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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輝簡介 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歷任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主任、研究室主任等。 余輝推著自行車在故宮博物院行走。 本報記者 齊波 攝

余輝推著自行車在故宮博物院行走。 本報記者 齊波 攝

■提要：余輝一直忘不了少年選擇愛好繪畫時，身為軍人的父母對他說過的一番話：“愛好你可以自己選擇，但為國家服務的目標不能變。”這個初心讓余輝至今依然保有一份不變的天真，“心中有理想者，不會急功近利抄近道，不會被蠅頭小利所干擾，有相伴寂寞的勇氣，才能弄清楚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才有真正的自信心。”其實，他的寂寞里并不孤獨：“古畫里，有我最愛的精神世界。”

每天清晨7點，余輝從家出發，踏上捷安特，從神武門進入故宮博物院，沿朱紅宮墻、青石磚地騎行一陣兒，至西北角樓底下的一座小院前停下。這座門口掛著“故宮研究院”牌子的木質結構小院，以前曾是故宮的城隍廟，如今是余輝辦公的所在地。逼仄狹小的辦公室里，他常常一待就是10個小時。在別人看來，余輝走了一條寂寞之道。在余輝眼里，每天孜孜不倦趕赴的，是一場場精神盛宴。

為一事而來

語速總是平緩的，即使被打斷，等人講完，他繼續從打斷處講述，無抱怨。余輝身上這種平和、堅定的力量，宛若潺潺不斷的溪流，沖刷著歲月堅石的鋒利。

革命理想主義的特質在余輝身上也有所體現。“人到這個世界上來，為一事而來，為一事而去。”余輝選擇到故宮，是為了古代繪畫。1990年，從中央美院研究生畢業后，余輝進入故宮從事文物鑒定與研究，至今已有27年。

文物價值連城，研究者卻并不追求富貴，“故宮提供的工資待遇，只要不過奢侈的生活，那都是夠的。”見多了文物背后幾個世紀的悲喜故事，說到財富，余輝神情淡泊。故宮館藏的歷代珍品上百萬件，財富的主人幾易其主，不知所蹤。“其實，知識才是真正的財富，不僅可以相伴一生，擁有的幸福感也可以與人分享。”余輝樂于稱頌的道，與文物研究有關。

多年前在歐洲一家博物館的修復室里，余輝看到，一些藏品經中國技師之手，修復得完好如初。但細細查看后，他不得不皺眉吐露實言：這些修復的藏品里，有的是贗品。連三級品都算不上的贗品修復花費了技師大量的時間，真跡卻“躺”在庫房里，真是莫大的諷刺。“文物破損了，運用理化知識，可以修補恢復，這是物質層面的保護。”在余輝看來，文物鑒定與研究是關乎文物的精神保護，涉及文物的真偽和內容闡釋，應先于物質保護。

居住過明、清兩代24位皇帝的故宮，于1925年成立故宮博物院，保管著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舊藏珍寶，還通過國家調撥、社會征集和私人捐贈等方式，形成了書畫、器物、古籍檔案等文物種類。上世紀80年代左右，徐邦達、啟功、朱家溍等老一輩書畫鑒定家完成了對故宮博物院館藏文物的鑒定分級。等到1990年余輝進入故宮陳列部工作時，古代繪畫的真偽鑒定工作基本完成了。

余輝到故宮頭十幾年的工作，就是從事書畫展覽工作，經常性的事務是選展品、寫說明。在過手了大量的文物后，年輕的學者慢慢發現：文物雖然定級了，但許多作品的特別是宋元繪畫的內容及作者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創作動機并不清晰。研究文物精神內涵的愿望，驅動著31歲的余輝立志踏上對古畫“知其所以然”的探究之道。

余輝最初的志向是從事繪畫創作。老師的一句話，讓他改變了職業軌跡。1983年夏，即將從南京師范大學美術系畢業的余輝去拜見徐悲鴻的弟子楊建侯教授。“不要成為畫匠！”老先生的忠告反而引起余輝的好奇：“畫家與畫匠的根本區別在哪兒？”老先生沉思了一下：“在于懂不懂藝術史。”

其后4年，余輝像要解除咒語一般，把自己“埋”入故紙堆里，遍讀了當時跟繪畫史有關的研究文章和專著。“越看越覺得里面大有探索空間。”這時，他不得不把繪畫創作放到一邊，考取中央美院美術史系，師從薄松年先生。“因為是‘半路出家’，一進校，其他研究生同學已經進入專題研究了，導師要求我和小十歲的本科生同堂聽課、考試……”30年后再談起當初的“窩囊”經歷，余輝深深感謝：“多虧了那時被逼著打下的基礎。”

