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五年來，詩歌創作語境和拓展路徑尤為豐富，別開征象。詩人從“沉思的生活”中走出，在公共場域中自由而多維度地介入生活，踐行著“以詩歌和詞語行事”。詩歌終歸要靠文本自身去說話，文本自身的操縱力決勝于任何外界的因素，五年在任一文學史的發展長河中都是一個閃瞬，關鍵是它能為未來帶來多少啟發和影響。”

近五年來，詩歌創作語境和拓展路徑尤為豐富，別開征象。“寫詩的人”與日俱增，“先鋒”與“常態”的邊界開始模糊，知識分子與民間詩人和解共處，互為認同，詩人從“沉思的生活”中走出，在公共場域中自由而多維度地介入生活，踐行著“以詩歌和詞語行事”。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概述近五年來詩歌發展的主要癥候：

一、詩人的“選擇性立場”愈加多元，詩歌寫作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文本的無限可能性調動了讀者個體經驗的參與。詩人在歷史與修辭、責任與自娛、苦難與輕盈中堅持精英寫作和公共立場，堅守對中國新詩的民族品格的思考與塑造；在時代與人生的劇場中探勘自我的生存境況，反觀與他者、世界的關系（靈焚《劇場》），以歷史意識串聯起廣義的人間劇場。在人類的現代化進程中，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生態意識的建構關乎人類與自然的共同命運，生態意識的表達逐漸成為詩寫的對象，陳先發、李少君、徐俊國、李小洛、愛斐兒等站在自然生態的詩學立場，審視詩歌的救贖性功能；還有詩人從海德格爾“人與世界的相遇”中走出，在人與動物的互為反觀、彼有變形中審視生命的尊嚴、荒誕。女性詩歌寫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轉向：從女性自我闡述與性別解放的主題中掙脫出來，或如王小妮、李南、路也、西娃、娜仁琪琪格于靜謐安寧、古典詩韻中捕捉日常的詩性美；或如娜夜、榮榮透視母性、妻性的生命體驗，抒發悲憫包容的情懷；或如安琪、胡茗茗等堅守女性的立場自我超拔；或如藍藍、李輕松、宋曉杰、扶桑從女性主義概念中突圍出來，跨越性別的局限、以去性別化的姿態突入現實生活之中，在見證與擔當、享受與發現生活的同時，打開女性詩歌寫作的向度。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挖掘心靈空間的盲區和病癥的同時，依然有詩人甘做“民族靈魂的守望者” (陳先發《與清風書》)和“沉默的磚頭”（周慶榮《沉默的磚頭》）。

與此同時，以余秀華、許立志、郭金牛、張二棍、烏鳥鳥、老井為代表的“草根詩人”大量涌現，不過幾年的時間，形成了幾十萬甚至百萬之眾的“草根”寫作群體，他們以特別的寫作身份、立場，構成五年來中國詩壇的新生態。

二、很多詩人側重獨立思考、寫作，有建構當代文化詩學和漢語新質的氣魄。以西川、王家新、歐陽江河、于堅等為代表的詩人，打開當代漢語詩歌虛掩的窗戶，在國際詩歌節和中西詩歌交流活動方面頻頻展露鋒芒，為中國當代詩歌贏得良好的世界聲譽。詩人們置身全球化背景下，積極探索當代漢語詩歌發展的新路徑、新方向，做出很多詩歌內、外之間的努力和革新。比如，歐陽江河（《泰姬陵之淚》）與藍藍（組詩《哥特蘭島的黃昏》）等的異域書寫，從外域風景中發現本土的文化記憶、對自我之存在進行反思；比如，在眾聲喧嘩的時代，依然有詩人秉持自由高貴的姿態，勘探與我們如影隨形的生活的詩人（朵漁《稀薄》《論我們現在的狀況》）；伊沙、侯馬等富有探索精神的口語寫作的詩人打破詩歌的“元規則”，將敘事性、新聞性注入主體生命與靈魂的詩寫之中，在個人私密的生命經驗表達中開始關注“對于他物的追尋，和對于他性的發現”（帕斯）；譚克修等堅守地方性寫作的詩人，再現了詩歌創作本土經驗的當代蘊含及廣度和力量；詩歌的私密性、公共性、審美性、地方性、可溝通性并舉；臧棣、蕭開愚、孫文波等詩人以強旺的創作生命力不斷突破自我，為詩壇努力呈現“技術上無懈可擊的作品”，他們細致地觀察社會生活，雅致地描繪自然景物，迅捷地捕捉細微感情，諸多豐盈的感性意象、繁富智性的隱喻均極大地豐富了其詩歌的表現力；再比如完成了“從在場的勞動者主體到人文性思想主體的轉換”的鄭小瓊，以講述歷史的方式拾掇起民族戰爭史中的家國記憶（《玫瑰莊園》）。西川、樹才、臧棣等詩人還進行多種詩歌體式的大膽嘗試與創新。此外，“截句”一度成為詩歌寫作的新異體式。

