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作時間與寫作過程

關于小說《楊家嶺夜話》的創作時間，舒群在1982年7月《人民文學》初刊本的文末附記中說：“原文本屬《毛澤東故事》短篇小說專集之一，寫于一九五八年前。”此作品雖發表于1982年，但最早的醞釀時間應追溯至作者在延安工作生活的時期，至少在那個時期舒群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閱歷訪查”了。

1940年至1945年，舒群在延安工作，擔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這一時期，他與黨的主要領導干部尤其是毛澤東有近距離的接觸和交流，毛澤東對舒群建立起了比較深厚的信任感。因此，許多文化工作上的事情，毛澤東會向舒群征求意見。而舒群對于毛澤東這位黨的最高領袖也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在這一層關系的基礎上，舒群萌發了寫作《楊家園夜話》等“毛澤東系列故事”小說的構想。

新中國成立后，舒群先是以作家身份奔赴抗美援朝前線，在三十九軍一一六師師部工作。1951年因病回國，病愈后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新的工作環境為舒群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他的文學創作也迎來了又一個春天，“毛澤東系列故事”小說最早就創作于這一時期。他抱著“學習試做試新”“歌頌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的目的，創作了包括《楊家嶺夜話》在內的一系列小說，這些小說皆以毛澤東為人物核心，旨在塑造領袖毛澤東的偉大形象。

然而，“禍不單行，罪有雙降。在打砸搶之際，勇夫群起，武士輩出之際，險奪我與二子三條命，竟擄我稿七十萬字；本稿除《藕藕》《延安童話》兩篇外，幾占其半——三十萬字，可謂多也。”“文革”期間，舒群遭到批判，包括《楊家嶺夜話》在內的小說手稿在尚未發表之際即慘遭抄沒，下落不明。

“文革”結束后，舒群得以平反、落實政策。在“老友黃樹則同志的督促、戈楊同志的鼓動、以及諸多讀者同志的贊許與要求”下，舒群“重新執筆”“追憶補佚”，先后創作了九篇小說，《楊家嶺夜話》《棗園之宴》《中南海的夜》《誰說是夢》《誕》《勝似春光》《在天安門前》《黃河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其中《楊家嶺夜話》為“重新執筆”后完成的第一篇作品。這些小說均是舒群在回憶舊作的基礎上重新完成的，雖有“舊作”為基礎，但時隔近30年，人事倥傯，基本相當于重新創作了。此9篇小說加上之前完成的《藕藕》和《延安童話》，共11篇，結集為《毛澤東故事》，于1986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故事》中，除《楊家嶺夜話》之外，其余10篇作品均標有具體的寫作時間，《楊家嶺夜話》的寫作時間應該在何時？1982年7月《人民文學》初刊本中，小說結尾有一個附記，附記的文末注有“一九八二、四、四”的時間標記。同時，查閱目前保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該小說的手稿顯示完成日期也為“一九八二、四、四”，此日期應為《楊家嶺夜話》的寫作完稿時間。

重新創作完成的小說《楊家嶺夜話》手稿目前保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該篇作品最早刊發于《人民文學》雜志，此手稿由《人民文學》雜志社長期保存，后捐贈至中國現代文學館。

手稿樣態及修改情況

舒群將《楊家嶺夜話》用藍色鋼筆寫在15*14的方格稿紙上，共計29頁，字數為5880字，屬于一篇短篇小說。舒群的字跡工整清晰，美觀大方，全篇用正楷寫成。

手稿顯示的標題為正副兩個。正標題為“楊家嶺夜話”并以括號形式備注“短篇小說”，副標題為“試兼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四十周年”。但在《人民文學》1982年7月初刊時，此副標題被刪掉了，僅保留了正標題。

舒群如此明確而深情地紀念《講話》是有原因的，目前已有的資料顯示，他不僅參加了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現場聆聽了毛主席等革命家的教誨，而且還親自參與了此次會議的籌備工作。

1942年4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曾親自致信身為《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的舒群，請他代為搜集延安各界對當時文藝方針政策的意見。信的內容如下：

