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統治哲學。它是一種農耕社會的親緣宗法思想，它生長壯大的土壤也在鄉村之中。而以聚族而居為主要特征的鄉土親緣社會，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形式。鄉土親緣社會，它的統治和管理，也就是維持鄉土社會的穩定和正常運轉的執行者，并不是政府官員，而是鄉紳。鄉紳制度的形成，與王朝政府采用的以倫理觀念來控制庶民的政策有著緊密的關聯性。

鄉紳階層，他們中有的是地方或中央的退休或生病還鄉的大小官僚，有的是科舉考試中及第但等待候補的舉人，也有科舉落第的士子，還有就是一些地方宗族的族長們。他們大多受到過相當的教育，有一些文化，識文斷字，也在鄉村或族中有相當的威望，在宗族中或地方上具有號召力。“身為一鄉之望，而為百姓所宜矜式，所賴保護者”。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曾經身在官場，或者父母子弟和同鄉的關系，與官場有一定的聯系；他們似官但又不是官，他們不是官但是有一定的官員的權利。他們經常出面操辦鄉土社會的各種儀式，比如各種各樣的祭祀儀式，比如婚喪嫁娶儀式，比如族產或鄉間公共財產的分配和攤派，也會主持和參與一些鄉間的糾紛的處理，和一些鄉間的司法事務，行使裁決權；還有的鄉間有自衛組織，他們還會主持鄉間的治安部隊和團練。鄉紳管理，是中國傳統鄉間宗法制社會的典型體現。《水滸傳》中的盧俊義，盧員外，可以說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鄉紳。

鄉紳階層對于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安定，也就是保境安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長期鄉紳階層的統治，也導致了鄉村社會的宗族化，保守化。特別是一些土豪劣紳的出現，常常使得鄉民遭受魚肉，有冤無處申有苦無處訴。尤其是到了近現代社會，鄉紳階層固步自封，拒絕走向現代化，最終導致鄉村紳士階層在革命的風潮中走向沒落。甚至于在現代的紅色革命中，走向反動，以至大量的被屠戮和消滅。無論是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還是在文藝的想象中，都是如此。

當然，鄉紳階層的消失也與他們自身的墮落有關。我的家鄉安徽合肥，過去就有很多的大地主，他們不但廣有土地，比如半月不走別人家的田埂，而且也經常干欺男霸女的勾當。有一個姓謝的大地主，人稱“謝黑頭”，家里建起了“圩子”，養了很多的家丁、打手。儼然一個獨立王國。老輩說，一個廬劇戲班子，在鄉里唱戲，謝黑頭看女演員白姑娘漂亮，當時就走上臺子帶走了。還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有一個同學的奶奶，那個小腳老太太是在出嫁的路上，被姓韓的豪紳搶走的。四川的劉文彩，也就是那個紅色敘事中的惡霸地主，現在很多人都給他“平反”了。據說他不但沒有干過壞事，而且還是個大善人，并不像紅色敘事所想象的那樣壞。但是，我想他的廣有的田地，還有他的奢華的莊園，肯定不是他勞動或者做生意得來的。他可能沒有在他的鄉里搶掠，但是，誰能保證他沒有在其他地方搶掠；就是他沒有搶掠，誰能保證他的兄弟劉文輝沒有搶掠。劉文輝沒有搶掠，劉文彩的莊園是建不起來的；劉文輝不搶掠，他也就養不起軍隊，也就做不起軍閥了。在叢林里，沒有虎狼之行，而能夠發家致富，那完全是神話，太過于理想主義了。

現在很多研究者認為，中國傳統鄉紳治理社會的消失，是中國紅色革命文化妖魔化的結果，也是中國紅色政治鎮壓的結果。這樣的論斷有正確的成分，但其實也不盡然。有關中國鄉紳階層的污名化，其實在“五四”前后就已經開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左翼革命以后，紅色革命文化在想象中將其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二

中國鄉紳階層，在傳統的文化中，他一直是正面的，他不但受到了皇權政治的器重，而且也受到了鄉民的信賴。但是，中國進入近代以后，啟蒙主義大潮洶涌澎湃。在中國近現代啟蒙主義思想家的視野中，鄉土農耕文明當然是落后的，它是文明進化的上一個環節，過去的環節，它不但落后，而且顢頇；它不但黑暗，而且兇惡。而作為鄉土文明符號的鄉紳，則是顢頇、猥瑣、陰險、落后、愚昧、兇惡、反動的符號。