三、詩歌與當代藝術的關聯緊密交融，建構了雙向往來的對話性反思，底蘊深厚、氣象博大的詩人將中西方藝術精神、文化思想和當下的個人寫作結合起來。部分優秀的長詩專注于日常化生活場景中發現歷史、社會、文化的滲透以及生活現場的問題，揭示時代的真相，如歐陽江河的《鳳凰》、吉狄馬加的《我，雪豹》、翟永明的《隨黃公望游富春山居》等。此外，詩人頻頻辦畫展、書法展、攝影展——很多民刊與詩歌微信公眾號推出過伊蕾、馬莉、海南、安琪、童蔚、瀟瀟、宇向、李小洛等女詩人的畫作，多多、芒克、車前子等都辦過攝影展與畫展，歐陽江河與于明詮還舉辦過一次“墨寫新文學”的書法展。由女詩人從容策劃，自2012年創辦的“第一朗讀者”是中國第一個跨界詩歌現場活動，該詩歌現場活動用詩劇、肢體表演、唱詩、讀詩、演詩等多元立體表現方式，以其獨特的視覺、聽覺和思想沖擊力，構建出詩歌與時代的多層次精神對話。翟永明與周瓚這些年一直倡導的“詩歌劇場”，力圖將當代女性詩歌與戲劇、音樂、現代舞融合一體完成“互演繹”的實踐和探索。近年，陳思安執導的翟永明的詩劇《隨黃公望游富春山》在北京巡演，以肢體表演、影像、裝置、實驗音樂融合詩歌意境，帶領觀眾的思緒詩意地漫游，拓展了詩歌文本。胡樂民以演誦的方式詮釋了洛夫的詩作，今年他們共同完成了《洛夫詩歌演誦集》，將有聲語言藝術與當代詩歌藝術更立體生動地結合，創作出有生命力的回歸真實情感的作品，便于讀者更豐富深層地理解和感悟詩歌文本和創作主體的個體生命，這些都是近年來詩歌發展中欣喜而有效的延伸性成果。此外各種名目的詩歌晚會、朗誦會、詩歌大賽、詩歌獎項層出不窮，可以說，詩歌在這五年中相較其它文體最“搶眼”、“上鏡”。

四、不同代際的詩人共同發展，風格迥異。七八十歲的老詩人“智慧之樹”上萌“新枝”，比如灰娃于2016年出版了詩集《灰娃七章》，他們的詩作坦誠銳利，純真不失童心，在苦難記憶和生活的碎片中浸透著對歷史、生命、現實的思考。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詩人多多、楊煉等至今活躍在詩壇上，他們或有佳作推出，或編選出版不少有影響的詩選與刊物，或成功組織國際詩歌節與詩歌交流活動；而60年代出生的詩人如西川、王家新、歐陽江河、鐘鳴、潘維、陳先發、楊克等已經成為中國詩歌的中堅力量，創作實力得到彰顯；70年代出生的詩人如朵漁、胡續冬、姜濤、冷霜、孫磊等從詩歌創作、詩學儲備、批評見地、學術建構等方面已經躍然于當代詩壇，他們詩歌中的智性與修養卓然獨特，創新與繼承呈現出勃勃生機。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詩人在中國詩歌舞臺上排列出強大的陣容，他們的青春書寫別具特色，無論是語言的革命還是對生命與社會的觀察和解讀，都有了與前輩詩人完全不同的異質。由是，近年來中國詩壇上詩人年齡跨度很大，各領風騷。

五、與詩歌寫作空間不斷拓展相伴隨的是詩歌出版與發表傳播途徑的敞開，詩歌文本之外的環境滋養著詩歌創作。置身于后工業社會及詩歌泛化的時代，官辦刊物、民辦刊物、網刊、微刊紛涌于詩壇，《詩刊》《星星》《詩歌月刊》《詩潮》《詩林》《揚子江詩刊》等仍然是詩歌發表的重要陣地，《詩探索》《詩歌與人》《翼》《天津詩人》《河南詩人》等民間詩刊，一如既往地堅持與發展。不同代際不同風格的詩叢、詩集代表了近年來新詩多向度發展的成果。詩歌出版呈現熱潮，單本詩集出版呈現井噴趨勢，出現過李元勝、余秀華等詩人十余萬冊銷量奇跡，詩歌的傳播與生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捷。

