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香港當代小說的魚書寫，受中西傳統魚文化的影響，結合本土經驗和個體思考，具有多元雜糅、立足當下等港式特點。

殺魚情節和化魚情節或許顯示了香港作家兩種主流的思考模式。

如何保住傳統文化，如何減輕現代化轉型的陣痛，是每一個香港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無論是以殺魚表達反抗態度，抑或以殺魚彰顯傳統的價值，其所要抗衡的，是被現代文明裹挾前進的社會對個體的生存壓抑。

香港，臨海而立；魚，因水而生。香港與魚的聯結，始于早期的漁業文明。香港島嶼眾多，海岸線綿延，良港集中，面朝大海的地理環境涵養了有別于內陸農耕文明的漁家文化。魚作為食物來源，一方面滿足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以觀念、意象的形式滲透進人們生命活動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別具特色的魚文化。相傳，香港原住民疍家人的始祖便是一種名為“盧亭”的半人半魚生物，由此顯示出早期香港地區的魚崇拜信仰。誕生于廣闊藍色海洋文明、形成于悠久漁業文明的香港魚文化，不僅影響著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風俗民情，更是其文化心理的重要組成元素。反映在文學中，大量含義豐富的魚之書寫成為香港文學動物書寫的亮麗一筆，不少作品也被打上鮮活的、本土的魚文化烙印。

近二十年來，香港作家筆下的動植物意象群中，作為水生動物的魚，是出現次數頗多的符碼。不少作品如西西《母魚》（1988年），王良和《魚咒》（2000年）、《魚話》（2003年），謝曉虹《魚缸生物》（2012年），韓麗珠《縫身》（2012年），葛亮《殺魚》（2013年）等都選擇以魚作為情感內涵的外在顯現。魚，香港當代文學反復書寫的動物意象，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意蘊。那么，這些作家筆下的魚符碼包含哪些文化意蘊？呈現出怎樣的香港特色？與中西方魚文化傳統有無呼應？本文擬以上述幾部作品作為重點分析對象，嘗試一探香港文學中魚符碼的深層內涵。

一、養魚：以物觀人

香港文學中的魚意象種類豐富，常見的有：鯨魚（梁偉洛《鯨魚之城》、洪慧《我的房間住著一尾鯨魚》），海豚（董啟章《博物志》、《白海豚的悲歌》、黃秀蓮《追蹤白海豚》），金魚（董啟章《博物志》）、蘭疇（西西《母魚》），斗魚（王良和《魚咒》、許榮輝《魚》）等。另外還有大量作品不具有確切的魚類指涉，如葛亮《殺魚》、鐘國強《剖魚》等。

細心察之，又可根據其與人類的關系劃分為三大類：一是海魚，即生存于海洋之中、距離人類較為疏遠的魚類，如鯨魚、海豚；二是可食用魚類，主要滿足人們生存所需和飲食偏好；三是觀賞魚類，主要豢養在魚缸之中，擺放于室內作為觀賞動物的魚類，蘭疇、斗魚、黑摩利等都屬觀賞金魚。

縱觀中西文學，不乏對魚的書寫，沈從文寫捉魚的鮮活、魯迅寫吃魚的冷峻、海明威寫捕魚的驚險……然而著眼于角落一隅的小小金魚，恐怕是香港作家的特色招牌。且以兩例作舉。

西西寫《母魚》，以人觀魚，呈現父權意識的消解和女性意識的覺醒。這一過程是由顯及隱，層層遞進的。一是體形外觀上，母魚較雄魚巨大宏壯。蘭疇這類觀賞淡水魚在魚苗時期無法辨別雌雄，只有到了成熟期，才能通過體形判斷性別。成熟的雄魚體形稍小，不如雌魚健壯碩大。二是母魚展現出比雄魚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唯一的一尾雄魚在初春時節患病死亡，魚缸所剩全為母魚，自此水槽成為“純女魚的國度”。此處亦可看作是父權的消隱與退場。三是突出強調母魚受孕的主體地位：“單性的雌魚，自自然然地，腹部會膨脹起來，這是和人類的婦女懷孕完全不同的方式。”人類受孕，必須經過男女雙方的結合，強調男性力量的在場。而雌魚的受孕，通過體外受精的方式完成，無需雄魚的在場亦能單獨完成，突顯了在繁殖這一行為活動中母魚的主體選擇性。母魚的逐漸成長暗示了女性意識的覺醒與進步。在蘭疇的世界中，母魚是強者的象征。