進化論文明的價值判斷，導致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對于鄉紳階層給予了充分的污名化和丑惡化。尤其在文學領域，鄉紳階層幾乎是整體走向了墮落。魯迅可能是那一代文學知識分子對鄉紳階層書寫得最多的。他筆下的“趙字”系列的鄉紳幾乎沒有一個好東西。第一個出場的鄉紳趙七爺，魯迅的描述是：“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嘆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著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于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小說《風波》中的趙七爺，就是一個滿肚子舊學問的怪里怪氣的封建遺老。而《狂人日記》的那個趙貴翁，盯著狂人，讓人從腳直冷到頭頂。他的那種陰冷兇狠，讓人不寒而栗。《孔乙己》中的趙舉人就因為孔乙己偷了他家的書，就把他的腿打斷了，斷了一個窮愁潦倒的書生的活路。《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就一聲“你也配姓趙”就剝奪了阿Q姓氏的權利。魯迅筆下的鄉紳大都都是保皇派，對革命充滿仇恨，對舊時代無限的懷戀。《風波》中的趙七爺在革命以后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嘆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離婚》中的鄉紳七大人，用“屁塞”虛張聲勢，糊弄鬧離婚的愛姑。那種虛張聲勢的做派在風光，也只能愚弄一個村婦罷了。《祝福》中的魯四老爺看上去斯文懂禮，實際上非常的冷血。

在魯迅的筆下，鄉紳們滿肚子的無用的舊學問，愚昧，保守，保皇，利用一點可憐的知識恐嚇鄉村細民。魯迅小說中的魯四老爺，趙老太爺，秀才，高老夫子，甚至于四銘，他們陰狠，歹毒，虛偽，自私，虛張聲勢，欺壓鄉民百姓。魯迅像一個社會學家，他從啟蒙思想家的角度，把鄉紳們的種種丑陋而惡劣的表演展示得淋漓盡致。但是，魯迅筆下的鄉紳道德是墮落了，卻一般并不是鄉土惡棍。魯四老爺雖惡，但卻只是缺乏同情心；趙七爺雖惡，但也明顯地外強中干，內心充滿了對于革命的恐懼。魯迅寫出了傳統鄉紳階層在大時代的巨變中難以掩飾的尷尬和慌張。魯迅等人筆下的鄉紳，已經沒有了號召鄉民統治地方的權威，他們都處于守勢。如《風波》中的鄉紳趙七爺，就是做壞事，也是煽風點火，在內心中充滿了不自信。

帝國崩潰，似乎已經抽干了他們脊梁中的骨髓，他們已經很難在鄉民面前能夠挺直腰板了。在魯迅的筆下，這些鄉紳的表演是滑稽可笑的。數千年王朝的崩潰，只留下了這些鄉紳們丑陋的面影。

三

鄉紳得以存在的基礎在于土地。茅盾的小說《子夜》則將失去土地的鄉紳置身于現代化的都市——大上海，來考察他們的生命境遇。

正如劉毓慶所看到的，“百年商業經濟和‘新式教育’的發展，打破了中國社會城鄉平衡格局。城市的經濟收入、教育資源配制以及高知識含量的工作性質等等，使鄉村中的優秀人才開始流向城市。”《子夜》中的主要人物吳蓀甫，就因為受過現代西式教育，醉心于實業救國，而被吸引到現代化都市里來的。吳蓀甫假如不進入城市的話，他就一定是雙橋鎮的鄉紳而不是大上海的資本家。一個典型的鄉紳人才被城市和教育掏走了。就是身處大上海，他依然不脫鄉紳的衣缽，他的資金，相當大的部分來自于地租，后來地租和雙橋鎮的財產被暴動農民占了燒了，他也就沒有后援了，他也就失敗了。在精神上，他依然保持著鄉村的嚴謹的道德風貌，保持著鄉紳的威嚴。但是，作為一個鄉紳的子弟，雖然他熟諳現代商業的交易詭計，但是，在毫無情親可言的大上海，他最終還是一敗涂地。吳蓀甫身上的“民族資本家”的符號，就來自于其鄉紳子弟的身份。他的失敗，其實就是一種鄉紳子弟被商業大都市吞沒的悲劇。

