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唐娜·哈拉維《靈長類視覺 ——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現已上市，本篇節選自本書導言《視覺存留》。

無論是科學還是大眾文化，都將事實與虛構交織在一起。讓事實和虛構截然對立，這似乎看上去是理所應當的，甚至在道德上是必需的；然而，它們二者在西方的文化和語言當中具有深層的相似性。事實可以被構想為本原的、不可化約的眾多節點，通過它們可以形成對世界的可靠理解。事實是有待發掘的，而不是制造出來或建構起來的。但是“事實（facts）”的詞源形態讓我們想到了人類的行動（action）、行為，實際上讓我們想到了人的業績（feats）。與詞語相對的行動是事實之母，也就是說，人類的行動是能被我們在語言學角度并在歷史角度視為事實的事的根基。一件事實就是一件被完成了的事，是在我們羅馬語源的語言當中的一種中性過去分詞。在這種原初意義上，事實乃是實際發生過的事情。這類事情被直接經驗、證詞和質詢所知——它們在北美是最具優先性的認識途徑。

虛構可以被理解為有關世界和經驗的一種衍生的構造性視界、事實的一種錯誤幻影，或是源自空想的一種逃避，它總是在“實際發生的事實”之外幻想一個更好的世界。然而，虛構當中意味深長的語調使我們聽出了它植根于愿景、靈感、洞見和精神的源頭。我們在詩歌當中聽到了虛構的根源，在我們沉浸于浪漫幻想的時刻，我們確信本源性的自然在好的虛構當中得到了揭示。可以這么說，虛構可以是真實的，在訴諸自然本性方面可以被理解為真實的。正如自然是豐產的，我們主要的神話體系、虛構當中的生命之母似乎也是一種內在的真實，她創生了我們的實際生命。而這在西方——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文化當中也是一個特別具有優先性的認識途徑。最終，虛構的語源形態讓我們再一次想到了人類的行動，不僅是捏造的行為，而且還有創造性的、構型性的、發明式的行動。不可避免的是，虛構與真實（自然）和偽造（人工）的辯證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就其所有意涵而言，虛構都是有關人類行為的。所以，所有的科學敘述方式——虛構的和事實的敘述——也都是有關人類行動的。

虛構和事實有很近的親緣關系，但它們并不是一模一樣的雙胞胎。事實并非與虛構，而是和意見或偏見相對立。無論是虛構還是偏見，都植根于一種訴諸經驗的認識論。然而還存在一個重要的差異，虛構一詞指一種行為方式，涉及創造性的呈現行為，而事實則是歷史分詞，它是掩蓋著增殖性的事件和行為的一種詞語形式。一個事實看上去似乎已然完成，不可改變，只合適被記錄下來；虛構似乎總是創造性的，向著其他可能性、向著其他生活方式敞開著。然而，在這種開放性中，潛藏著純粹造假的威脅，存在著不道說事物的真實形式的危險。

從某種觀點來看，自然科學似乎是劃分虛構和事實的手藝，用過去分詞替換虛構發明并且以此對經驗進行去偽存真。比如，靈長類學的歷史被一再地表述為對猴類、猿類和人類的觀察以進步的方式不斷地得到澄清的過程。最初有關靈長類類型的各種報告，散見于充滿前科學氛圍的獵人、旅行者和土著人所講述的添油加醋的故事當中，這類故事早在古代，也許在大發現的神話時代和16世紀現代科學誕生的時代就開始出現了。繼而是一幅畫面逐漸清晰的視界，這個視界的基礎就是解剖學的分析和比較。有關靈長類社會形式正確看法的歷史情節也是一樣的：逐漸從充滿迷霧的看法中脫胎出來，經歷了想象虛構，最終逐漸形成一目了然的量化知識，這種量化知識植根于在英語里被稱為實驗的那種經驗當中。這是一部不成熟的科學不斷進步的歷史，不成熟的歷史最早基于純粹的描述和隨意的質的闡釋，發展成為以量的方法和可證偽的假說為基礎的成熟的科學，最終走向綜合性科學建構而成的靈長類現實。但是這些故事是關于故事的故事，是對有著一個好結局的敘述的敘述，也即是被歸總到一起的事實，是以科學的方式被建構起來的現實。這些故事有著特殊的審美偏好，具有特殊的唯實論特征和一種特殊的政治學，它們都信賴于進步。

從稍有不同的角度來看，科學史則表現為對制造事實的技術和社會手段的歷史的各種敘事方式。事實本身就是各種敘事類型和表明經驗的證詞類型。然而，對經驗的調動是需要一套精巧的技術的，其中包括物理工具、可用的闡釋傳統和特定的社會關系。只有作為事實的東西才能得到呈現，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被看到被完成并被講述。科學實踐也許可以被理解為某種講故事的實踐——這是一種受規則制約的、限制性的和歷史地發生變化的自然史敘述技藝。科學實踐和科學理論生產著特定類型的敘述并通過這種敘述得以呈現。有關世界的任何科學表述都與語言、隱喻有著深刻的依賴關系。這些隱喻可以是數學的，也可以是烹飪術的，但不管怎樣，它們都結構著科學的視覺。科學實踐首先是一種在闡釋和證明的特定歷史實踐意義上而言的講故事的實踐。