毛澤東致舒群信

舒群同志：

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為搜集反面的意見(各種各色)，如有所得，請隨時示知為盼！

毛澤東

四月十三日

從此信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于舒群是十分信任的。而且，在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兩人針對“文藝方針諸問題”已進行過深入交流探討，毛澤東此信是希望能聽到更多的意見。

兩周之后，4月27日，毛澤東又致信舒群，邀請他參加即將于5月2日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封信實際為邀請函，內容如下：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室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準時出席為盼。”

接函后，舒群參加了這次對中國現代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著名會議。

雖然我們并不能十分準確地判斷舒群在此次會議前向毛澤東提供了多少有益的建議，如何影響了《講話》內容的出爐，但可以確定的是，舒群是作為一個籌備者而不是單純的聆聽者參與其中的，他對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參與程度顯然比普通的參會者要大得多，這也使得其對這次會議的感情要比其他參會者更為深厚。所以，40年后，他要以一篇小說來致敬和紀念歷史上的這次盛會，也就不難理解了。

目前收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實際為《人民文學》刊發之前的修改稿。舒群根據《人民文學》編輯部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了修改，所以手稿上留下了大量舒群本人的修改手跡。

整體來看，修改的幅度并不大，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按照編輯部的修改意見進行調整，比如在文中涉及到單位名稱的地方，編輯部要求“要么用全稱，要么加注釋”，舒群將原稿中的“中國文抗”、“中研院”分別改為“中國文抗分會”、“中央研究院”，讓名稱更加完整。二是字詞的修改潤色，包括將一些繁體字改為簡體字。三是補充完善了一些細節，使情節更加流暢、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字詞的斟酌這里不一一例舉，第三種修改情況舉例如下：

1.在開篇描寫任正真在延安艱苦的讀書生活時，手稿原文為：

（任正真）埋頭于桌邊、枕邊、他在業余不斷的學習、寫作，經常堅持到三更四更，或直到五更天明。

修改后的文本為：

（任正真）埋頭于桌邊、枕邊的本地所產的熏人的延長煤油捻兒燈下，他在業余不斷的學習、寫作，經常根據燈油的供給量堅持到三更四更，或直到五更天明。

修改后的文本與初刊時完全一致，我們也由此可以斷定此手稿為最終的定稿本。對比修改前后的內容，修改后的內容顯然更為生動，更豐富也更實際地描繪了當時解放區的艱苦生活，對于任正真等知識分子不畏艱苦、斗志昂揚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必要的襯托作用。

2.在任正真去見毛澤東的路上，有一段風景和動作細節的描寫。原稿如下：

（任正真）繞過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爬上那后山經過草鞋底兒磨滑的陡徑，通過那草芽兒的矮土圍的豁口，踱過那溜平的閃光的金磚砌地的土坪，一進窯洞，頓然發暗，而銀框眼鏡也即時消失熠熠的折光、鍍金。

修改后的文本為：

（任正真）繞過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爬上那后山經過草鞋底兒（踏實）磨滑的陡徑，通過那（苔蘚疏落）草芽兒（叢生）的矮土圍的豁口，踱過那溜平的閃光的（黃錦緞鋪地、）金磚砌地（似）的（山腰）土坪，一進（連史紙窗門的）窯洞，（依舊）頓然發暗，而銀框眼鏡也即時消失熠熠的折光、鍍金。

修改后的文本增加了很多修辭性的詞匯，將山徑、豁口、土坪、窯洞等日常景物事物描寫得更加清晰生動、準確到位，增添了作品的可讀性。

3.任正真與毛澤東在談話時，毛澤東談起正在處理的手頭事務，其中包括給周恩來、聶榮臻發電報。原稿寫道：

擬發周恩來、聶榮臻同志電稿。是的，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邊區，是華北最大的抗日根據地。

修改后的文本為：

擬（定）發（給）周恩來、聶榮臻同志電稿。是的，（周恩來負責的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是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政治中心；）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邊區，是華北最大的抗日根據地。