而進入大上海的鄉紳，并不都是主動的。如吳蓀甫的父親吳老太爺，以及馮云卿、屠維岳、曾滄海等人。大上海對他們是沒有吸引力的，他們也樂于在鄉下享受他們的鄉紳生活的，是革命暴動剝奪了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土地，以及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才不得不離開土地，到上海這個花花世界去躲避。但是，大上海的聲光電化，大上海的香風美女，對他們的刺激太過于強烈，他們根本上是無法承受的。吳老太爺，一踏入上海灘，他的生命力就耗盡了，成為一個徹底的棺材瓤子了。他的道德自尊，文化自信，乃是生命都在海風的吹拂下風化了。還有逃到上海的鄉紳馮云卿，為了交結惡棍資本家趙伯韜甚至將自己的女兒馮眉卿作為禮物送了上去。為了求生存，他只能放棄人倫道德了。那個曾滄海雖然是個瘋狗，但是，確確實實是一條喪家的瘋狗。那個屠維岳，鄉紳家的管家的子弟，用其父親教導他的智慧管理著現代化的工廠，受盡了屈辱和戲弄。離開了土地，他們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支撐就沒有了。在現代都市環境中，他們內心尷尬，身份土氣，生存空間捉襟見肘。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文化，他們的鄉村的親情倫理，在新的環境中，只能成為受嘲笑、被腐蝕和被消費的對象。

《子夜》寫出了鄉紳階層在現代商業大都市中的可憐處境，某種程度來說，它就是一曲帶著諷刺曲調的鄉紳階層的哀歌。

雖然如此，茅盾依然以“五四”啟蒙者的現代文明眼光，來觀照他們的境遇，描述他們的命運。在茅盾的啟蒙話語中，這一群人是可笑的，愚蒙的，封閉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可憐蟲。在茅盾的現代文明的強光之照耀下，這些來自鄉村的鄉紳們，其面影顯得極其可憐而又丑陋。當然，茅盾對城市中鄉紳命運的觀照，還還有著鮮明的階級觀念。這種階級觀念，與“五四”時代的啟蒙現代性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與魯迅的話語也有著血脈關系。當茅盾站在工業文明的立場上，幸災樂禍地坐等鄉紳階層被都市淹沒的時候，他的無產革命的階級立場所激發出的蔑視，更是有過之而不及。盡管如此，依然難以掩飾茅盾對于鄉紳被商業都市扼殺的惋惜之情，這可以從他對吳蓀甫形象的身份定位和失敗的悲嘆中可以看到。茅盾在講述鄉紳進入商業都市的命運故事的時候，他的情感和價值立場是動搖不定和悖論的。

從《子夜》可以看到，鄉紳階層進入城市，既是劉毓慶所說的工業文明和現代教育的結果，也是現代紅色革命沖擊后的必然。茅盾將鄉紳從他們的土地上移植到都市中來表現的方式，是很別致的，當然也是很毒辣的。

四

到了三十年代，鄉紳在文學中的形象進一步的妖魔化，而且是惡魔；并且在階級論的理論框架下，成為窮兇極惡的階級敵人。

曹禺是一位自由主義作家，但他筆下的鄉紳也已經相對五四的那種假道學的虛偽，而變得窮兇極惡了。話劇《原野》里的焦閻王，甚至霸占了仇家的土地，兒媳婦，把仇家的兒子關進大牢。曹禺如魯迅一樣，沒有將焦家與仇家進行階級劃分，也沒有將他們的斗爭歸結為階級斗爭，而僅僅只是將其界定為家族的仇殺，但是階級的影子還是若隱若現的。在魯迅的筆下，鄉紳們雖有迫害，但是，還比較內斂，也只是在他們受到諸如偷竊、名譽損害的時候，才發威。但是，到了曹禺的筆下鄉紳的惡劣程度已然加重很多。焦閻王這樣的鄉紳已經非常壞了。曹禺筆下的另兩個人物，《雷雨》中的周樸園雖然是名副其實的資本家，但他的做派還是有著鄉紳的神韻的。他的放水淹死三千小工的惡毒，又不是一般的壞劣紳所能夠做到的。還有一個《北京人》中的曾老太爺。這也是一個城市里的大家族的家長，但是，考慮到那個時代城市和鄉村的界限的不明顯，他也可算一個鄉紳了。但他卻比魯迅筆下的鄉紳有著更多的暮氣。但由于作者主要是在家族內部來刻畫這個人物的，他與外界并沒有展現出多少士紳的人際關系，所以也只有一個士紳的影子而已。曹禺似乎和魯迅一樣對于鄉紳沒有好印象，也沒有好臉色。他筆下的鄉紳顯得可憎又可憐。