然而，在現實社會中，女性卻屬于弱者的陣營，未成年女性更甚。母魚腹部迅速膨脹起來，但母魚并沒有因腹部的累累重量表現出消極情態，依舊健康愉快，輕盈擺動。文中兩次寫到母魚懷孕后的泳姿，既顯示出蘭疇魚的體態特征，同時也有意埋下伏筆，與人形成關照。不幸，當姊姊察覺到身體的變化，發現自己懷孕時，卻完全沒有母魚般的歡欣自在，而是充滿焦慮和沮喪。姊姊的未成年人身份使其無法向其三姨一般，將懷孕的消息公之于眾，而只能獨自盤算著，如何將其藏匿，如何將其悄悄拿掉。以未婚先孕事件入手，見出女性生存之艱難。以魚觀人，女人活得沒有母魚自在，反映出女性主體意識崛起過程中遭受的重重困難。全文通過女子與魚的互相映照揭開女性主義的話題。小說采用雙線交織法，既以人觀物，又以物觀人，通過對蘭疇金魚的觀察，對現代社會的女性問題加以省思。

不同于西西的女性視角，王良和的《魚咒》以斗魚為觀察對象，并以男性獨特的認知挖掘個體的暴力本性。斗魚，英文名為Fighting Fish，無論是中文名稱，抑或英文名稱，都直接反映了其好斗的性格特征。這種斗性實際上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只是在斗魚身上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自然界中，不少雄性動物較之同類雌性動物擁有更鮮艷亮麗的毛色與更優雅挺拔的體態。出于求偶需要，雄性需借此博得異性的好感和關注，因此，雄性之間天然帶有妒忌本能，而這種本能正源于性欲。推而廣之，人類作為自然界的動物之一種，其潛意識中亦帶有斗性。以此觀照文本，小說中的“我”為何而斗？所斗為何？以“我”為中心，這種斗性至少觸及三個方面，一是與母親的緊張關系，反映家長威權下的暴力與反暴力；二是與妻子的兩性關系，擺脫了情的因素直接呈現性欲的面貌；三是過去與現在兩個自我的關系，成年后的“我”受到現代文明的壓制，卻始終無法擺脫過去原初的“我”。可以說，文中的斗魚，充滿了身體和性的隱喻，既是勾連人物的重要聯結點，也是構建空間的重要道具，所有的情節最終都歸結到文中的核心主旨上——展現人的暴力天性與原始欲求。

香港作家偏愛書寫觀賞魚類，有其切身的在地經驗。香港人喜在家中擺放魚缸，在香港域內亦有不少集中售賣觀賞魚的地方，保留至今日的還有位于鲗魚涌的香港水族廣場以及旺角的金魚街。觀賞魚于香港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究其背后原因，蓋深受五行之說影響，且與古代賞魚傳統遙相呼應。

古人認為天下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組成，五行相生相克，與個人命理和家居風水密切相關。在家中合適的位置擺放魚缸，據說能達以水聚財、以魚擋煞的改運效果，足可見魚之于港人運命輕重。此外，家中養魚又能實現觀賞目的。據考證，中國是最早培育出金魚的國家。“金魚”一詞在明朝中期首次出現，當時的人們采用全新的盆養方式，極大縮短了人與魚之間的距離，便于人們清楚觀察魚的形態和運動。清《柳南續筆》有記載賞魚活動：“魚之大者，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則以空心饅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賞魚作為一項文人雅致活動，既有趣味，也為人們提供觀物的途徑，與儒家格物精神不謀而合。無論是西西，還是王良和，其筆下的魚符碼都不是簡單的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而帶有各自的鮮明特色與獨特象征意義。香港作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一口之說，而善于從物體本身出發，以物觀人，從不同角度、不同觀點見出社會性思考。也正因為人人皆為主體、人人均有話說的特點，造就了今日香港文學的雜糅特色。

