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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福柯，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對哲學、社會學、史學、文學、政治學、法學和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且改變了這些學科的既定面貌。他早年求學巴黎，學習心理學、哲學。之后，工作、講學于瑞典、波蘭、德國、突尼斯、巴西、日本、美國。1950年代后期，福柯成為一個嶄露頭角的年輕知識分子，與戴高樂派交好。1960年代中期，他成為結構主義化身，將自己定位為法國思想時尚界的新星。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他又成為一名左派和社會活動家。 然而，就在同一時期，他“悄悄地”獲得了法蘭西學院這個法國學術最高榮譽殿堂的講席。1984年，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迪迪埃·埃里蓬的《米歇爾·福柯傳》作為國際公認的權威的福柯傳記，以簡潔、清晰可讀的敘述，有條不紊地追溯了米歇爾·福柯的生命足跡，揭開了圍繞這位輝煌哲學家的許多神話和謠言，促使我們認真思考福柯的每一部著作及其觀點，并重新構建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今天的法國的文化、政治和思想生活。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新修訂的《米歇爾·福柯傳》，不僅對原內容進行了更準確地修正，還補充了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對福柯的評價等未公開的資料。

本文摘自該書第九章，講述了福柯生命的最后時光和去世后的故事，原標題為“生活就像一件藝術品”，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1984年6月2日，米歇爾·福柯感到不適，昏倒在沃日拉大街的家中。他被送到十五區的一家診所，住了幾天。6月9日，他轉至薩勒貝蒂爾醫院。他曾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一書中詳盡描述過這家醫院的作用和演變。

幾個月來，米歇爾·福柯一直在抱怨這一使他渾身無力、無法工作的可惡的“感冒”。他不停地咳嗽，有時還出現劇烈的頭痛。1984年初，他的病狀越來越明顯。“就像騰云駕霧一般”，他這樣說道。不過，他依舊繼續改寫《肉欲的告贖》，并修改它的前兩卷《快感的享用》和《關注自我》的校樣。

這些是他最后的著作。他急不可待，拼命地想付諸出版。盡管他經常頭暈、疲倦無力，但仍堅持去圖書館核實注釋，他堅決拒絕休息和任何休假，哪怕是片刻的停歇，所有這些表現都讓人猜到他已明白：這些是他最后的著作，他要竭盡全力全部完成。

他真的知道死神已經降臨?知道他得了艾滋病嗎?他的大多數親朋好友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根本不知道折磨他的是什么病。他甚至在醫院里還制訂了到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度假的計劃，一年前，他曾同達尼埃爾·德費爾一起去過那里，令他興奮不已。不錯，他是這樣說過，這是他最后想去休息和養病的地方。但他真的這樣認為嗎?這是不是他對朋友的安慰?許多證據都使人傾向于這樣的看法：在他去世前的冬季，他曾給喬治·杜梅澤爾打電話，告訴他：“我想我肯定得了艾滋病。”“我想……”這種說法不一定表示一種肯定。但通過他對這位86歲高齡、與他有近三十年交往的最親近的朋友的真情吐露，我們難道不應理解為這是自己已經覺察到的真實聲音嗎?福柯明白這一切，但他不愿告訴他周圍的人，只是通知了被他視為“精神導師”，對他起著“聽懺悔的神甫”作用的人。福柯知道這一切，但又不愿知道這些。根據保羅·維尼的證實，福柯在1983年11月的私人日記中寫道：我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但是我的癔病可以讓我忘掉它。保羅·維尼在福柯逝世后看到了這篇日記。

當保羅·維尼1986年9月為《文學評論》的專刊寫文章時，他想寫上他在1984年2月同福柯的一次談話。但讓·皮耶寧愿不發表這兩頁談話。因為維尼描述了福柯面對死亡的態度。福柯本人不是也在有關雷蒙·羅塞爾的書中指出作者與死亡的關系不是輕松軼事的問題嗎?保羅·維尼說：