同時，在廣泛的國際交流中，詩歌得以繁榮和發展，各類高校、機構、民間組織的詩人翻譯工作坊日漸成熟與穩定。王家新、張清華、胡桑以及筆者都在高校舉辦過詩歌翻譯工作坊，地方美術館與藝術村也開展過類似的工作，此外《外國文學》《中西詩歌》《作品》推出過很多跨語際交流的詩歌專欄與作品。一些詩歌獎專門設獎獎勵全球范圍內母語為非中文，創作成就卓著，作品已被譯為中文，且對中國當代詩歌寫作有重要影響的詩人，以及全球范圍內對詩歌交流有突出貢獻的中、外翻譯家，批評家，出版家，詩歌活動家。這些詩歌翻譯與交流工作不僅促進了的漢語詩歌的繁榮發展，同時便于更多外國人了解當代中國詩壇，加強了彼此的溝通與學習。

此外，活躍的校園文化生態促進了高校詩歌的繁榮與發展。很多高校都有獨屬的校園詩歌節或詩人培養機制，比如北大的未名詩歌節，首師大、人大、北師大的駐校詩人制度，不少詩歌獎項也發現、挖掘出一些在讀的極富潛質的詩人。淡出流行歌壇的校園民謠再度風靡大江南北，由馬頔作詞作曲的《南山南》發行于2014年9月26日，2016年，這首民謠令眾多名校的官方微博在微博上接力，譜寫了一曲校園版的《南山南》，在各大高校的不同角落中都飄蕩著這首歌。

六、詩歌批評近來日趨多元發展，自由的寫作向度，有深度的學術思考和個性化的文本批評、前瞻的視野都是詩歌批評的良性發展狀態。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報紙開設文藝理論版，發表與出版了不少有影響力和前瞻性的詩歌評論，一些出版社結集出版了詩歌批評、隨筆和學術專著，構成五年來文學發展中一道最亮麗的風景線。很多詩歌評獎紛紛開設了詩歌批評獎，各類詩歌年鑒、年度報告都高質高效地完成。各類新詩選本及新詩理論與批評文集、詩話選本層出不窮，蔚為大觀。以謝冕、洪子誠、吳思敬、孫紹振為首的老一代詩歌評論家熱情堅守關注著詩壇的發展動向；王光明、陳仲義、唐曉渡、張清華、羅振亞、李怡、何言宏、江弱水等當代詩壇詩歌理論與批評的中堅力量建樹頗豐、極具信譽度和影響力；敬文東、姜濤、冷霜、霍俊明、胡桑等青年批評家為詩壇注入新銳而有創設性的批評與研究。他們的批評與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密切關注當下詩歌創作。諸上均推進、保障了詩歌批評的深入展開，也達成了詩歌創作與批評互為補益的發展生態。

七、相較物質存在，在諸多實體的社會景觀中，五年來，新媒介給人們的生活架構出紛繁的生存場域。愈來愈多的詩人、讀者依賴媒介空間甚于真實的現實生活，新媒介的發展也給詩歌帶來革命性變化。例如，從審美層面看，微信詩歌開啟了多媒介審美的功能取向，全媒體審美、多媒介創作、新異的審美路徑推進微信詩歌創作進入爆發期。微信公眾號作為無限度的閱讀空間，向每一位讀者敞開，微信刊載和推廣詩歌兼顧了審美標準與商業化的推廣機制——既可以選擇精英式的詩藝、詩品、詩意的堅守，也可以去迎合大眾閱讀期待，這極大地擴展了詩歌傳播與閱讀范圍。作為跨界的媒介，微信展現出詩歌的互文效果和詩人的公眾生活，最大化體現出詩人的跨界才藝，這也是微信傳播詩歌時被大眾廣為接受的重要原因。微信的公共號召力與影響力生產出微信時代獨特的詩人效應和詩歌消費景觀，其傳播的便捷迅疾超越了以往。

面對上述良好的詩歌文化生態，我們還應該清醒地看到，問題依然存在：微信平臺對詩歌的推廣比任何文體都活躍，這一現狀極大地改變了詩歌的生態環境。詩歌寫作和公開發表的難度隨之被降低，非詩、差詩、平庸的詩混入好詩的隊伍。其次，部分詩人旋轉于喧鬧的消費時代和翻飛的信息媒介之間，還有的詩人們或停留于生活的表象，或沉滯于對西方現代詩的形式技藝的模仿，或好奇于“詩歌事件”而忽略了對優秀詩歌文本的挖掘、細讀，部分詩人被浮華的世相磨損了個性和創作的生命力。

詩歌寫作有無文體的底線？為了擴大或嘗試拓展詩歌的“邊界”，詩歌寫作破除了文體的底線，極易滑向“非詩”的險境，這究竟是破壞還是探索？五年中不乏喧嘩的詩歌事件，如何做好“詩歌語言的守門人”？從這些現象中我們需要反思什么？簡而言之，詩歌終歸要靠文本自身去說話，文本自身的操縱力決勝于任何外界的因素，五年在任一文學史的發展長河中都是一個閃瞬，關鍵是它能為未來帶來多少啟發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