這段修改增補了對于周恩來領導的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內容，這既是呼應前面“擬定發周恩來、聶榮臻電稿”，也是對當時國內客觀形勢的補充，使小說的內容更客觀、更完整。

4.在小說的結尾，身為廠長的任正真在東北局舉行的歡迎晚會上與毛澤東重逢，兩人之間一番寒暄之后，有如下的對話：

“你也是一廠之長了，而且我拜讀了你的佳作；你現在若是拿起筆，就是名副其實的真正作家了……”（毛澤東）

“這要感謝主席在延安的教導，但抱恨的是，辜負了主席給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請帖……”（任正真）

當年延安的“燒稿事件”顯然是任正真和毛澤東關系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使任正真下定決心投入到火熱的前線斗爭中去，離開了延安，從而錯過了十分重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如今舊事重提，雖已過去多年，但仍不免讓氣氛變得緊張。

在手稿原稿中，任正真說完上面的話之后，直接點著了煙。

“頃刻，他自己劃著自己的火柴，點燃著煙；這一霎的一閃，引起毛主席半風趣半認真的意味深長的注目，凝視。”

而在修改中，舒群特意在點煙的動作之前加了一段精彩的語言聲音的描寫：

“在語句中，他有意重復地放慢拖長了’延安’兩個聲，特別加上了感召韻味的撫今追昔的重音，于’請帖’尾音徐徐落下。頃刻，他自己劃著自己的火柴，點燃著煙；這一霎的一閃，引起毛主席半風趣半認真的意味深長的注目，凝視。”

這段并不長的對于聲音的描寫，讓稍顯緊張的對話內容變得緩和松弛、意味深長，有懷念、有遺憾，有說不盡的滄桑感。

縱觀整個手稿的修改情況，舒群更多是在充實小說細節和豐富人物的性格，而較少情節上的大變動和大刪改。由此也可以看出，這篇小說在他心中已經醞釀得十分成熟。包括小說中所描寫的毛澤東“燒稿事件”，《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初審意見是建議刪除，但他仍然堅持己見，冒著“文責自負”的風險堅持保留了下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是需要十分巨大的勇氣的。

《人民文學》雜志稿簽

《楊家嶺夜話》寫好之后，舒群將稿子投給了《人民日報》副刊部，但最終被退稿。在目前收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的尾部有兩個附記，分別為附記一和附記二。而1982年7月刊出的《人民文學》雜志上，小說的結尾僅有一個附記，即為手稿中的附記一，附記二則被刪掉了，沒有刊發。其中附記二恰好是記述了舒群投稿給《人民日報》副刊的經歷，內容如下：

寫畢當日，投之《人民日報》副刊部。不數日，接到退稿并附信。“結合當前，我以為這篇小說很好。可惜我原以為您要寫’棗園請客’，而且是短篇的散文，沒想到是小說，而且是篇較長的。這樣就不能在副刊上用。而且小說的版，還存有您的另一篇待發。想來想去，只好及時奉還，以便趕緊交其他報刊一用。我相信，他們一定樂于采用的。今承兩位老同志的厚意，再次代投試之。（一九八二、五、一）”

從附記二的內容和時間來看，顯然為退稿之后的補記。對于附記二并沒有刊發的原因，《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李清泉曾在致丁玲的一封信中談及原因：“舒群同志的小說，是由你交賀敬之同志，賀已轉給了我。計劃在最近發稿，七月號上可見。一周前我去拜訪過舒群同志，商討文中的幾個細節。副題他同意刪去；毛主席參與燒稿，本擬請他作些修改，因他堅持，我們尊重他的意見不動；提到文末的附注二，涉及《人民日報》退稿一事，則不僅是作者對此事的態度，還兼含有發表者對于退稿者的厚薄，于報刊之間的關系有礙，所以向舒群同志建議去掉。對于這點，他向我敘述了始末，并說因要尊重你的意見，要我和你商量，他不堅持。”（王增如《丁玲辦〈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95頁）舒群最終還是同意刪掉了記述這段讓他不太愉快經歷的附記二，按李清泉的說法應該也是參考了丁玲的意見的。

