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可老人在寫作

在北京入夏最熱的那一天，收到胡可老人寄來他的新作《話劇的足跡》?？吹剿玫倪€是那種傳統的大號牛皮紙信封，上面有我非常熟悉的工整蒼勁的筆跡，完全不像是一位外出離不開拐杖，到了夜晚依靠吸氧才能入眠的老人所書寫，而他這種嚴謹細致對待生活中每一個細節的認真態度，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從未改變。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春天去家里拜訪老人，他還在那間簡陋且因藏書顯得擁擠的書房里寫作的情景，頓時有一種感動從我心底涌出。中國話劇已走過110年的艱辛歷程，如今年近白壽仍在藝苑筆耕不輟的劇人，有誰能比胡可跋渉的里程更長，歷經的風雨更多，創作的成果更為豐碩？無論怎樣橫豎比較，胡可都夠得上中國話劇長路的開拓者和見證人的榮耀。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深深的崇敬，我傾心拜讀他與共和國同行的“讀劇札記”，去尋找他光榮而又漫長的堅實足跡。

一

我最早知道胡可這個名字，是在上小學的時候從電影《槐樹莊》上看見的。后來當兵到了部隊，又從電影《戰斗里成長》的演職員列表上面看到了胡可的名字。前者是彩色電影，在那個年代的國產片中并不多見，尤以郭大娘的形象動情感人，在我幼小心靈打下烙印。后者是一部黑白片子，拍攝時間早于《槐樹莊》好幾年，放映時因膠片劃傷而顯得不夠清晰，但看過后連隊專門組織大討論，我當時是連隊文書，還為此出了一期黑板報，大標題是《深山里奉獻、戰斗里成長》，胡可的名字就記住了。但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我竟走上了軍隊文化工作的崗位，二炮部隊一個戰士創作的獨幕話劇《雷雨之前》受到胡可的鼓勵，專此寫了一篇評論《小戲大方向》發在《解放軍報》上，胡可的名字對我來說已不感到陌生了。再后來更沒有想到的是，我調到了胡可曾工作過的部門做與他一樣的工作，真的是越走越近，最后連家也搬到了和胡可相鄰的一個院子里。值此，我們的交往就多了起來，有時為軍隊文藝工作的重要事項或創作的重點作品請他出主意談意見，有時則到家里當面討教，胡可對這種隨意而無拘束的交流興趣極大，很想聽我給他講講軍隊的變化，有時也會對一些不良風氣表示出憤慨和憂慮。在這個階段，我斷斷續續閱讀了胡可以及他和老伴胡朋合著的大作《敵后紀事》《劇事文稿》《走過硝煙》《胡可戲劇雜文》《烽煙戲劇人生》，由他女兒編撰的《胡朋百年紀念文集》等等，雖然對胡可的戲劇創作和藝術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都讀得匆忙讀得粗糙，不少是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直到現在收到這本《話劇的足跡》并細細讀后，才醒悟自己過去的浮躁和淺薄，于是萌生了一個念頭，我把手頭已有的胡可著作找出來重又讀了一遍。原以為都是早已熟悉的內容，但每每打開一本書，就有一種新鮮感撲面而來，隨著閱讀的深入，一個我所了解又不了解的胡可越來越清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一個熱血青年，一個勇敢的戰士，一個勤奮好學的文化人，一個任勞任怨的革命者，一個溫文爾雅的劇作家，一個樸實平易的老頭兒，一個和藹可親的領導，一個多愁善感的愛人，這無數個形象不斷在書中轉換著，尤如電影的蒙太奇在剪輯和疊印中，把我以往對胡可零散的印象片段有機連接起來，讓我從來沒有這么完整地認識胡可人生的全貌，不是簡單的溫故知新，而是一部值得我永遠閱讀的大書。