坐在自己陳設簡單的辦公室里，余輝邊用暖水瓶給茶杯里續水，邊在氤氳的熱氣里回憶起青年往事：“我下決心來故宮，走入文物研究行業，跟啟功先生有關。”

“給碎片化的古代藝術史作拼圖”

1989年初夏的一天，余輝坐在中央美院的學生宿舍里發愣。再有一年就畢業了，論文還沒有著落，他滿心焦慮。一陣涼風襲來，一張張地吹拂起他面前《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的畫頁，到五代胡迍的《卓歇圖》卷時，風停了。

看著畫中古代人物歇息、樂舞的場景，余輝不由心念一動：“真是胡迍畫的嗎？誰說的？有根據嗎？畫中的人物到底是哪個少數民族？他們生活在哪個朝代？”余輝一查后面的題跋，最早是元代王時將此圖作者定為五代胡迍，沒有提出任何依據。

鑒定靠的是實證，不是個人感覺。“可否通過圖中所繪少數民族的族屬和該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時代特性，來判定繪制年代、創作目的和民族心態？”運用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弄清楚古代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形象和衣冠服飾、軍械器用和生活場景，再與畫進行比對，這樣的證實工作繁復瑣細。不怕麻煩的余輝通過服裝、發飾、器物的比對和考證，鑒定出《卓歇圖》卷等清宮舊藏的一批舊傳五代胡迍、李贊華的繪畫的是金代女真人，而不是舊傳的契丹人。就此寫就的畢業論文《金代人馬畫初探》得到了導師薄松年先生的鼓勵，導師認為應當聽聽啟功先生的意見，邀請老先生參加這個新秀的論文答辯會。

啟功先生極痛快地答應了：“這個是正經事，我一定去。”他不但去了，還十分肯定余輝的研究方法，“鑒定這種古代繪畫，就要用實證實據的研究方法。”他還給這篇論文撰寫了評語并刊登在1990年第四期的《美術研究》上，著重介紹給業內同行。1996年，余輝用同樣的方法揭開了舊作遼代陳及之的《便橋會盟圖》卷（故宮博物院藏）實為元代繪畫，立即被國外學者翻譯后刊載在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文集里，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引起國外同行的熱議。

知遇之恩讓余輝受到了感召，從此“越陷越深”，利用民族學、文獻學、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并嘗試建立一套鑒定早期繪畫的基本方法并使之理論化、系統化，成為余輝在故宮前20年的研究方向。

也有學者認為：畫就是畫，不要太糾纏歷史。余輝發現，有許多繪畫創作才不過幾十年，欣賞者對主題的理解就出現了較大偏差。“這個偏差就是降解，降解會造成對歷史的誤讀誤判，還會掩蓋歷史的真相。”屢次告捷讓余輝明確了志向：“我要解開藏在古畫里的歷史密碼！”

余輝最鐘情的，是那些被反復研究過的名家名畫。不少學者抱怨：常見的文物都被研究過了，封存的文物又看不到，難以研究。“天使和魔鬼都是在細節中出現的。”余輝最愛的這句諺語恰恰說明了他能突破思想惰性，不人云亦云的原因———對細節的反復“糾纏”。

古畫中最為人知的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從1950年被發現至今60余年間，這幅反映北宋社會的“百科全圖”受到國內外學界的熱烈關注，相關論文和專著400余篇。

研究《清明上河圖》的8年時間里，余輝4次在清明節前后實地考察開封，力爭要“返回”張擇端創作的歷史現場。為了弄清楚張擇端少年生活過的山東諸城，他從張擇端的老家啟程，循著到開封的路線一路西行，實地考察沿途的民風民俗。余輝從畫中數十處反映北宋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細節入手，解讀卷后金元明諸家跋文，考證畫家生平；考證出畫中女性流行的衣冠服飾，以及黨爭敗方的書法屏風淪為苫布、羊肉牌價、私家漕糧入汴等事件，鎖定了該圖繪制的時間是崇寧年間（1102-1106）中后期；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考證出北宋后期暗伏的社會危機，畫家以曲諫方式勸誡皇帝關注社會隱患。之后，余輝緊緊“咬住”《清明上河圖》不放，找到了它的姊妹卷《西湖爭標圖》，即元代摹本《龍舟奪標圖》（故宮博物院藏），使觀者對張擇端本人及其作品有了更豐富的認識。

為了將《清明上河圖》與宋代開封地圖進行比對，余輝模擬航空測繪的辦法，手繪《清明上河圖》的“鳥瞰圖”。外國學者看了，還以為是中國開發的新軟件。

呵呵一笑間，誰又知道，余輝不惜運用一切科學手段來突破瓶頸。“根據已知的條件，求證出未知的事實，這類似于數學里的幾何學。”孤獨的求索者在一些零星散亂、碎片化甚至是看似孤立的圖像中，找尋著彼此之間的邏輯關系和外在形態變化的規律，余輝揶揄自己在“給碎片化的古代藝術史作拼圖”。