“福柯并不畏懼死亡：當談到自殺的主題時，他多次對他的朋友們講過這點，而且事實證明，盡管這是以另一種方式，他不是在自吹自擂。古代智慧已通過另一種方式變成了他自己的東西。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個月中，這兩卷書的寫作過程對他的作用就像古代哲學中撰寫哲學著作和寫日記的作用，即對自我的研究和對自己風格的研究。在此，我要講一件事，它在我心中猶如一種英雄行為。在這八個月中福柯全力寫作和重寫這兩卷書，努力償還自己欠下的長期債務。他不斷地向我提到這兩卷書，還經常讓我核對他的一篇譯作，但他咳嗽不斷，持續低燒，工作進度受阻。他客氣地讓我向我的夫人咨詢，因為她是醫生，但她無能為力。‘你的醫生們一定會認為你得了艾滋病’，一天我跟他開玩笑說(我們互相就我們不同的情趣開玩笑是友誼的一種常見情形)。他微笑地答復我說：‘這正是他們所認為的，我非常清楚他們向我提出的問題’。今天的讀者難以相信在1984年2月，發燒和咳嗽絕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因為當時艾滋病還只是一個遙遠、鮮為人知的災難，還只是一種傳說和想象中的疾病。他的親戚中沒有人對此產生過疑慮：這點我們只是事后才知道。‘你該好好休息’，我繼續說道，‘你總是搞這些希臘和拉丁語，你會被累垮的。’‘是的’，他答道，‘以后再說吧，我要先完成這兩卷書。’‘實際上，我只是出于好奇(因為醫學史并不是我最喜歡的東西)問道：真有艾滋病嗎?或者它只是一種用于說教的傳說?’‘是這樣的’，他沉思了片刻后平靜地答道，‘我仔細研究了這個問題，我看了許多這方面的書，不錯，有艾滋病，它不是一種傳說。美國人對此做過深入研究。’他用兩、三句話給我講述了一些具體方法上的細節，但我忘記了。總之，我想，他過去是醫學史學家，但作為哲學家，他關心現實性。因為來自美國的有關‘同性戀者癌癥’(當時的說法)的短小新聞常常出現在報端。回過頭來看，當我提出這個愚蠢的問題時，他的冷靜使我驚訝萬分。他本人大概已經想到終有一天事情會是這樣，他已經想好對我的回答，并希望通過我的回憶錄留下一種細微的痛苦的慰藉，‘現身說法’是古代哲學的另一種傳統……”

米歇爾·福柯在醫院的一間小病房里接待他的朋友。達尼埃爾·德費爾、海爾威·古柏爾、馬蒂厄·蘭東，還有其他幾個人來看他，陪他呆上一會兒。巴黎已經入夏，醫院大樓坐落在一座寬敞公園的中央。要走一大段路才能進樓。福柯仍然笑口常開、詼諧幽默。他詳論第一批發表的有關他那卷剛開始出售的著作的文章。他看上去好多了。另外，報紙也報道了他的健康狀況好轉的情況。有一個人是福柯極想見到的，他請人把這個愿望轉告他：他就是喬治·康吉萊姆。但是，太晚了。6月25日下午，一份法新社的電訊使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大吃一驚。當廣播電臺和電視臺播發“米歇爾·福柯去世”的消息時，整個知識界為之愕然。

《世界報》發表了醫生的公告：“經與米歇爾·福柯先生的家屬協商，薩勒貝蒂爾醫院神經科主任保羅·卡斯太尼教授和布魯諾·索倫醫生發表如下公告：‘米歇爾·福柯先生自1984年6月9日在薩勒貝蒂爾醫院神經系統疾病科就醫，對由敗血癥導致的神經病癥狀進行必要的全面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腦部化膿。開始時，抗菌素治療產生了良好效果，因病情好轉，米歇爾·福柯先生可以了解對他剛出版的兩卷書的最初反應。但病情突然惡化，使有效治療的希望徹底破滅，福柯先生于6月25日13時15分去世。’”

“米歇爾·福柯逝世”，這是第二天各報的主要標題。《解放報》的頭版是一張巨幅照片，該報用八版的篇幅刊登悼念這位哲學家去世的文章。塞爾日·朱利撰寫社論，還有一些悼念文章和一系列回憶文章(愛德蒙·梅爾、皮埃爾·布雷、杰克·朗格、羅貝爾·巴丹特等……)。同時還有一篇令人瞠目結舌的說明。應該好好談談這篇文字，因為五年后，大家依然懷著深深的厭惡和反感談論它，并將永遠談論下去。在一個版面的下方，有一篇被小框框起來的文章竭力駁斥已在流傳的“謠言”即福柯可能死于艾滋病。這篇未署名的文章寫道：“大家對這惡毒的謠言感到困惑不解，好像福柯是在恥辱中去世的。”我們搞不清在以后的幾天里這份日報所收到的抗議信的具體數字，但信件猶如雪片般地飛來。讀者們憤怒地質問：一份名叫《解放報》的報紙怎能把死于艾滋病同“恥辱”聯系起來?當我在巴黎、紐約、伯克利和其他地方進行調查時，有幾十人請求我譴責這篇充斥“恥辱”之辭的文章。確實，這篇文章非常拙劣。作者認識福柯，也非常喜歡他，但事與愿違。“他還以為做對了呢”，他的一位朋友說，他以為是在捍衛福柯，是在同那些想使這位思想家聲譽掃地的行為作斗爭。毫無疑問，他主要想使親友們免遭質問的包圍。我知道，他一生中每天都在為自己發表的這篇愚蠢的文章而抱憾，我不想再像其他人那樣譴責他。