我看到了在那遙遠的長路上一個個浸透了歲月滄桑的小村莊，或許在史書中找不到它們的名字，但卻是胡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驛站。從那個坐落在京郊大葦塘的村子開始，到阜平城東八里地的西莊村，年僅16歲的胡可經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轉折，投身帶著舊式軍隊痕跡的民眾抗日武裝，到進入晉察冀軍區軍政學校受訓，使他從一個充滿幻想的中學生、一個自由散漫的小游擊隊員，轉變成了一名合格的八路軍戰士。從五臺山下的大甘河村加入抗敵劇社，到金剛庫村登臺演出第一部戲《警覺》，再到每日長途行軍到各個山溝里的部隊演出，以及深入敵后開展鼓動群眾、瓦解敵軍的活動，在用文藝的武器向敵人進行戰斗的征途上，胡可已擔任戲劇隊副隊長并開始了最初的創作，以獲得軍區和邊區獎勵的三幕話劇《清明節》為標志，一個“講普通話且會作多種表情”的幼稚演員逐漸成為了一個“懂得了戲劇創作一些規律”的劇作者。從在阜平縣史家寨村召開的“群英會”上結識戎冠秀，到平山縣下盤松村與“子弟兵母親”朝夕相處，這位具有善良心懷且對黨忠誠、愛兵如子的好心腸大娘，給胡可以情感的滋養和母愛的溫暖，在創作以她為原型的多幕劇的藝術實踐中，升華了對人民母親的認識，由此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思想扎下了根。還有李家岸村、坡山村、西柏峪店村、北胡講村、槐北村、泡上村和那些不知道名字的小山村，都留下了胡可一路走來的足跡。但最令他難忘的是阜平的凹里村和安國的南樓底村，不僅因為在那里生活的時間長，而且度過了人生中最動情的經歷。在凹里村，胡可在緊張的排練演出和創作中迎來了抗戰的最后勝利并與胡朋結為終生伴侶；在南樓底村，胡可以地方干部的身份參加了土改的全過程，冬去春來，當與鄉親們依依惜別的時候，他又收獲了一部多幕話劇《農民一家親》。就這樣，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胡可自參加革命以來一直生活在鄉野山村，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樣置身軍營，這讓他一個在城市長大的青年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條件深入農村，接觸并體察各類農民及其心態，進而了解農村的階級關系、宗法關系和人際關系，辨析農村生活的土壤，認識浸潤在這塊土壤深處的民族血脈，從而“真正懂得了農民”。這為劇作家當時寫好戰爭中支前的農民、土改中“翻地”的農民以及后來參加互助組“翻身”的農民、走向合作化“翻心”的農民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生活積累。

二

我知道胡可年幼喪母，留在記憶中的只有照片上母親的容貌，但那一位位飽經風霜而又有赤熱心腸的房東老大娘，有的不知道姓名，更不要說留下照片，但她們對子弟兵的深情大愛卻給了他刻骨銘心的母愛。胡可經常說起戰爭年代動蕩不定，抗敵劇社四海為家，記不清曾經投宿過多少個村莊，接受過多少個房東大娘的熱情照料。我也不止一次聽胡可回憶在抗戰最艱苦的日子里，他和劇社的戰友們經常趕到被日寇剛剛“掃蕩”過的村子里去慰問受害的老百姓，在那余燼未熄的殘垣斷壁間傾聽大娘們的哭訴，即使這樣大娘們也不忘關心子弟兵的饑寒，執意要在廢墟上支起鍋來燒水喝，從灰燼里刨出燒煳了的玉米做飯吃。大娘們滿腔的悲憤、血淚的控訴和不屈不撓的堅強性格給胡可上了最生動的一課，更增強了他對苦難鄉親們的責任感和向敵寇討還血債的決心。尤其是胡可與“子弟兵母親”戎冠秀近半個世紀的深情厚誼堪稱當代文壇藝苑的一段佳話。當他了解到戎媽媽充滿辛酸苦楚的家史，開始懂得為什么她對我們這支軍隊有著如此深沉的感情。當他目睹了戎媽媽在鬼子掃蕩的危險時刻，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而讓掉隊的八路軍小戰士踩在自己的肩膀上脫離險境，終于悟出了孕育在我們民族心靈深處那種質樸圣潔的母愛，這是喚起中華兒女保家衛國的強大精神之源。當他獲悉戎媽媽的兒子犧性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又一次與老人家促膝談心時，她平靜地說起當年是自己動員兒子參軍并給他戴上大紅花走的，后來只是行軍路過家鄉匆匆見過一面，現在不打仗了在山溝里也難見到咱部隊了，心里想念大家呀！面對眼閃淚光的戎媽媽，胡可“忽然感到了在她身上子弟兵母親這個稱號的重量，而我好像還沒有真正地理解她”。十年浩劫的動亂年月，胡可聽說戎媽媽也遭到批斗的傳聞，再次來到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第二故鄉看望老人家。多少年后，胡可說起那個難忘的月夜都充滿深情，“村支部大會結束后，我陪她踏著月色回來，在她家門前的水渠旁坐下來談了很久?！吧酱宓脑鹿庹罩鸸忾W閃的水渠，照著她的白發，照著她詢問的信賴的目光。她對革命事業的嚴肅態度，引起我很深的崇敬?！笨梢哉f以戎冠秀為代表的那些根據地的房東大娘們，用慈母般的深情厚愛培養了胡可作為革命者的家國情懷。正如詩中吟誦的那樣，“這位好老人，好比一盞燈。戰士給她火，火把燈點明。她又舉起來，來照八路軍……”