二、殺魚：抗拒儀式

在琳瑯紛繁的魚書寫背后，作家們如何借魚表態，從魚身上洞悉社會問題？我們能否歸結出某些共性因素，借此反映香港這一特定區域的文化特色？形式豐富的魚書寫顯然傾注了作者不同的情感意志。殺魚情節和化魚情節或許顯示了香港作家兩種主流的思考模式。香港當代小說時有出現動物非自然死亡的情節，這些情節對故事的整體把握常起關鍵性作用。王良和《魚咒》和葛亮《殺魚》都有寫到殺魚的場面，兩者呈現方式均有各自特色，但在敘事模式上，都表現為相似的抗衡式書寫。殺魚作為一種反抗的儀式，具有強烈的生命感。

在小說《魚咒》中，有一段關于殺魚場景的描寫，作者用700多字的篇幅生動、逼真地描繪了“我”殺死自養寵物彩雀的可怖場面。其場景構筑之真切、畫面呈現之凌厲，甚至讓不少文人讀者將其與現實混淆，誤以為確有其事。后來，作者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小說中的情節只是虛構，在現實中并沒有發生過。何以在小說中有如此超現實的表現？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作者潛意識是什么？

小說中殺魚的一幕發生在母親倒掉彩雀的第二天。被母親倒進廁所的彩雀并沒有死去。盡管“我”為此感到慶幸，但是自我意識卻提醒“我”，這魚是偷母親的錢買來的，它的性命也應該屬于母親。翌日，“我”親手殺死彩雀，并放入飯中給母親吃。彩雀名為哪吒，作者借名字引入哪吒削骨還父、削肉還母的神話傳說強化說明，父輩與子輩本就存在權利壓制關系，當子輩的反抗被排斥于社會之外、為現代文明所不容時，唯一可訴諸的途徑當指向人類最原初的暴力天性。弗洛伊德曾說：“使用暴力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是一個普遍原則。在整個動物界這都是一個真理。”暴力是一種力量，潛藏在每個人的心底，成為人性當中的無意識，任何時候都有被觸發的可能。

同樣寫殺魚，“70后”作家葛亮的書寫不但不血腥，反而在一種傳統古韻氛圍中，彰顯對現代文明壓迫的反抗力量。作為一個外來定居者，作家葛亮以其旁觀者的獨特視角觀望香港城市，又以其切身的經歷體察個中滋味，最后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香港肌理，集結成小說集《浣熊》。其中一篇《殺魚》原題為《云澳》，刊載于《香港文學》2013年1月號，后收入《浣熊》小說集。從題目的更換，讀者也能大致揣摩出“殺魚”與“云澳”之間必然暗含某種聯系。云澳村是香港目前僅存的漁村，是傳統漁業文明的居身之處。然而隨著現代文明的入侵，村民們陷入了新舊的夾縫困境，如何保住傳統文化，如何減輕現代化轉型的陣痛，不僅是當地村民需要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每一個香港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葛亮同樣對殺魚的場景進行了極其細致的描寫，然而情景的鋪展渲染并非為了吸引獵奇的目光，而是有深刻象征意義在其中。首先是阿爺的殺魚。“爺爺在殺一尾大頭鮪。魚還是鮮活的，阿爺抄起九寸刀，猛揚起手，刀背重重落在魚頭上。魚撲騰一下，又一下，就不動了。阿爺踩住魚頭，右手執刀自魚尾一刮，魚鱗就落下大半，翻轉了魚身又是一刮。然后刀尖一轉挑出鰓，劃開魚肚，掏出魚鰾和暗紅的內臟。利利落落，前后不過一分鐘。”阿爺殺魚時所表現出的莊重，實際上正是云澳村的核心價值所在，代表著阿爺對地方漁業傳統文化的堅守，也表明了對現代文明的堅決反抗。