幾天后，《解放報》再次大量登載悼念福柯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試圖“敘述”福柯的一生。為了完成這項艱難的計劃，他使用了奇特的資料，滿紙謬誤和荒誕，文筆浮夸，整整四頁都在重復正在流傳的所有有關福柯的傳說和神話。不過，也有一些格調高的文章如羅貝爾·馬吉奧里講述薩特和福柯的關系，羅杰·夏特萊提到這位哲學家與歷史學家的關系……

福柯去世的第二天，《晨報》也用頭版全部版面刊登了這條令人心碎的消息。《世界報》在頭版用大字刊登了皮埃爾·布爾迪厄的文章標題及文章，并用整整兩版的篇幅刊登了許多撰稿人的文章，敘述福柯在理論或政治舞臺上的光輝業績。保羅·維尼講述他的故友的著作。皮埃爾·布爾迪厄寫道：“沒有什么比把一種如此敏銳、復雜和非凡的哲學限定在教材的表述中更危險的了。然而，我認為福柯的著作是對違抗、超越社會界限的長期挖掘開拓，這種開拓與知識和權力密不可分。”這位社會學家在文章結尾時寫到：“我更愿意認為這種思想追求獲得把握自我，就是說把握自我的歷史，所以它是思想范疇史，意愿與欲望史。因而，這種對精確的關注，這種拒絕知識與實踐生活技術與政治選擇的投機，使福柯成為一個無法替代的人物。”保羅·維尼本人也在后面的幾行字中聲明：“我認為福柯的著作的發表是我們世紀最重要的思想事件。”

幾天后，一張福柯焦慮的面孔占據了《新觀察家》周刊的整個封面。讓·達尼埃爾發表社論，談到了“對米歇爾·福柯的崇拜”。文章樸實無華，再次回憶了在西迪·布·薩義德的最初幾次會面，以及以后數年中政治上的默契、爭吵和時有發生的分歧，向這位猝然長逝的朋友致以最后的悼念。周刊還刊登了幾篇文章和見證錄。費爾南·布羅代勒談到“國葬”：“法國失去了一位當代最光彩奪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這期《新觀察家》周刊中，人們可以讀到一篇從未有過的如此令人難忘的有關福柯的文章。喬治·杜梅澤爾以前常說：“我去世時，米歇爾會給我寫訃告。”但是，黃泉路上無老幼，這位神話學家的預言被顛倒過來。被噩耗震驚而悲痛欲絕的老人匆匆寫了幾頁文章，講述他如何認識福柯，他們之間如何建立起這種歷經數十年，沒有隔閡、沒有出現哪怕是一點點失和、一點不快的友誼。然后，他又談到這位哲學家的著作。在烏柏沙拉大學的圖書館，他曾陪伴這些著作起步。“福柯有無限的智慧，他甚至有些過于精細，他把自己的觀察站建立在活人的區域之上，身體和精神、本能和思想的傳統區分在這里似乎是荒謬的：精神病、性欲和罪行。他的視線像燈塔一樣從這里轉向歷史、轉向現在，時刻關注著那些最不引人注意的發現，它能夠接受一切，就是不接受正統觀念。這是一種多面的智慧，一種運動反射鏡式的智慧。判斷從這里產生，并且從它的反面立即增加新的判斷，而且既不相互對立，也不輕易被駁倒。然而這一切，像通常那樣，都建立在絕對善良和友善的基礎之上”。最后，杜梅澤爾說：“我們很容易結成這種友誼。但米歇爾·福柯棄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東西，不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內容。”

《說真話的勇氣》是1984年2月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上的最后幾堂課之一：他研究柏拉圖對蘇格拉底之死的論述，以指出說真話和《關注自我》的實踐如何能夠將我們引向我們自身的真理。他的評論建立在杜梅澤爾剛剛發表的一篇有關“蘇格拉底臨終話語”的文章之上。