毎當我聽胡可談起那些犧牲的和負傷的同志，就會真切感受到他內心的沖動，“覺得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描寫他們，通過這一戰斗去歌頌那些為了人民的解放而流血犧牲的戰友們”。他一直難忘1943年寒冬的反“掃蕩”，抗敵劇社的5位同志倒在了日寇的刺刀下，鮮血染紅了他們的軍裝和身旁的巖石枯草，隨身攜帶的創作手稿全部被毀掉，只有帶血的紙屑同斑駁的積雪混雜在一起……胡可告訴我，他曾為他們的作品沒有留下來而遺憾過，但一想到他們用生命開辟的文藝之路已開滿了鮮花就會倍感欣慰，更堅定了要一直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決心，而不能讓烈士的血白流。他一直難忘在解放戰爭中創造了赫赫戰功的“鋼鐵第一營”，從1945年冬在綏遠前線作戰到1946年春夏在新保安駐防，胡可就扎在這個營的三連，甘當一名宣傳員、教歌員、讀報員、輔導員，深深愛上了這個戰斗的集體，戰士們也把他當成了編外的“指導員”。當他得知該營在保北戰役中浴血劉家溝威震晉察冀的喜訊后，又一次回到自己熟悉的老部隊，但一些熟悉的戰友已在戰斗中犧牲，慘烈的場景和英雄的壯舉久久縈繞在心，深深感受到蘊藏在他們身上的像火山爆發一般無窮無盡的力量，“給我以激勵，以鼓舞，以教育，以信心；從感情上，從知識上，從對生活的理解上，為我今后創作《英雄的陣地》做了必要的準備”。他一直難忘在奔赴抗美援朝戰場的前夜，時任總參謀長的老首長聶榮臻同志與他們幾個軍隊作家親切交談，再次說起他在晉察冀對抗敵劇社講過的那番話，真正革命的文藝產生在斗爭激烈的地方，產生在前方，產生在敵人的碉堡下面。胡可沒有絲毫的猶豫就跟隨一線作戰部隊上了甘水峰陣地，他和連隊的戰士們一起住在坑道里，冒著敵人的炮火行走在崎嶇的山路上，背彈藥、扛木料，有時和電話員一起搶修線路，部隊在用怎樣的代價抵御著從大洋彼岸傾瀉過來的成千上萬噸鋼鐵，而每一個小的勝利又是用了多少人的汗水和鮮血所鑄成，這些原本抽象的認識都變成了具象清晰的場景展現在他的面前，于是在奪取無名高地的戰前誓師會上，他作出莊嚴承諾，“保證用文藝來宣揚他們反映他們的功勛”。戰斗取得了勝利，面對犧牲的烈士，胡可一直不忘“我該怎樣完成曾經在他們面前所作的保證”。《戰線南移》就這樣誕生了?！拔业膭”纠锬切┤宋锼罁脑?，我的那些比我年長的、與我同齡的和比我年輕的戰友們，那些已經長眠在異國土地上的英雄們，他們就是我的老師，所給予我的教育，就像輸入我身體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的血管里，直到我的生命終止”。