接著是“我”佑阿的殺魚。相對于阿爺的堅守，年輕一輩“我”和阿金等人的力之抗爭，卻來得后知后覺。“我”與阿爺的矛盾來自“我”到利先叔的蠔場上幫忙。利先叔是外鄉人，在村中買下一個養蠔廠，并采用新式西洋法子養蠔，遭到老輩人的咒罵，成心要破壞云澳風水云云。跟著利先叔工作，在阿爺這老一輩的本地人看來，無疑是忘本之為。于是阿爺提出讓“我”殺魚的要求。殺干凈了，就隨利先叔走，殺不干凈，當然應該知道怎么做。“我”模仿著阿爺的手勢，殺起魚來。“去鱗，劈肚，放血，清鰓。依次下來，竟也有模有樣。”二十幾年來沒碰過幾次刀的“我”因受阿爺的熏染，對殺魚這一技能也能掌握有七八分。對傳統的認知其實早在“我”心中生根，只是尚未浮出水面。隨著劇組進村拍攝（暗示現代文明的入侵），“我”開始在對文明的向往和對傳統的守護兩者之間徘徊、掙扎、覺醒。小說兩次描寫“我”做夢夢到魚，表面上看，夢境反映了“我”作為一個男性青年的性意識覺醒，然而在更深層次上，亦反映了“我”對現代文明世界的好奇、試探，以及對傳統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覺醒歷程。隨著地產商的介入，“我”與村民一同捍衛云澳，并主動向阿爺提出學殺魚。

魚類具有強大的繁殖能力，在原始人類中就已作為生殖信仰的象征。又因其形似女陰，魚早已蒙上性的色彩。王良和、葛亮小說中都談到魚，背后實則談性，而這性并非男女關系中的性欲，而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性本能，即原欲。無論是以殺魚表達反抗態度，抑或以殺魚彰顯傳統的價值，兩者的內在動機皆為原欲，其所要抗衡的，是被現代文明裹挾前進的社會對個體的生存壓抑。

三、化魚：遁世之愿

對社會的批判思考，有人舉起大旗，直抒反抗之英氣，也有人避其鋒芒，選擇曲線救國之路。由是，前者當推殺魚之書寫，后者卻有化魚之深意。自古以來，我國民間就流傳不少關于魚的神話傳說和故事，由此構成中國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傳說故事中，化生題材是一類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初民的化生思想主要源于天人合一和萬物有靈觀念，顯示了人與大自然之物之間某種共通互生、隱而不見的文化聯系。香港作家寫魚，延續了傳統文化的化生題材，同時注入新的元素，呈現出別具一格的本土風格。

化魚是人與魚之間的雙向化生過程，既有人化魚，也有魚化人。先說人化魚。在民間口頭流傳的故事中，有不少屬于“化魚”之說。其中有動物化魚，如《異魚圖》中提到的由蝴蝶所化的鮆魚、《格物志》中由公蠣蛇所化的黑魚；也有植物化魚，如《抱樸子》所載荇莖和苓根因根長喜近水而可幻化為魚。如果說，關于自然界中動植物化魚的傳說反映了早期先民對自然世界的感知認識以及物種崇拜觀念，那么，“人”這一主體的引入，便開始顯露出人類的理性情感思考。《太平廣記》中曾記載一則高唐女變為白魚的故事，在表現人與魚親善的同時，寄托了對美好愛情的追求。《述異志》中亦有提到楊氏家婦溺水死而轉化為懶婦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鼓琴瑟博弈，則燦然有光；若紡績，則不復明”，傳達出當時人們對于好逸惡勞者的嘲諷。

