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艾麗斯·門羅曾經不無自嘲地說，短篇小說作者徘徊在文學的大門之外，總是不得其門而入。這應該是她實證實悟得出的結論，不妨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長篇小說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高光地位。這個結論放到當下中國應該也是非常貼切。從長篇小說寫作與出版的角度，或許我們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一個“膜拜長篇”的時代。

梳理一下2012年以來這五年的長篇小說出版，從我們自己的角度看，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關注與總結：

一是作者隊伍構成方面：“50后”、“60后”一代作家仍然保持了強勁的活力與雄厚的實力，而“70后”、“80后”一代作家已經崛起，成為長篇小說創作隊伍的中間力量。“50后”、“60后”一代作家，我們先后出版過劉慶邦的《黃泥地》、葉廣芩的《狀元媒》、寧肯的《天·藏》《三個三重奏》、紅柯的《少女薩吾爾登》、范穩的《吾血吾土》等重頭作品。“70后”作家迄今為止創作的比較有影響的能夠代表他們本人目前最高水準的長篇小說，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我們出版。如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魯敏的《六人晚餐》、付秀瑩的《陌上》、馬笑泉的《迷城》、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喬葉的《認罪書》，包括即將出版的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石一楓的《心靈外史》等。長期處在文學與市場的夾縫之中，相對被遮蔽被冷落的“70后”一代作家憑借他們一部部后勁十足的力作，已經走到了當代文學的前臺與中心位置，在文學代際更新的鏈條上，“70后”終于成為無法越過的重要一環。應該可以樂觀地做個判斷：經過漫長的準備期，“70后”作家已經具備成熟的創作技巧和厚重的文學內涵，已經迎來屬于自己的時代。

二是海外作家的創作已經成為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繞不過去的存在，而不是可有可無的補白。這五年中，我們先后出版了張翎的《睡吧，芙洛，睡吧》《流年物語》、袁勁梅的《青門里志》《瘋狂的榛子》、陳河的《甲骨時光》、李鳳群的《大風》、戴思杰的《永聲樹》等。寫作無非是兩件事：寫什么，怎么寫？展開來說就是提供什么經驗，用什么方式書寫經驗？在這兩個方面，海外作家的風格和特質異常鮮明，得以與國內作家區別開來。總的來說，他們的寫作個體性極強，既不屬于某一機構，也沒有人扎堆抱團，每個人所思所想所經歷的俱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以《瘋狂的榛子》中的抗戰書寫為例，袁勁梅看了上百本1942-1945年中國戰場空中戰事的書，并找到許多去過中緬印戰場的老兵做訪談，一筆一畫勾勒出平民戰士的形象，用一個個“無一處無來歷”的細節精準還原出戰時的氛圍與戰爭的場景。相比國內作家筆下經常是大而無當、面目不清的抗戰書寫，袁勁梅的方式笨拙然而可靠。

三是正面強攻式的直面當下現實、回應時代重要主題的寫作有突破性的進展。2017年年初我們推出了周梅森《人民的名義》。這部作品在反腐小說沉寂十余年之后橫空出世，以飽滿的政治熱情，以文學在場的方式，強有力地呼應了十八大以來我國政治生活中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題。作品在同名電視劇播出之前已經取得了7萬冊的不俗銷售業績。在電視劇播出之后，更是以每日銷售10萬冊的速度10天之內突破百萬，成為2017年的現象級圖書。

四是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注意吸收中國的文學傳統與文脈中的有益成分，以此滋養自己的創作。記得有一年在北京的國際書展上，我特別邀請了五位作家就“中國小說的可能性”展開討論。會前我請他們分別發給我看他們之前有關小說的見解，我驚訝地發現，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提到中國小說家的名字，而無一例外地幾乎都提到了卡爾維諾、馬爾克斯、波拉尼奧等等。當時我曾經拋給他們一個疑問：作家書寫世界的方式應該是與他們理解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一致的。我們未必像這些國外作家一樣看待世界，為什么一定要學習他們書寫世界的方式呢？我的另一個疑問來自中國作家普遍的外語閱讀水平及當代外國文學翻譯參差不齊的水準。這種轉手之后的文學影響中間有多少是屬于誤讀誤判或者盲打誤撞呢？不過，從今年開始，我看到了中國文學傳統影響的回歸及文脈的傳承。如付秀瑩的《陌上》，很多評論家都指出了她清麗柔美的風格與荷花淀派寫作的關聯。在馬笑泉的《迷城》中，他的兩個主人公，一個守正而行，雖萬千人吾往矣。一個正道曲行，知雄守雌。這兩個人物顯然是從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獲得了靈感。作品中大量討論書法的段落，以書道映射人心，言談往復之中，自饒蘊藉之氣。而弋舟的《我們的踟躕》，從書名到立意都是直接從漢樂府《陌上桑》中化出。任曉雯在《小人物背后的大歷史》一文中這樣寫道：“和很多中國當代作家一樣，我是被西方譯著誘向寫作的。經過十多年的跋涉，我試圖回到明清筆記小說的語言傳統里去。好在繁復的歐式長句早已被消化干凈。我此刻需要做的，是逐字打磨，反復調試語感。詞性的轉變，虛詞的取舍，節奏的口語化，句子的長短松緊。如何把字詞平衡在生硬與爛熟之間，使它們產生不失流暢的新鮮感。尤其注意動詞。名詞決定了描述的豐富，動詞則決定了生動。”很清晰地描述了這種轉向的過程。

說到長篇小說的出版，我喜歡用兩個比喻。一是長篇小說因為其對人類審美經驗的具備廣度、深度與難度的表達與書寫而成為出版的“驪龍之珠”。長篇小說正是文學出版甚至可以說是出版的驪珠，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創造的活力。另一個比喻來自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電影主人公安迪從監獄中破墻而出，其間要爬過一段漫長幽暗、又黑又臭的下水道，看不到盡頭，隨時可能夭折在半路。在中國做原創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出版，情景與此類似。從投入產出的角度，這肯定不是這個追求快速成功與變現的時代最經濟最實惠的成功路徑。當然，值得欣慰的是，如果我們方向正確，又有足夠的忍耐與堅持，隧道那頭最終還是會透過一線微光，導引我們滿懷希望，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