縱觀胡可的人生長路，雖不平坦，但總算沒有栽過大的跟頭；他歷經了暴風驟雨也遇到過驚濤駭浪，但都在危急時刻繞過了激流險灘駛達了安全的彼岸，是慶幸命運的垂青，總能夠遇難呈祥逢兇化吉，還是因為他秉持做人的傳統操守，注重修身養性陶冶品行，顯然是后者讓他與幸運相隨，驗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唯厚德者能受多福也”！在新時期撥亂反正中，胡可負責對在50年代末受到傷害的一些軍隊作家改正的工作。他不僅與這些往昔的同事一一見面，了解他們這些年來的坎坷經歷，體驗他們難以自持的激動心情，積極認真做好對每一位同志歷史遺留問題的徹底改正，而且還親自登門告訴他們改正的決定，并送上一套軍裝作為恢復軍籍的證明。有的同志緊緊握手，半晌相對無言；有的同志淚流滿面，沉浸在劫后重生的悲喜之中；有的同志對別人的關心勝過自己，坦露一腔仁義情懷。多年來每想到這段經歷，他都感到是對自己心靈的一次凈化。十年動亂，胡可經組織批準“借調”到國務院文化組工作兩年多。在那樣一個當時看來最“革命”的權威部門，胡可不攀附權貴趁機鉆營，更沒有出賣良心換來頂戴花翎，而以“難得糊涂”的心態，庸庸碌碌做著“交辦”的事情。多少人在狂熱和誘惑的雙重挾持下失足而悔恨，胡可卻做到了潔身自好與人為善，表面上是“難得糊涂”的心態驅使，實際上是有清醒的人性良知，讓他最終守住了做人的底線，保持了一個革命者和文化人的氣節貞操。更能夠反映胡可人品官德的是，事后沒有因為萬幸免入泥潭，而自我高估“出污泥而不染”，恰恰相反，一直在無情的解剖自我，作靈魂的深度拷問，向他認識到可能做錯或傷害了的人和事檢討道歉，雖不時處于痛苦之中，也甘愿自食由自己當時的懵懂幼稚而種下的苦果，以至在時隔多年已無人記得的后來，仍抱著耄耋之年的病弱之軀，“趁癡呆未至，舊牘尚存，斷斷續續，記之如上”，心之誠、情之切足見其境界也！在抗日烽火中，胡可與胡朋成為生死相依的戰友，并在抗敵舞臺上創作演出了他們真誠相愛的一幕活劇。無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也無論是星光閃耀還是黯然失色，始終都與自己相愛的人攜手攙扶，好像共同坐在一條小船上任風浪顛簸，憑著心靈的羅盤和愛的船帆乘風破浪順流而去。從來沒有因為對方的缺點弱點而有過失望、冷淡和疏遠，相反是在不斷的考驗中加深了理解增進了愛?！靶撵o云天闊，情深月色濃，斗爭常與共，一世可為朋?！焙稍诨榍皩懡o胡朋的這首情詩，是直抒胸臆的浪漫戀歌，更是他一生對愛忠貞不移的道德心語。

三

如果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來審視胡可，就可以進一步認識到他在中國話劇事業不斷發展的進程中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尤其是對軍旅話劇的興盛繁榮所具有的開拓者意義。這不僅表現在他創作了一批優秀劇目，給舞臺以新的氣象，留下了永不凋謝的藝術之花，還因為他在新中國話劇人中所處的中堅位置，對于弘揚中國話劇特別是軍旅話劇的優良傳統發揮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蛟S有人會說，胡可寫戲也有過失誤，其實，有失誤的作家藝術家又何止胡可，假如我們細細查看一下比他年長和年輕的文化人的創作年表，就不難發現，“全優”的人總是很少，以一文之失、一戲之差、一片之誤就定論一個人是萬萬不可的。在某種意義上說，胡可的貢獻就兩個，一個是在戰斗實踐中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另一個是在火熱的軍營中造就年輕一代戲劇人。在他看來，要使軍旅話劇藝術之樹常青，只能取決于藝術家的成長使他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因此，寫戲和育人成為貫穿胡可一生的兩大主題，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智慧，形成了他一以貫之的藝術觀和人生觀。尤其在他步入晚年以后，體力衰減卻斗志依然，堅持把繼承發揚軍旅話劇的優良傳統作為畢生的責任，在推動軍隊文化事業不斷繁榮發展的實踐中，為我軍話劇乃至整個軍事文藝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示范，對于在新的時代傳承紅色基因、建設強軍文化富有重要的啟迪。