余輝還從一個從不被人注意的細節里，揭開了五代周文矩《重屏會棋圖》卷（北宋摹本，故宮博物院藏）的真正畫意：畫中的棋局全用黑子擺出了北斗七星圍著北極星的圖形，這與圖中李中主和三個弟弟的座位與李家“兄終弟及”的繼位順序完全一致。“實際上，這幅圖是在向朝中表明他們的王位繼承法。”余輝說。

在故宮即將展出北宋《千里江山圖》卷之際，余輝又根據相關文獻，考證出作者王希孟短暫的一生也經歷了大起大落，他入畫學、師從徽宗，與蔡京的利用、運作有一定關系。根據畫中景物，判定他比較熟悉福建仙游、廬山及鄱陽湖、蘇州、開封等地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畫家進一步拓展了北方全景式大山大水手卷構圖的視野、完善了青綠山水畫的造型程式和色彩語言，實踐了北宋末“豐亨豫大”的審美觀。

類似這樣探案揭秘性的古畫研究，余輝寫就了50余篇論文，涉及上百件古代名畫的內涵和外延及作者考訂，如關于唐代閻立本《步輦圖》卷、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等，多為國內外學界所關注，美國密歇根大學藝術史系教授包華石比喻為“福爾摩斯式的古畫探索”。

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2001年夏天，在歐盟最高會議的主席臺上，當時的法國總統希拉克正出神地看著一本英文雜志Orientations（《東方藝術》），有記者拍下了這個瞬間。余輝用邏輯推理的方法，考證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卷（唐摹本）和故宮博物院南宋本的淵源歷史，據此寫就的《宋本〈女史箴圖〉卷研究》，讓希拉克在那樣一個重要場合分了神。足以見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不限國界、不限場合。

新中國成立前，國家戰亂不斷，大量文物流向國外，外國的博物館因此藏有不少的中國文物。30余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許多外國博物館越來越重視整理和展覽館藏的中國文物，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交流也越來越頻繁。2006年，根據故宮博物院與大英博物館的合作協議，英方派兩人為故宮修理鐘表，故宮幫他們整理書畫，這種文化交流被余輝稱為“換工”。由此，余輝被邀請到大英博物館工作。20多個工作日里，余輝一人完成了大英博物館400余件主要繪畫藏品的作者、定名、時代、文物定級，以便于他們決定文物修復的輕重緩急。

正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庫房里，余輝看到了懸掛在墻上的《女史箴圖》卷（唐摹本）。這幅中國最早的人物畫竟然出現了嚴重的掉渣現象，露出了星星點點的裱褙紙，像晶瑩的淚花，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余輝告訴他們：“趕緊取下來，平放在絕氧的玻璃展柜里。”

1900年“火燒圓明園”后，被掠奪至海外的這幅名作是絹本，按照中國古代“紙壽千年絹八百”的說法，這幅1300多歲的畫已超期“服役”。加上西方人對絲織品不敏感，絹在使用時受到震動出現折痕，在外界物理作用下，折痕慢慢擴大，破的地方就會翹起，時間一長受地心引力作用就會掉下渣來。

地上的渣刺痛了余輝的眼，而讓余輝更心痛的，是歐美博物館采用日本式的裝裱方式，對待中國繪畫。

一幅中國繪畫立軸的上下左右四方，原本會有一些文人的題字，其中蘊含了大量與該畫有關的文化信息。但由于西方人最早是從日本人那里得到的中國繪畫，于是邀請日本人去裝裱中國繪畫。日本的裝裱方式是裁去裱邊，把畫心裱在木板上，《女史箴圖》也因此被攔腰裁成了兩段，裱在板上。此外，他們還在庫房里做了很多的軌道，將裱在木板上的畫插入軌道進行存放。在美國的佛利爾美術館，余輝看到許多宋元繪畫都已經按照這種錯誤的方式進行裝裱存放。

這種方式，不僅丟失了大量與繪畫有關的背景信息，還導致繪畫與空氣長期充分接觸。中國的書畫之所以卷軸存放，在于能大大降低空氣氧化。眼見著珍貴的書畫被這樣無知對待，余輝忍著心痛盡量地去跑博物館。每到一個博物館，他都強烈建議：“中國書畫一定要使用中國傳統的裝裱方式！”恰逢當時有一些從國內博物館出去的裱畫師在西方博物館裝裱書畫，無知造就的錯誤被陸續糾正。

余輝作為一個文物專家幫助許多流落海外的文物延長了生命，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不會忘記這種錯誤為什么會發生。