就靈長類學而言，它是生命科學的一個分支，尤其合適稱其為一種講故事的技藝。首先，發端于19世紀頭十年的生物學話語，一直以來都是以生命史方式對有機體和生物進行敘述的話語；也就是說是著眼于結構和功能的一種規劃Foucault （1973）; Albury （1977）; Canguilhem （1978）; Figlio （1976）.。生物學從根本上講是歷史的，其話語形式從根本上講是敘事的。生物學作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其有關有機形式和功能的話語方面是和羅曼司文學相類似的。生物學是以所謂的生物為專有對象的虛構；生物學創造了從有機生物當中“發現”出來的事實。生物展現為生物學家眼中的生物，生物學家對生物的狀態進行轉譯，將其轉譯為受其學科化經驗所確證的一種真理；也就是說，轉譯為事實，這事實是科學家和生物聯手創造的行動和行為表現。浪漫主義逐漸變為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復又變為自然主義，精神變成進步，觀察變為事實。在這個故事敘述實踐過程當中，科學家和生物都是參與者。

其次，猴類、猿類和人類由之得以展現的靈長類學內部精細建構的各種敘事方式，都涉及起源、自然和多種可能性。靈長類學涉及包括人類在內的分類規律的生命史。西方人尤其生產出了許多有關靈長類的故事，同時講述著其內容涉及自然與文化、動物與人、身體與心靈、起源與未來的故事。實際上，從一開始，也就是在18世紀中期，靈長類秩序已經在這些二元論及其科學式的解決方式基礎之上全部建立了起來。

把科學當做敘事并不是想取消科學，情況恰恰相反。在這種過去分詞面前，科學不會被神話，同時也不會成為被膜拜的對象。我所感興趣的是被SF這個能指標定的復雜領域中對科學事實的敘述方式（那是些有力的科學虛構）。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科幻小說作家和批評家朱迪斯·梅里爾（Judith Merril）非常有個性地使用了SF這個詞，用來指稱一個日漸復雜的敘述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科學（Science）和虛構（Fiction）——為了方便起見，就稱之為SF吧——的邊界，科學和幻想之間的邊界，無論是在商業還是語言學上，都已經令人感到疑惑地混淆不清了。SF，她的這一稱謂，逐漸被廣泛接受，因為批評家、讀者、作者、科幻愛好者和出版商此時都在力圖認可并理解寫、讀、市場實踐的非正統一體化，而這種一體化都反映在了“SF”一詞的增殖性當中：“SF”可以是“推理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可以是“科幻小說”（scientific fiction），可以是“科學荒誕小說”（scientific fantasy），可以是“未來推理小說”（speculative futures），也可以是“推理玄幻小說”（speculative fabulation）。

SF是高度技術化世界中異質文化在生產的一個領地。將科學事實的敘述放置在SF的異質空間當中就產生了這樣一個被改造了的區域。這個被改造了的區域在它所有下轄的小區域和組成部分當中都造成了回響。但每一個小區域和組成部分又都不能相互“化約”，然而閱讀和寫作實踐又在整個結構化空間當中相互依存。推理小說只要還包含著構成科學事實的銘寫實踐，它就會表現出難以克服的內在張力。在現代和后現代“第一世界”文化當中想象性的詞句和事實性的軀干的建構過程中，各種科學也表現出復雜的歷史。特雷薩·德·勞麗蒂斯推測說，SF的標記工作“是最具潛力的社會想象新的創新性形式，其創新性在于，它可能圖繪出文化變遷能夠在其中發生的區域，它可能展望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全新關系，可能展望一種對——包括物理的、物質存在在內的——社會存在加以概念化的全新方式”（1980：161）。這也是靈長類學“記號工作”的一項任務。

所以，部分地講，《靈長類視覺——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將靈長類文本理解為科學虛構，在那里所有可能的詞語不斷地得到再發明以適配真正的現實和當下的世界。本書最后一章將盡力解讀一則SF敘事，這則敘事說的是某個外星種群介入到人類生殖政治——就好像人類的生殖政治是靈長類領域當中的一個專題似的——當中的事。《靈長類視覺》的論述從神話、科學和社會實踐開始，正是這些神話、科學和社會實踐在西方文化的開端和終結之處分別把猿猴放置在伊甸園里和太空當中，我們在本書中對這些不同于人類的異類進行定位，借此理解我們當代脆弱地球上的靈長類當中的愛與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