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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鳴生文集》（20卷），李鳴生著，天地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698.00元

報告文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體，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種有社會擔當、有歷史使命感的文學。

李鳴生是當代中國一位重要的作家。不止是因為他的不少作品不僅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囊括了中國所有報告文學大獎，有三部長篇已獲得魯迅文學獎；也不止因為其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都具有較高水準，既有重大的歷史文獻價值，又有豐富的文學審美價值。

“報告文學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精神的一種創作，最能體現作家人格與良知、風骨與氣質的一種創作，同時也是飽含爭議、最具風險的一種創作。在文學這個大家族中，幾乎找不到任何一種文體能像報告文學這樣最公開、最直接、最尖銳地面對社會的挑戰、現實的挑戰，同時也是面對作家自身的挑戰。它挑戰的是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現實最殘酷的傷痕，它挑戰的是作家的人格與思想、良知與底線！”李鳴生說。既有知識分子情懷，有史家抱負，又有社會擔當，李鳴生被文學界稱為“中國航天文學第一人”。

評論家丁曉原認為，建構近三十年中國報告文學史的優秀作家有許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一批穿越上世紀70年代末至新世紀的資深報告文學家，我們稱之為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但真正具有文體史意義的，或其創作參與了文體建設的報告文學作家，并不是很多。李鳴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的寫作對報告文學文體具有典型意義。這位寫作了《飛向太空港》《澳星風險發射》《走出地球村》《中國“長征號”》《遠征三萬六》《千古一夢》《發射將軍》“航天七部曲”的作家，以其獨特的創作，為我們書寫了新中國航天的悲壯歷史。

《李鳴生文集》選錄了作者在1990~2010年二十年間創作的主要作品，共十六卷約六百萬字。每卷以出版時間先后為序：《飛向太空港》《戰將徐海東》《澳星風險發射》《走出地球村》《遠征三萬六》《中國863》《中國機器人之父》《全球尋找“北京人”》《與大家聊天》《中國長征號》《震中在人心》《千古一夢》《發射將軍》《后地震時代》《誰是中國的上帝》《良知，作家的飯碗》。除兩卷為中短篇紀實、小說集和隨筆、文論集外，其余十四卷均為非虛構紀實長卷。

《李鳴生文集》是中國首套超大規模的非虛構長篇紀實文集，既有對國家大事的宏闊敘事，又有對個體命運的真實記錄；既有對非凡人物的精神觀照，又有對底層蒼生的悲憫書寫；既有對遠古文明的探究追尋，又有對現實矛盾的揭示拷問。是文學，又是國志，亦是民族史詩的一部分。作為歷史，是發人深省的明鑒；作為文學，提供了考證一個時代的藍本。

中華讀書報：您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談到過自己與航天題材的緣分。我想知道的是，從您在《科學文藝》發表《用生命編寫程序的人》時起，介入航天報告文學，三十多年的寫作，如此持續地、長久地在航天領域挖掘一口深井，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李鳴生：收獲很多，主要有三點。一是獲得了一個新的看問題的角度。看待人生和世界，除了現實社會的角度，還有自然科學的角度；或者說不能只站在地上仰望，還可置身太空俯視。其好處是，既合人理，又順天意，讓人變得更理性，更清醒，也更坦然。二是科學家們淡泊名利、無畏權勢、追求真理、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及精神品格，讓我的靈魂和精神得到凈化，獲得升華。三是我切身感到，作為自然之子的人，在宇宙這位大師面前實在是渺小至極。

中華讀書報：寫了三十多年報告文學，您的第一部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每一部作品都令人震撼。您在寫作中，考慮最多的是什么？寫作技巧是否同樣納入考慮范疇？

李鳴生：作家對文本應該有創新精神。我試圖希望我的每部作品都有所不同，有所變化。比如，立意上的變化，結構方式的變化、敘事策略的變化、語言風格的變化等。這當然不易。早在80年代初，我就發表了攝影小說《相會在今天》。2009年出版的《震中在人心》，我將其命名為長篇攝影報告文學，這在國內是第一部。這些都是想在形式感上有所探索。至于寫作技巧等問題，肯定會考慮的。但我考慮更多的也是最難的，是寫作的思維方式和寫作理念問題，即面對航天這個全新的題材，該用一種什么樣的新的思維去觀照、去審視其內容，該用什么樣的藝術手法去挖掘、提煉與眾不同的新的主題。

