬字的龐大體量，由幾代學者接力才完成，于2014年面世，文獻豐備、注釋周詳、博采眾長，展現了當代古籍整理的新貌。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曾這樣評價《杜甫全集校注》：“該書集中了三四代學者的接續努力，文獻之豐備、校勘之精審、注釋之周詳、考斷之穩妥，確能代表當代別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總結1000多年來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儒家所具有的深厚歷史感、文化感、道德感，使得儒家的價值觀逐漸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的主體、中國文化的主流。《儒藏》工程的開展，既有利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又有利于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和創新。”據北京大學出版社典籍與文化事業部主任馬辛民介紹，在2017年7月，作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的《儒藏》“精華編”一期60冊，4000余萬字，已經按時結項，評審結果為優秀。

這些書籍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社會文化的大環境日新月異，中華文化典籍整理出版的環境也呈現著前所未有的繁榮：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及續編工程影印出版各類古籍善本1300多種，“中華古籍資源庫”累計發布1.7萬部善本古籍的影像，有了充足的文獻準備，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出版社工作者下苦功夫、啃硬骨頭，不斷推出代表當代學術水準、體現時代特點的古籍整理作品。

矢志不渝 加班加點竭盡所能

一部典籍是一把好琴，遇到好的出版社猶如遇見高明的琴師，方能奏出好的音色。而每一部的出版背后，都有太多太多的艱辛，但更多的是出版工作者對于傳統文化出版事業矢志不渝的堅守。

《杜甫全集校注》1978年立項，由山東大學教授蕭滌非擔任主編。1991年就在全書進程過半之際，主編去世，編纂工作因種種原因停滯。直到2009年，經過山東大學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多方協調、支持，該項目由蕭滌非的學生張忠綱領銜，重新啟動。為杜詩做注是一個龐大而繁瑣的工程，更何況這一出版項目是在停滯近20年后，所以留給后人的擔子很重，但是在張忠綱的帶領下，編校團隊竭盡所能，為了出版工作全力以赴。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周絢隆告訴記者，有一個夏天他去拜訪張忠綱。一進門，他看見張忠綱穿著個背心褲衩，一個人在那兒干活，桌上堆滿書籍和紙條。周絢隆說：“張忠綱先生負責全書的終審通稿。他花了大力氣，從頭到尾統一體例，修改校注，補充材料，核對引文，編撰附錄，缺的稿子也是他帶著學生做出來。我們是4個編輯，跟他車輪戰，稿子一遍一遍地過。”正是由于有這樣的出版人在不懈努力，《杜甫全集校注》雖然備嘗艱苦，最后還是終于做了出來。

北大出版社在編校出版《儒藏》“精華編”的過程中也克服了很多困難，比如超大項目的質量控制、進度控制。再比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平衡問題。自承擔《儒藏》工程以來，在沒有外在資助的情況下，北大出版社不但獨立承擔了編校印發的所有費用，還應編纂方及學校的請求，向《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提供了數百萬元的資金，保障了編纂工作的順利進行。但由于整個項目規模龐大，周期較長，發行困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產生經濟效益，面對這些困難，北大出版社始終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截至2014年6月，自籌資金出版了《儒藏》“精華編”100冊圖書，約8000萬字。直到2016年3月，《儒藏》“精華編”（一期）正式獲國家出版基金規劃辦公室立項資助，資金壓力才稍微緩解。

中華書局出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責任編輯石玉保存著《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主編、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交付的手稿：一疊大八開的稿紙，第一頁就丹黃遍布，增、刪、改，改后再改，往后翻去，幾乎頁頁如此。像裘錫圭這樣恪盡職守、為傳統文化精品出版燃燒自己的人還有很多很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策劃編纂出版的《蒙古醫學古籍經典》（蒙古文）、新疆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新疆卷：維吾爾民間故事集》（維吾爾文）等書同樣也是部頭大、難度大的大型出版物。這些書籍背后的編輯團隊也是各盡其責、加班加點，并對出版細節進行細致把關，最后才呈現出了這樣的精品力作。

走出國門 在世界舞臺發出強音

讓文化走出去，可以增強國家的軟實力，可以使我們不僅身置國際舞臺中心地帶，還能在舞臺中心發出強音。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大出版傳媒集團的傳統文化走出去視野愈發開闊，精品力作走出去的步伐愈發穩健，路徑也愈發多樣，特別是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北大出版社正在加強與推廣“《儒藏》‘精華編’數字化文庫”的建設，現已先后多次與國外大型出版機構商談合作，計劃借助國外數字化的先進技術，利用國際領先的數字出版平臺及完善的法律規范，將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的可靠的原始文本，成規模地以整體的形式呈現在國外讀者的面前，讓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內涵。

在第24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期間，中華書局向海外圖書館市場推廣中華古籍總庫；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首發《中華文明史話》波蘭文版；三聯書店首發《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吉爾吉斯語、哈薩克語版，該書版權輸出近20個語種……

馬辛民說：“讓這些優秀的精品力作走出去，可以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得以利用中國文化資料驗證理論，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