但是，曹禺筆下的劣紳焦閻王，并不具有階級符號性。因為焦家、仇家和花家，并沒有出現分化的跡象。他們之間的矛盾，就是封建時代的家族仇殺而已。但是，由于劇中的場景大多發生在焦家，而焦家的陳設恰恰是鄉紳家庭的裝飾，而仇家卻自始至終沒有得到表現，更何況仇家之子仇虎出場就是家破人亡的樣子，所以，《原野》的表現方式，為后來的對它的階級論的解讀埋下了伏筆。

鄉紳階層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學想象中，其形象就更加的不堪了。左翼文學家都是階級論者，他們從階級哲學的視野，來觀察和表現鄉紳和鄉民的關系，于是，鄉紳和鄉民便分別成為統治和剝削地主階級，和受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階級。這個兩個階級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階級。于是鄉紳們就變得特別的兇狠和惡毒。

曹禺筆下的劣紳形象，到了左翼革命文學作家的筆下，則不但完全喪失了其儒雅的風度，變得極為的乖戾，而且極富攻擊性，他們對普通鄉民的損害也已經成為了家常便飯。夏衍編劇的電影《狂流》（1933）中，鄉紳首富傅柏仁不但侵吞修堤壩的巨額公款，而且利用洪災到處招搖撞騙，將募捐的款項中飽私囊，而且，勾結官府，干涉兒女婚姻，巴結上司，動用警察鎮壓救災鄉民。陽翰笙編劇的影片《中國海的怒潮》中的劣紳張榮泰，放縱其子小榮凌辱婢女阿菊，導致她投海自盡。在她被救之后，不但將她重新掠過家去，而且迫害救阿菊的阿福兄弟。洪深《五奎橋》中，通過是否拆除五奎橋放抽水船抗旱賑災，周鄉紳與農民展開了斗爭。在這部劇作中，周鄉紳曾做過七任知縣，子侄都是官，他是個“奸刁”的“笑面虎”，而且他的“手腕”“機智”，都“已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這個周鄉紳是個不顧農民死活的極端自私的惡人。還有《子夜》里的劣紳曾滄海，殺人放火，其惡無比。他雖被農民暴動攆走了，但還是面目猙獰。當然，吳組緗的小說《一千八百擔》中的鄉紳宋柏堂在荒年榨取佃戶一千八百擔糧食的惡行。無惡不作的劣紳形象，在抗戰時期國統區的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再次得到了另一方面的展示。地方鄉紳邢幺吵吵，為了逃避兵役，上下交結，最后竟然以縣長的不配打國仗而開革回家。地方鄉紳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完全喪失了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小說以邢幺吵吵對于治保主任方治國的辱罵和毆打展開，充分顯示了地方鄉紳的放肆和惡劣的品性。