中華讀書報：我特別認同您所說的“思想決定作品的高度，決定作品的品質，甚至說思想決定一切。”那么，您又是如何在多年的寫作中提升思想性的？

李鳴生：是的，我是很看重作品的思想性的。報告文學是最具思想風骨的文學，或者說是最講究思想的文學。什么是思想？就是不斷地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作家如果停止了對歷史與現實的質疑與發問，便停止了思想，也等于停止了生命。

我曾說過，中國不缺作家，缺的是思想家，像魯迅那樣的思想家。中國只有誕生了大思想家，才可能出現大作家。放眼古今中外，留下來的經典作品，作者無一不是大思想家。因為思想的力量才是最偉大的，既可顛倒乾坤，還能穿越時空。所以真正優秀的作家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首先應該是個思想家；思想是報告文學能繼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當今報告文學的救命稻草。否則在這信息泛濫的時代，報告文學還有何用？

中華讀書報：您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不僅僅因為揭秘性，更在于視野宏闊、人物塑造生動，和國家的歷史發展相呼應，具有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大題材、大視野、大構架、大敘事、大主題、大氣場……有評論以一連貫的“大”概括您的作品風格。您認為，這種“大”來自什么？

李鳴生：主要來自兩點。一是來自題材本身。比如中國航天，題材重大，題旨宏闊，內容豐富，穿越古今，橫跨中外，是一部史詩性的大歷史，屬于世界性的題材。所以我的“航天七部曲”看似在寫航天，其實不限于航天，它所表達的主題和內容有較大的包容性，直接表現或間接折射的是中國的政治、軍事、外界、科技、人文等重大矛盾與問題，事關民族乃至人類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這就決定了我必須把作品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放在遠古、現在、未來的時間軸上，放在天、地、人的空間上來加以構建。唯有“大寫”，方能完成。二是來自作者的胸懷。我以為，作品大小，與作家的眼光、胸懷、思想有關。當然我所謂的這種大，不是形式上的大，也不是大而無當的大，更不是假大空的大，而是合情合理的大，有血有肉的大，實實在在的大，與作品長短、字數多少無關。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一系列作品中，《澳星風險發射》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作品中，您將1992年3月22日“澳星”發射失敗視作一種客觀存在，以一種中性的敘事立場，在中國航天文學中第一次直面失敗。這樣顛覆常規的寫作，在當代中國報告文學史上也是少數的典型個例。您認為其意義何在？

李鳴生：不客氣地說，用一本書來專門寫失敗問題，在中國我是第一人。其最大的意義，我認為就是突破了寫作的禁區——需知這是23年前啊！其實，成功與失敗如同硬幣的兩面，無法分割。事實上中國航天的挫折與失敗，自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且一直伴隨至今。如詩人惠特曼所言，當失敗不可避免時，失敗也是偉大的。寫中國航天的失敗問題，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

中華讀書報：您采訪寫作的投入、長期關注航天領域的執著都融入了字里行間，閱讀您的作品，更能深深地體會到您不止對航天事業和對從事航天事業的開創者們有很深的感情，您對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充滿感情。這是您的報告文學能深入人心的重要一點。但是我想，如此耗盡心血的寫作，是否對身體會有很大的損傷？每部作品完成，您是怎樣的狀態？

李鳴生：完成一部長篇，最短的一年，最長的有20年。譬如《發射將軍》，前后拖拖拉拉了20年，《千古一夢》前后經歷了9年。而采訪對象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采訪筆記最少都是幾十萬字。其實航天不是誰要我寫，而是我自己要寫，或許這就叫自找苦吃吧。寫完航天前四部，腰肌嚴重勞損，坐一小時就得躺半小時，折磨至今。寫完《中國863》，落下頸椎病，苦不堪言，自殺的念頭都有。現在，落下嚴重胃病，還剩半條命。

中華讀書報：閱讀您的作品，能感覺到您對于當下社會、當下知識分子的憂思和反思。為什么？

李鳴生：報告文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體，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種有社會擔當、有歷史使命感的文學。略薩說過：“文學，首先是對社會的發言。”我個人非常贊同這一觀點。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挖掘真相更是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