早些年，在國外的博物館里，余輝經常看到老師帶著學生坐在西方油畫前上藝術史課。2014年，余輝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意外地看到令他感慨的一幕：美術老師帶著高中生坐在中國畫面前，講述中國的藝術史。同時，他還注意到，在國外的一些中小博物館里，原先被放置在死角里的中國畫，現在被挪至展廳的正中位置。

多么大的變化！國家強則文化強。“我們的國家強大強盛了，人家不但愿意跟你平等交往，還愿意了解你的歷史和文化。”曾在歐美日十幾個博物館、美術館進行過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的余輝，在講述這種變化時，瞇起的眼角“泄露”出內心的喜悅。

關于這種變化，他還有一次親身經歷。2014年，余輝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舉辦講座《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新探》和《倦勤齋的歷史與修復》。講座的時間“撞”上了世界杯足球賽期，恰好是德國隊自己的比賽。余輝擔心講座會冷場。沒想到開講前10分鐘，近百人的講座廳已是座無虛席，有的聽眾甚至驅車一個多小時趕來。講座引起了德國漢學家們的極大興趣，結束后一些聽眾還不愿離去，討論一直持續到夜里11點多。

愿登象牙塔尖更愿留在民眾中間

在異國他鄉的見聞和經歷，讓余輝切實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無所不在的強大力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精神命脈。文物就是這命脈的載體，是深藏于歷史河道中意蘊綿長的‘中國故事’。”更令余輝驚喜的是，國內公眾對“文物故事”有著更熱切的回應。2015年10月，故宮博物院在自己90歲“生日”時公展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不少觀眾排了8小時的隊就為了看3分鐘，問為什么喜歡時，有人說看這畫覺得親切，他的先輩仿佛就在里面。“這就是文化的根。”余輝理解這種感受。

余輝不愿意自己的研究心得擱在中外的象牙塔里，他覺得應當走進大眾、走向社會。辦講座正是聽取大家意見的良機，他曾多次到社區、街道講解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看到大爺大媽的會心一笑，比什么都重要。中央電視臺四套的“文明之旅”欄目也是他與社會公眾分享知識的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他對《清明上河圖》的新發現，僅在中國大陸，當晚就吸引了4000多萬臺電視機。

余輝一直忘不了少年選擇愛好繪畫時，身為軍人的父母對他說過的一番話：“愛好你可以自己選擇，但為國家服務的目標不能變。”這個初心讓余輝至今依然保有一份不變的天真，“心中有理想者，不會急功近利抄近道，不會被蠅頭小利所干擾，有相伴寂寞的勇氣，才能弄清楚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才有真正的自信心。”其實，他的寂寞里并不孤獨：“古畫里，有我最愛的精神世界。”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余輝，肩上還有另一副社會責任的重擔。說起2009年故宮發生的一件事，余輝現在還心有余悸。“那年春節，故宮落下了孔明燈，幸虧是落在沒有易燃物的地方，不然那樣的明火對故宮這樣的木質結構宮殿來說，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實在是不堪設想。”2012年夏天，余輝在漠河考察，夏至晚上，他看到很多人在放孔明燈。當時正好刮起了風，一些孔明燈就隨風飄到了一大片森林上空。余輝看在眼里焦慮萬分：“1987年的漠河森林火災事件會不會重演？”

2013年，他專門就禁放孔明燈提交了一個提案，很快得到了有關部門的答復和落實，當年，公安部、武警部隊、國家林業局等發文禁止在城市上空、邊境線和森林上空燃放孔明燈。從2014年起，余輝連續3年提交關于城市限放、禁放煙花爆竹的提案，相關提案在2015年底由全國政協和公安部的有關部門進行了聯合督辦，現在的春節，大城市燃放煙花爆竹的陋習得到了有效遏制。

參加過三次大運河保護調研的余輝眼見著，經過8年整治大運河水質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在2016年調研途中，細致的余輝發現了一個新問題：由于水上運輸成本較陸地低，一些載有危化品的船只也在運河里穿梭不斷。“哪怕有一公斤危化品落入河里，這條河的水質也完了。”在調研時，余輝立即在事發地提出了自己的擔憂和建議。兩會期間，余輝專門提交了關于建立大運河保護條例的提案，“現在各個水系發達的省市紛紛建立了河長制，但河道不同于‘門前三包’，水系保護更需要出發城市和途經城市的責任分擔……”

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余輝提交的50多件提案大多與文物保護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我愿意登象牙塔尖，更愿意留在民眾中間。”擅長從古畫圖像細節中尋找歷史真相的文物專家，更情愿從社會細節中，探尋化解社會矛盾的節點。

天上的太陽照古人，也照今人。斜陽里，余輝騎車的身影投射在故宮的紅墻青磚間，正緩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