延安時期文學想象中的地方鄉紳又與罪惡的封建地主的身份疊合。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就是個地方鄉紳。黃世仁和他的媽以及狗腿子穆仁志，利用驢打滾的高利貸任意盤剝無知無識的善良鄰里，強奸凌辱被他搶來的佃戶的女兒喜兒，導致她不得不逃入深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其言其行，罪惡昭彰。趙樹理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中的李如珍利用自己的族長身份霸占鄉村政權，肆意欺凌外姓村民，天良喪盡，最后導致鐵鎖家破人亡。也最終導致他自己被憤怒的村民撕得四分五裂。《李有才板話》中的閻恒元，耍弄陰謀攆走敢說真話的李有才。《小二黑結婚》中的金旺和興旺以及他們的父輩，充當鬼子和八路軍之間的陰陽人，欺男霸女，貪占公款，乃至最后成為鄉村大害，最后被新政權判了十五年刑。梁斌的《紅旗譜》中的馮蘭池，也是從霸占土地開始的，他甚至縱容兒子和追隨者承包割頭稅，魚肉鄉民。丁玲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錢文貴雖然是個內斂的地主士紳，并且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送去當兵，但是，他還是難逃被籍沒家產，變成惡霸地主一的厄運；非常相似的還有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中的韓老六，不但被定為地主被打倒，而且還被塑造成土匪一樣的人物，最后死于非命。馮德英的《苦菜花》中的王唯一和他的堂弟王柬之雖然讀書識禮，卻不但縱容子弟強奸民女，還放火燒殺馮善義；并且勾結偽軍，充當鄉長或間諜。在沙汀的小說《在其香居茶館里》中的冷熱不吃的地方鄉紳邢幺吵吵，不但不出壯丁，還欺負村里的村長。1949年后的文藝作品中，諸如《洪湖赤衛隊》《紅色娘子軍》等劇作影片中，甚至出現了頂峰級的劣紳形象，——彭霸天、南霸天等。這些劣紳，一般都與國民黨政權相互勾結，仇視紅色革命。而《沙家浜》中的參謀長刁德一，看上去是個軍人，其實也是個鄉村劣紳的后代；他陰險狡詐，完全沒有鄉土紳士的文明與涵養；他們不但壓迫勞動人民，而且充當漢奸和國民黨鎮壓革命的走卒。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胡漢三，在自己的土地和財產被農民分了以后，對革命進行瘋狂的報復，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組織國民黨還鄉團，叫囂“拿了我的給我送回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在趙樹理、沙汀、趙樹理、梁斌等人的小說中，這些鄉紳們雖然都是世代大戶，但是已經完全沒有了詩教傳家的溫文爾雅；他們有的只是他們對于鄉民的陰險的欺詐，算計和迫害。他們無一例外地勾結官府，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他們暴戾，張揚，甚至囂張得肆無忌憚。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具有鄉紳身份與鄉土政權的二重性。他們不但掌握著鄉土的道德準則，也掌管著諸如民團、家丁等鄉土的武裝組織，為反動政權維持鄉土的治安維護著鄉土的穩定。他們上下交結，織成了一張無形的大網，讓那些受到欺壓的鄉民，有冤無處申，有苦無處訴。他們幾乎必然地與試圖打破這種穩定的共產黨革命為敵，成為一種維護自身既得利益，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力量。鄉土劣紳已然成為中國鄉土社會這張蜘蛛網的毒蜘蛛，成為鄉土中國黑暗社會的淵藪。在左翼革命文學的這一個個故事里，中國傳統的鄉紳群體，其道德形象，完全翻轉了，他們在精神上完全墮落了。他們早已失去了鄉村族長的對鄉民的維護作用，失去了在鄉村社會中的威望，甚至成為了鄉村的一大害。他們的行為，已經造就了鄉村仇恨的集聚。鄉紳的墮落，導致它從鄉村社會穩定的維護者變成了血腥鼓蕩的策源地。為仇恨所籠罩的社會，仇殺似乎成為了最好的宣泄。

劣紳們被最后殺死或懲罰，是革命文學敘述常見的結局。《原野》中的鄉紳焦閻王雖然死了，但是他的兒子和孫子卻被仇家仇虎逃回一個個用殘忍的方式殺死。《閃閃的紅星》中的胡漢三，殺人放火，瘋狂地向分了他家土地的村民復仇，最后被柳溪鎮的仇家潘冬子手刃掉了。當然，崔二爺（《王貴與香香》）、黃世仁則是逃跑了。阮章競的《赤葉河》地主呂承書，剝削敲詐農戶，調戲王禾的妻子燕燕，導致她投河自盡。他最后被返回的王禾斗倒。李家莊（《李家莊的變遷》）在犧盟會到來后，很快就斗垮了李如珍家族，并且把他活撕了；三里灣（《三里灣》）那個曾祖為舉人的旗桿院主人劉老五因為當了漢奸維持會長，后來被槍斃了；南霸天、彭霸天，也在紅軍的一次次打擊下，在鄉民們的燃燒的怒火中，有的則死于非命，有的逃亡天涯海角。

革命文學中的鄉紳形象，多少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學中的衙內和鄉土惡棍的形象。這些地方鄉紳，似乎變得比魯迅筆下的鄉紳更加的兇狠了，而且散發著被逼到墻角后的負隅頑抗的邪惡。有的人認為，鄉紳的劣紳化書寫是中國左翼文學的發明，顯然不是這樣。左翼文學只不過將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劣紳形象（如《王老虎搶親》）進行了階級化的處理，并進行了更為集中和普遍的書寫；也只不過是將五四的劣紳形象進行了更為極端的書寫而已。它采用一種完全符號化的書寫，把鄉紳完全定位在了負面的典型上了。左翼文學的鄉紳的惡劣化書寫，一方面是階級話語的必然邏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鄉土中國平抑豪強扶持民權的現代性訴求。同時，也可能屬于激烈的政治對抗之下，鄉紳對于紅色政治的自然應對的真實反映。鄉紳是一種既定的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而革命則在于打破這種穩定，以建構新的秩序。于是，革命與鄉紳必然發生激烈的碰撞。站在革命對立面的鄉紳，就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五

