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T·S·艾略特的《批評批評家》（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收文九篇，除了早期的兩篇論文，其他都是后期的演講。七十三歲那年他在用作書名的那個演講中說，他早期的文章給人印象深，卻難免武斷；后期的文章可能更公正，影響卻減弱了。“讀者都喜歡十分自信的作者，”——這樣的作者堅信真理在握，要么激情澎湃，要么義憤填膺——“就連老練的讀者也不例外。”不過，你可千萬不要以為時間和閱歷只會消磨氣勢和沖擊力，它們還會增加更多，不止是寬容，更重要的是淘洗掉了浮華，顯現出慢慢沉淀下來的更豐厚、更基本的東西。而且，你聽他心平氣和地講，在更長的生命跨度里比較、衡量、澄清，會覺得平易而踏實地表達思想和見解，和急迫的、辯駁的、使人震驚的方式比起來，更為持重和誠懇，也更為寬闊和自由。

這里簡述兩個問題，中國當代文學也曾經關心過這樣的問題，我們讀起來或許會有更深一些的感受和啟發。

一、“純詩”已經盡其可能

一九四八年，艾略特六十歲，他做了一個題為《從愛倫·坡到瓦萊里》的演講，來討論現代詩歌傳統中一種萌芽于愛倫·坡而成熟于瓦萊里的“詩藝”，這種“詩藝”與“純詩”的觀念和理論目標緊密相聯。

艾略特說：“愛倫·坡才華出眾，這無可否認，但是在我看來，這只是一個天賦極高、尚未進入青春期的少年的才華。他強烈好奇心所表現出來的形式只是那些懵懂孩童的心中樂事：自然、力學和超自然的奇跡，密文和暗號，謎語和迷宮，機械操作棋手以及迸發的各種奇思妙想。他好奇心的多樣性和強烈感令人快樂，叫人驚嘆；可是他趣味上的怪異離奇和雜亂無章最后卻令人疲倦。他所缺乏的正是那種賦予成人莊重感的始終如一的人生觀。……他缺少的不是智能，而是心智的成熟，這種成熟只有隨著人整體上的成熟、各種情感的發展和協調才能獲得。”

愛倫·坡影響了三位重要的法國詩人，波德萊爾、馬拉美和瓦萊里。波德萊爾從愛倫·坡那里看到了這樣的觀念：“詩歌除了其本身應當什么都不考慮”；馬拉美的興趣在詩歌技巧上；瓦萊里最為激進，他甚至認為連詩歌本身也不重要——比起產生詩歌的創作行為，后者更讓他著迷不已。“寫詩的時候，我在做什么？”這樣的問題正是愛倫·坡《創作哲學》的聚焦點，它為瓦萊里提供了一種方法和一項工作——觀察自己的寫作。艾略特發現，瓦萊里“不再信賴詩歌目標，只對創作過程感興趣。很多時候，他不斷地寫詩，好像僅僅是因為他對寫作中自己的內省式觀察感興趣。”

艾略特描畫出了“純詩”的理論目標發展到極致而陷入“精神自戀”的脈絡。本來，“所有的詩歌都來源于人類與自身、他人、神明和周圍世界之間的關系中產生的情感經歷”，最初，人們也許只注意詩歌主題；后來的時期，慢慢開始意識到文體風格；再進一步的階段，就是主題變得不重要，或者說“作為手段它是重要的，但其終極目的是詩歌。主題為詩歌而存在，而不是詩歌為主題而存在。”這是詩的“自我意識”的不斷增強過程，可是如果沿著這個方向無限發展，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詩的“自戀”，而“自戀”到頭來也會變成沉重的負荷：“至于未來，一種合理的假設認為，這種自我意識的進步，這種在瓦萊里身上發現的對語言的過度警覺和過分關注，會因重荷的不斷增加而使人類大腦和神經變得不堪忍受，最終必將土崩瓦解。”

平心而論，艾略特承認，首先，從愛倫·坡到瓦萊里的詩學傳統中，涌現了他極為贊賞和喜歡的現代詩歌；其次，這種傳統代表了那百年中引人關注的詩歌意識的發展；最后，這種探索行為本身很值得重視，應該去探究詩歌所有的前途。但說到將來，他還是斷言，這種“詩藝”已經盡其可能得到了發展，耗盡了活力，“這種美學對后來的詩人不會再有任何幫助。”

艾略特

二、偉大作家的回報

艾略特二十二歲那年就深深受益于但丁，“盡管我當時對他的語言只是粗通皮毛，卻不惜絞盡腦汁揣摩他的詩句。隨著年歲漸長，這位詩人一直為我解憂，不斷讓我驚奇……但丁遣詞造句，箭無虛發，直中靶心，那種驚人的簡練和直接，在我青年時代形成了一種有益的矯正力量，因為那時的我對伊麗莎白時代、詹姆斯時期和查理時期作家們的那種華麗鋪張也相當迷戀。”（《批評批評家》）

四十年之后，艾略特演講《但丁于我的意義》，說“但丁的影響，在其真正強的地方是一種積累性的影響：也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它對你的控制就越大。”這也正是偉大作家不同于次要作家的地方，次要一點的作家能夠在某人生命的某一階段給予示范或引導，偉大作家的意義不只是有益于某時某地某人的。艾略特從技藝、語言、感覺力的探索三個方面來論述偉大作家之偉大所在，后兩點尤其能真正大處著眼，語重意明。

“但丁在意大利文學中的地位只有莎士比亞在我們文學中的地位可比。換言之，他們使各自的語言的靈魂具有形體，使自己符合他們遇見的那種語言的諸種可能性……傳給后人自己的語言，使之比自己使用前更發達、更文雅、更精細，那是詩人作為詩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艾略特并不遺憾一種文學因擁有一個但丁或莎士比亞而付出的代價：后來的詩人得找點其他事來做做，事情較為次要，也應滿足。“至高無上的詩人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沒有他們，一個擁有偉大語言的民族現今通行的話語就不會是那樣。……我說的是他為身后每一個說那種語言、以它為母語的人所做的事，不論他們是詩人、哲學家、政治家還是火車站的搬運工。”

偉大作家能夠大大擴展情感和知覺范圍的寬度，用光譜和音域的比喻來說，就是“不僅應該在正常視力和聽覺范圍內能比其他人更明晰地感覺和分辨色彩或聲音；而且他還應該覺察到普通人覺察不到的震動，有能力使人們互相之間看見和聽到更多，沒有他的幫助情況就不是這樣。”一方面，在偉大作家自己，“有責任探索未被說出的東西，并尋找詞語來捕捉人們甚至難以感覺到的感情，感覺不到乃因沒有詞語來形容。”另一方面，“一位跨越了通常意識邊界的探索者，如果始終不忘他的同胞公民已經熟悉的現實，必須能夠轉回來向他們匯報。”

一個偉大作家在語言上和在感覺力探索上的重大成就，不僅僅表現在他個人所達到的至高境界，還表現在，他能夠“轉回來”，向普通人“匯報”和回報：回報給他們更好的語言為他們所使用，回報給他們更寬廣的情感和意識為他們所感知，拓展他們精神的邊界。

什么是偉大作家？有的作家，在語言和感覺力上因為天才而發展出一種個人特有的風格，這種天才只能為他個人所享用，而對后來的人沒有多大用處，這還算不上但丁和莎士比亞意義上的偉大作家。偉大作家有能力轉身回報，不僅回報給他所從事的文學和這個領域中的后來者，而且回報給他的民族中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后代，這是最重要的標志，也是最難企及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