隨同《楊家嶺夜話》手稿一起入藏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還有《人民文學》編輯部關于這篇稿件的稿簽單，稿簽單上有完整的各位編輯的審讀意見和審稿時間，由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這篇小說在《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刊發過程。稿簽單的內容如下：

此篇寫毛主席在延安時代正確地教育和改造具有嚴重個人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任正真的故事，毛主席和他在楊家嶺一個夜晚的對話寫得有聲有色，獨出心裁。作者用小說的形式塑造毛主席的形象，這是很值得重視的，也是寫得得體的。任正真的形象讀之令人難忘。

有關當時時代背景的描寫不知確否？例如當時延安財政的困難狀況和一系列報刊的名字。這些切忌生造。語句有生澀之處，擬改為好。

趙則訓

5月17日

有關毛主席的故事，寫到這個程度是不錯的，從內容講在當前也有實際教育意義，可發七月號，生澀語句在文章開頭部分較多，與作者商量一下，是否改一改。

劉翠林

5月17日

同意上述意見。

文章較為樸實的記錄了延安時期一些珍貴的生活，可用。只是文字上需要作潤色。附記2我覺得可不用。請審定。

？

5月17日

此稿已與作者商定，在七月號刊用。曾向作者建議可不寫毛主席參與燒稿，作者堅持保留不動，尊重作者意見，文責自負。建議作者取消第二條附注。據云系遵丁玲同志囑咐添的，要取消本人無意見，要我們與丁玲商量。發稿前我再與丁玲聯系后再定。文字與句法修理，恐其難于接受未提，待發稿前我再與作者聯系。作不超過三、五處要緊地方的改動。

李清泉

五月二十四日

文句生澀和不通的地方，清泉同志寫信給作者，未改。清泉同志囑曰：就這樣發，尊重原稿。

趙則訓記。

6\18

手稿尾頁還附有舒群致李清泉的一封信，信寫在標有“中國作家協會”字樣的信紙上，內容如下：

清泉同志：

遵囑補正，請閱妥否，謝謝。而個別紅筆道道有誤，未改。

敬禮

舒群

六月十七日

舒群并未完全按照編輯部的意見進行修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了部分修改。這反映了舒群鮮明的寫作個性，他對于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和堅持，輕易不做大的改動。同時也反映出副主編李清泉對于作家個性的包容和理解，“就這樣發，尊重原稿”，正是這一道“通行令”才有了《毛澤東故事》系列小說的開篇《楊家嶺夜話》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的亮相。

“任正真”的原型及其意義

長期以來，大家對于小說中的關鍵人物任正真到底為何人猜測不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是與毛澤東相熟且有傳奇革命經歷的朱光，有人認為是沒有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作家高長虹，也有人認為是作者本人。

2017年3月，秋石在《尋找那個與毛澤東爭搶名著碑帖的“任正真”》一文認為,《楊家嶺夜話》中的任正真，由舒群本人、朱光、艾思奇融合而成。我個人以為，這個觀點是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的，這篇小說顯然也有著濃重的作者本人的痕跡。如在《解放日報》工作的經歷、與毛澤東暢談的經歷、在東北地區擔任廠礦廠長的經歷、1950年春天在東北局歡迎晚會上同毛澤東會面的經歷等等。但小說中的故事又不能與舒群的個人經歷完全吻合，比如未能參加座談會的情節、入黨的時間等等。因此，任正真這個人物必定是在作者個人經歷的基礎上進行了加工與創造的，它既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也不能完全忽視其與作者本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創作過程中，舒群糅合了其他人的故事進來，比如他十分熟悉的革命戰友艾思奇、朱光，個性鮮明的作家蕭軍、高長虹等，他是將許多個人的故事和性格共同揉進了小說中，熔鑄成了“任正真”這一人物。這顯然是一種非常巧妙且成功的處理方式，他既保證了這篇以偉大領袖為人物核心的小說的真實性，又保證了作品本身的藝術性不至于因為追求真實而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