六月的這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太陽還沒有在巴黎上空出現。但在皮梯爾—薩勒貝蒂爾醫院后面的小院子里，已經聚集了幾百人，前來向米歇爾·福柯的遺體告別。漫長的等待，久久的寂靜。然后一個嘶啞、低沉、因悲傷而走調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至于激發我的動機，它非常簡單。我希望在有些人眼里它能自圓其說。這是好奇心，即在任何情況下值得多少固執地任其驅使的唯一一種好奇心，它不是那種試圖吸收適合于自己認識的東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使我們超越自我的好奇心。如果對知識的渴望僅僅應該保證知識的增長，而不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有知識的人踏上迷途的話，那它還有什么價值可言?在人的一生中會出現這樣的時刻：對于知識問題，如果人們能夠不以人們常思考的方式來思考它，并用不同于人們看待它的方式來感覺它時，它會在對它繼續進行觀察和思考時變得絕對必要。〔……〕然而，哲學是什么呢——我指的是哲學活動——如果它不是思想本身的批判研究的話。或者如果它不是要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可以進行他樣思考，而是把已知道的東西合法化的話，那么它的意義究竟何在。”這是福柯說過的話，是《快感的享用》序言的片斷。由吉爾·德勒茲宣讀時，人們傾聽著。這些人由所有曾在米歇爾·福柯走過的千條道路上與之相遇，并了解福柯千種面孔的人組成：大學生涯的同學、政治斗爭的伙伴、或兩者兼有、朋友、情人、……在院子盡頭的墻邊，人們可以看到喬治·杜梅澤爾和喬治·康吉萊姆，他們心情激動，卻靜默不語。幾位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也來參加告別儀式，有保羅·維尼、皮埃爾·布爾迪厄、皮埃爾·布雷等……大家注意到西蒙娜·西涅萊、伊夫·蒙當和司法部長羅貝爾·巴丹特也出席了儀式。另外還有阿蘭·若貝爾、讓·達尼埃爾、貝爾納·庫什內、克洛德·莫里亞克和許多其他人，有名流也有平民百姓，有同他一起在請愿書上簽名的人，也有每周三來聽他講課的人……

幾個小時后，即6月29日下午，靈柩被安放在旺多佛爾小公墓。這一次，人群消失了，只有親屬和幾位朋友在場。靈柩上放著一束玫瑰花，在從巴黎運到這里的路上，玫瑰花一直放在那里，上面有三個簽名：馬蒂厄、海爾威、達尼埃爾。由于福柯的母親堅持舉行宗教儀式，所以由開辦索爾舒圖書館的多明我會會士米歇爾·阿爾巴里克組織了簡短的布道活動。之后，一切都結束了。

推開一扇吱吱作響的柵欄門，沿著兩邊都是柏樹的小徑前行。幾米遠的地方豎起一塊墓碑，這是一塊普通的灰色大理石石板，上面寫著：

皮埃爾·吉魯多

瑪麗·保內之夫

1800—1848

下面，刻有同樣的燙金字：

保羅米歇爾·福柯

法蘭西學院教授

1926—1984

在路的另一側，人們可以看見一座大房子，這里的人叫它“城堡”，是皮魯瓦的古老建筑，米歇爾·福柯臨終前兩個月曾最后一次來這里，修改《關注自我》的校樣。

在福柯最后兩卷書中，他的文筆發生了很大改變，變得寧靜、平穩、“和緩”，莫里斯·布朗肖說；更慎重了，吉爾·德勒茲說。近似中庸。它遠非以前那樣耀眼，那樣“辛辣”。好像死亡的降臨和幾個月來對死亡的預感把福柯引上泰然之途，遵循塞涅卡推崇的“哲學生活”的模式。塞涅卡的作品受到福柯的偏愛。在這一點上，福柯似乎消化了古典智慧并將之融進自己的文筆之中：人如其文。因為人的問題就是“存在風格”，“生活美學”的問題，也是他像往常一樣，通過文獻表述的歷史問題，但它還是人們像往常一樣感覺到的與他們的經驗緊密相連的問題。吉爾·德勒茲非常精辟地指出：那個時期，福柯感興趣的不是古代的回歸，而是“我們的今天”。福柯不是這樣對德雷菲斯和拉賓諾說過嗎：“使我驚訝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藝術只與物體發生關聯，而不與個體或生命發生關聯……每一個體的生活難道不可以是一件藝術品嗎?

1989年初出版了一本小書。它收集了福柯為法蘭西學院年鑒撰寫的《課程概述》。他在1981年至1982年為課程寫的最后一篇概述是有關主體的宗教經典解釋學。在概述的最后，我們可以讀到下面這段對斯多葛箴言的回憶：

“使對死亡的思考產生特殊價值的東西，不僅僅是死亡先于輿論普遍代表的最不幸的東西，不僅僅是它有助于承認死亡不是一件壞事，而是它用提前的方式提供了向自身生活回眸一瞥的可能性。在把自己看成是死亡起點時，人們可以判斷人們正在其自身價值中做出的每一個行為。死亡，愛比克泰德曾說過，在耕耘者耕耘時，在水手航行時攫住他：‘那么你呢，你希望在做什么時被它攫住?’而塞涅卡則在思考死亡的時刻，把它看成是人們可以最終對自己下斷語和衡量人們直至生命最后一天實現道德進步的時刻。他在第二十六封信中寫道：‘關于我所能實現的道德進步，我相信死亡……我期待著自己判斷自己和了解道德是停留在口頭還是長存于心里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