抵近戰爭前沿，滿腔熱忱而不懼生死的為火線上的官兵塑像，是胡可視為高于一切的藝術使命。槍聲就是命令，戰斗就是召喚，這種完全融入胡可生命的軍人意識，一直引導他把到烽火燃燒的戰場作為從藝的必由之路，把在陣地壕溝感受戰士的血性剛強作為創作的前提條件，把在話劇舞臺上多塑造一些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作為至高無上的責任。胡可曾說，總不能只描寫自己身邊的那一點瑣事，廣大軍民需要我們反映他們所關心的和正在經歷的火熱斗爭，而生活也不是到處都一樣的。在他看來，敵后根據地比起延安來說是前方，根據地內也有相對的前方后方和戰時平時，真正優秀的作品都產生在前線和堡壘附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曾有人對誕生于槍炮聲中的軍旅話劇不以為然，認為那只不過是一些概念化的宣傳品。胡可的回答也非常直率，我們知道藝術重要，但激烈殘酷的斗爭不允許坐下來精雕細刻，當時如果有誰離開戰地而去孤立地強調藝術應該怎樣怎樣，那是不會有人贊同的。人民在受難，戰士在流血，我們只能更快地為前線送去急需的精神食糧，包括在這特殊的戰斗中獻出個人的生命，除此之外別無選擇。這些年來，胡可經?；叵肫?7年前第一次跟隨騎兵團小分隊到平原作戰的情景，“那時候我們想過什么？還不是把一條命交給黨，交給革命，名是什么，利是什么？沒有革命勝利，誰知道我們？他對當初抱定的信念從未更改。尤其看到海上的風浪和雪域的狼煙，胡可不止一次談到我們文藝隊伍也是一支戰斗隊，藝術家的心思應向打仗聚焦，創作要向打仗用勁，這是我們的傳統，更是肩負的職責”。

聽從時代召喚，充分發揮戲劇團結動員軍民的教育功能，是胡可視為最為寶貴的藝術價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敵后戰場的復雜形勢下，我軍很多劇社經常組成小型演出隊，隨武裝分隊深入敵后，向敵占區人民、敵偽親屬以至敵偽人員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傳演出。這就是讓胡可刻骨銘心的“政治攻勢”，給人民以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時動搖瓦解敵軍，有些老百姓就從偽軍和漢奸組織中喚回自己的親人，還有敵偽人員主動找上門來表示悔過改正，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引起日偽軍的恐慌，不斷發生包圍襲擊八路軍深入敵后的演出，有不少同志把一腔熱血灑在了演出的舞臺上。多少年過去了，胡可一直深深緬懷那些在“政治攻勢”中犧牲的戰友，當他聽到有人譏諷這種把戲劇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來使用的信念，是“低層次”，是“工具意識”的怪論時，他沒有只是簡單的表達一種義憤，而是冷靜地把中國軍旅話劇的實踐與外國藝術大師的經典聯系起來研究思考，最終得出了有說服力的結論：教育不等于說教。教育是通過作者、導演、演員以對現實世界的清醒認識來解釋劇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喚起觀眾的清醒認識來達到的。布萊希特把自己的戲劇稱做“教育劇”，并把闡述自己戲劇主張的論著稱做“小工具篇”，如果我們在當前改革強軍的新征程上，能讓軍旅話劇充分發揮教育功能，起到凝聚軍心鼓壯軍威的作用，那將是莫大榮耀！