談香港的化魚題材文學，或許可先從劉以鬯的《追魚》說起。《追魚》原為越劇劇目，主要講述北宋嘉祐年間，應天府書生張珍千里迢迢投靠曾有指腹為婚之約的金家。然而金家嫌貧愛富，伺機退婚。碧波潭里的鯉魚精不甘寂寞，化為金家小姐，每日與張珍相會，后轉而為人，與張珍結為夫妻。故事延續中國古典神話中的愛情主題，譜寫了一曲美麗動人的勇敢追愛樂章。劉以鬯改編《追魚》，實現人化魚的港版翻轉。第一日，讀書人看到池塘中有魚。第三日，讀書人看到池塘中有一年輕女子，不久讀書人消失不見。員外一家在瓦礫中尋找，卻被一只老鼠告知，讀書人在池底和一個女人在一起。而那女人，本是一條魚。塵世紛擾，魚不愿上岸，讀書人也不想逗留，只想趕緊逃離，小說借改編的故事抒發了對當下社會的不滿。小說解構愛情神性，同時又立足本土，亮出招牌，點出香港的都市性特點。

同樣借魚遁世的，還有謝曉虹的《魚缸生物》。所謂“魚缸生物”，開篇前言就解釋道：“并不是那種身體呈流線形，被閃閃生光的鱗片覆蓋著的水生動物，而是任何被帶離原來的生存場域，赤身裸體地置于玻璃器皿中的生物，比如說，一個失去了筆挺西裝遮掩的中年男人。”開頭的一幕相當具有畫面感：透過透明的阻隔物，可看見里面的雄性生物皮肉松弛、脂肪集聚，浮腫的雙眼和喑啞的嘴唇無不透露重壓之下的疲態。仔細一看，恰恰是被玻璃幕墻包裹的商業大廈中，奔波忙碌著的現代都市人。故事的開展像一場詭異的夢境，陰雨連綿的V城，不斷有中年男人消失。主人公N先生亦難以幸免，于三點鐘離開辦公室后不見蹤影。消失的男人變為商場櫥窗里販售的寵物，而N先生則變成了他書桌上養的一尾黑摩利金魚。

值得玩味的是夫妻兩人對N先生失蹤一事的態度。變為金魚的N先生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惶恐與不安，反倒因為沒有人認出它而感到得意。而反觀N太太，當得知丈夫失蹤，N太太的情感態度完全沒有讓讀者感受到絲毫的夫妻情分。N太太最初的表現是憤怒，埋怨N先生不聽她的話，緊接著又轉為開心，因為明白她和女兒的生活并不會受到任何影響，而家居的布置亦可按照自己的喜惡設計。玩弄著丈夫化身的黑摩利，N太太心情竟迅速舒展開來。現代社會庸碌且繁重的生活方式，不僅給人戴上一副重重的枷鎖，還連鎖反應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古有被限制于一方天地中的閨閣女子，被稱作養在籠中的金絲雀，美麗卻不自由。今有躲藏于三寸玻璃魚缸中的中年男子，被稱為魚缸生物，坐井觀天，滿足于比井口還小的自由天地，當中的反諷意味值得細細品味。

讀書人化魚，隨鯉魚而去，從此揮別塵世；N先生化魚，變身黑摩利獲得暫時逃逸。消失，成為香港當代文學的一大主題，如潘國靈《失樂園》《寫托邦與消失咒》、韓麗珠《失去洞穴》、陳志華《失蹤的象》等，無一不述說著與消失、失蹤、離開有關的故事，角色人物多為城市中的中低收入群體或邊緣人，他們飽受社會壓力，無處喘息，只能借離開或消失尋得暫時容身的間隙。他們對社會的反抗不似前者直截了當，但這種離奇消失、靜默離開的力量卻以一種神秘美而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共鳴。