當然，要說那個時代里中國整個的鄉紳階層都墜落了，可能言過其實；但是，在中國現代鄉村想象中，鄉紳階層確實都墮落了。現代鄉土敘事，幾乎沒有給鄉紳們說好話的。在鄉土想象中，鄉紳階層集體呈現出的是“惡棍”的形象。

當然，將鄉紳階層理想化的文學書寫還是有的。張恨水小說《金粉世家》中的民國總理金銓雖然貴為民國總理，是一個新式官僚，但是他的做派和風度，還是一個鄉紳的樣子。這是一個正面的鄉紳的形象。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就非常細致了書寫了熊希齡及其家族的種種美好品格：他們知書達理，慈悲善良，捐資辦學，照拂同族弱小。沈從文《邊城》中的桔子園主人和商會會長滕長順也可以算作一個鄉紳。他憑借著半生的辛勤勞作，“一面由于氣運，一面由于才能”，且“為人義道公正”，成為一個受人敬重和信服的老板。村子里碰到什么公共事業，常常被推為領袖，全權代為解決。但是，他卻不得不應付保安隊長的恐嚇和勒索，甚至自己疼愛的小女夭夭都有被看上搶走的危險。經常受到官員的斥罵，不得不拿錢買平安。沈從文筆下的鄉紳完全沒有了趙樹理筆下鄉紳的橫行霸道，也是處于受盡壓抑和作弄的階層。當然還有老舍的《正紅旗下》中的“二哥”不管他是否是個熟透了的滿族人或者“半個，甚至三分之一的旗人”，他無疑是個極度理想化的鄉紳形象。他可能沒有大家族的氣勢，但是，卻有著知書達理的優雅的風度，和嫻熟處理家族事務的能力。從這些作家的身份來看，他們大多都是自由主義作家。而且，他們的書寫多涉及紀實性的現實人物，與一般的純粹的文學想象又有不同。

孔飛力（Philip kuhn）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中認為，盡管帝國行政機構在分崩瓦解，但舊秩序的重要基礎——地方紳士的權威并未動搖。通過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紳士形象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紳士的權威可能確實如其所言。但是，我認為，地方紳士權威的建立，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于道德的合法性。在文學的想象中，地方紳士的權威猶存，但道德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紳士權威的建立，一方面是暴力的征服，另一方面是倫理的信任。現代文學想象中，地方紳士的暴力威權依然存在，而倫理的信任已經喪失。所以，它在文學的想象才淪落為被譏諷的對象和遭受革命打擊的對象。而正是他們的道德形象的瓦解，才為現代時期的鄉民，提供了向他們開戰的子彈和道德自信。同時，由于鄉紳對于傳統社會的依賴，以及傳統道德、文化和社會的維護者的角色，所以，在近現代風起云涌的文化革命、道德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浪潮中，他們不可避免地扮演著“反動”的角色，并被有著現代革命的“海燕”之稱的文學，作為可恥可笑的對象嘲笑和書寫。

不過，我是一個“個體主義者”，即不喜歡用個體覆蓋整體。在現代時期的社會生活中，有的紳士可能真的墮落了，但是，也有的紳士依然維系著他在地方的權威，維系著他們溫文爾雅的體面。從道德上來說，他可能也還不壞，甚至還很好。沈從文筆下的熊式輝就是這樣的人。由此說來，文學混淆了歷史，也污名了紳士階層。但是，整個現代文學對鄉紳的負面表現，反映了整個知識階層對于鄉紳的一般看法和道德行為的基本估價。這也是我們在考察文學想象中的鄉紳形象不能不注意的問題。

當然，在九十年代文學中，優雅的鄉紳形象再次回歸，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軒，《大宅門》中的白景琦，以及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中的雪大爺和杭大爺，郭明輝的小說《西門行》中的六個帶有知識分子特征的陳依玄等地方鄉紳，他們作為鄉紳在地方治理和鄉土道德的維護上，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他們的人格也都獲得了敘述的褒揚。但他們都毫無例外地活在歷史的背景中，而不是現實生活里。

在新世紀的歷史想象中，有一股子回歸傳統的潮流，有著一股子重建鄉土社會的強烈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