瞄準先進文化，善于學習借鑒國內外一切優秀文化經典，是胡可視為追求卓越的藝術境界。我軍的話劇歷史，并不像今天有些人所以為的那樣，是一群沒有多少文化的“土八路”搞出來的簡陋粗糙的“活報劇”。殊不知，最早在中央蘇區和紅軍隊伍中開始話劇藝術創作演出的，是從法蘭西和俄羅斯留學的“紅色海歸”，是日后成為共和國領袖、元帥和高級將領的杰出人才，以及成為新中國戲劇搖籃的領導者，軍旅話劇的起點之高，汲取外來文化營養之多，自身的開放包容之強，在中國話劇史上實屬罕見，也給了胡可他們這一代軍中劇人直接和深刻的影響。當時由聶榮臻司令員親自給抗敵劇社下達任務，排練演出高爾基的《母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考涅楚克的《前線》、波戈金的《帶槍的人》和曹禺的《日出》《雷雨》。同時，胡可他們還抓住作戰間隙、行軍途中或排練演出之余的寶貴時間，閱讀當時凡能找到的中譯本外國文學名著《鐵流》《毀滅》《夏伯陽》《被開墾的處女地》《靜靜的頓河》，以及田漢的劇本《獲虎之夜》《湖上的悲劇》和洪深的劇本《五奎橋》，有的是在敵人的碉堡下面，有的是在老百姓的夾壁墻里懷著補課的虔誠就著昏暗的油燈苦讀?？梢哉f，“土八路”的文藝人不僅啃過“洋面包”、喝過“洋墨水”，而且對本土大儒賢達的藝術名著更是傾心學習，革命理想的熏陶，民族文化的養育，外來藝術的滋補，造就了胡可的人生信仰和藝術情懷，讓軍隊的戲劇家們敞開心扉迎接八面來風，創作出無愧軍旗榮耀的精品力作。

著眼未來發展，甘做青年才俊走向高原攀登高峰的人梯，是胡可視為大家風范的藝術情懷。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葉，胡可在總政文化部和解放軍藝術學院擔任領導以來，就把自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培養扶持年輕一代的藝術人才，幾乎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來閱讀劇本、觀摩演出和撰寫評論文章，還經常參加軍隊話劇的新作研討，在與年輕人的交流溝通中循循善誘。對于剛剛出道的蘭曉龍寫的《愛爾納突擊》勇于表現我軍建設矛盾，塑造出了許三多這個新人形象；對于江奇濤的話劇處女作《馬蹄聲碎》一改過去“紅軍戲”的老套路，著力表現革命者苦難的新探索，都是滿懷熱情為他們鼓與呼。對于孟冰走出軍營在表現社會現實中塑造新人的《黃土謠》更是大聲喝彩，稱贊他把軍人放在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來表現，在民族的傳統美德與現實的市場價值激烈碰撞中展示軍人的精神世界，拓展了題材，挖掘了生活，為軍隊話劇開了新路。特別是胡可與唐棟結為“忘年交”更是在軍內外傳為佳話。從唐棟和李斌奎合寫《天山深處》嶄露頭角，到夜讀唐棟的《兵車行》，胡可為冰山哨卡、生命禁區的邊防軍人幾番落淚，在冷靜之余撰文分析奉獻與價值、內地與邊關的對立統一關系，支持作者不回避矛盾而揭示出來深刻思考，如有雪崩撕裂冰山般的驚世駭俗的奇效。隨后幾乎唐棟每寫一部新戲，胡可都在追蹤他前行的足跡，肯定他超越特定崗位上軍人性格的社會意義去關注軍人性格的歷史，并希望他從我軍走過的坎坷道路和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下，更深入的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由此在舞臺上展示我軍的浴血歲月和改革風景。如今，看到孟冰、唐棟等年輕人已成大器，胡可也因年邁難以再到劇場看戲，但他沒有一絲嘆息，而為他鐘愛一生的話劇事業有如此擔大任的來者感到無比欣喜。

胡可生于1921年，這些年來凡有祝壽者登門，他總是以一種平淡的語氣說到，與黨同齡不由自主，與黨同路則是我作出的堅定選擇。這就是一個文藝老兵的人生，也是一個人民戲劇家的人生，革命與藝術心手相連，一刻也沒有分離。我們期待再過幾年，為我們偉大的黨也為她忠誠的兒子胡可一起慶賀百歲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