除了人化魚的故事，古代化生題材傳說中亦不乏翻轉的魚化人故事。《追魚》原劇即為一例，《太平廣記》中亦有記載類似的魚化為女子與男子相遇之事。香港作家麗珠的《縫身》可看作是現代都市版本的魚化人傳說，愛情不再是關注點，轉而探討現代社會制度下的個體的生存形式以及兩性間的分合關系。在某城市，出于經濟考慮，符合法定年齡的居民需要進行男女配對縫身，通過手術將二者身體縫合在一起。小說開頭，“我”以縫身人的身份出現，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經過不斷的了解與思考，結尾時，“我”實施了分割手術，最終完成了個人對自我身體的處置。小說從人的層面展開，但其基底又融入了魚的文化色彩，是一部指涉意義豐富的小說。文本由兩層疊合而成，單數章節是故事層，雙數章節是“我”為撰寫論文而擬寫的論文大綱和個體案例，是故事里的故事。

在化魚題材中，作者還引入了雙面魚的神話概念。第二章論文大綱以虛構的研究資料分析了雙面魚的出現以及存在的原因。作者從古希臘的雙面神中獲得連體的靈感，但實際上，中國古已有之的連體魚圖亦可作為最直觀的注解。大綱最后得出結論，既然雙面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現代社會的連身人亦是合理的存在。于是，回到第一章，魚化而為人，開始了結識與連身的過程。然而，這一過程似乎并不順利，從第一章“我”與樂的相遇開始，作者以餐廳金魚缸中魚的動作暗示人物間的對話博弈，你來我往，你攻我守，結果卻是：“在許多水藻和玻璃珠之間漂浮，像一顆塵埃，始終無法遇上另一尾體形相若的魚。”單雙章節之間實際存在著自我的雙重對話，雙數章節始終為連身人的存在做注腳，而單數章節卻屢屢出現“我”對縫身的抗拒以及手術后的強烈不適。作者對社會的思考既肯定又否定，顯示出辯證色彩。

無論是人化魚還是魚化人，都隱藏了作者有意與當下社會拉開距離的企圖。這種抽離與傳統的漁隱文化呈隔空呼應之勢。古人觀魚，常以魚的從容、自在和率性表達自己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生命最高境界的理解。“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是魚之樂，亦是人之樂。“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張志和的《漁父歌》，以漁夫悠閑自在的生活點明心中歸隱之志。以漁樵為典型象征意象的漁隱文化，寄托了人們隱逸江湖、逍遙人生的志趣與追求，給人帶來一種自由的人生況味。想必香港人心中總有一絲不自由之戾氣，方衍生出以上種種層出不窮的借魚遁世愿想。

養魚、殺魚、化魚，香港作家筆下的魚意象總是與香港這座城市息息相關。香港作家對家養觀賞魚的關注與描寫，延續傳統以物觀人的文學態度，展現港式都市生活之余，亦反映了作家對社會的多面思考。殺魚情節與化魚情節的出現，都顯示出了現代與傳統、社會與個體等二元沖突主題，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以反抗呼應社會，后者以逃遁折射現實。

從海洋生物，進入到人類社會領域，魚已超越人們最初對食物和子嗣的期望象征，衍化為觀看我城的載體和參照物，魚與欲望相通，成為香港魚文化的重要內涵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學中的魚書寫始之于海洋文明，敘事形式上也深受西方文學理論影響，但在精神內核上，卻與中華傳統文化一脈相承。以西方魚書寫的典型代表作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記》以及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為例，無論是前者的白鯨，抑或后者的鯊魚，都是站在人的對立面，作為自然界的象征，以顯示主人公在成長道路上所遇到的重重阻礙與困難，藉此彰顯人類的強者力量。中國傳統文化則顯示了人與魚的通感互生，人與魚之間不是對立而是并立的，人們將情感投射在魚身上，也從魚身上獲得信仰與力量。綜上可知，香港當代小說的魚書寫，受中西傳統魚文化的影響，結合本土經驗和個體思考，具有多元雜糅、立足當下等港式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