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J.M.庫切

《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

庫切新作《耶穌的校園時光》

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致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本雅明評保羅·科利畫作《新天使》

現代社會里，有公信力的文學獎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學批評，是文學作品經典化的重要依據，也是文化消費市場中體制化的能動者。批評者從孤獨的個體走向群體，評獎過程與頒獎儀式愈來愈從狹隘的文學圈子里“溢出”，變成公眾話題。就文學社會學而言，文學獎提供了一個“權威闡釋”的集體展示、一種主導性藝術意識形態對于“標準共識”的召喚與歸納，以及一個“新經典”作家/作品定性和時代文化資本等級的認證。憑借長篇小說這一文體，1983年、1999年，南非作家庫切兩獲英國布克文學獎。借用世界文學為背書的亞非文學這一文學史范疇，在此或可以談談文學獎視界里的庫切。

布克獎：“全球化”如何置換“帝國”？

布克獎于1969年橫空出世。它起始的評獎準則是：“設置標準，傳播小說，擴大讀者群，增加銷量，使小說這一形式受到重視，并使作家受益”。布克獎由出版商和倫敦文化圈共同操作，其管理委員會和評委是兩套相對獨立的運行系統，管理委員會由贊助商和出版商主導，評委則主要是來自倫敦的文化精英。他們試圖打破戰后封閉、保守、自娛自樂，且受到美國文學嚴重威脅的本國嚴肅小說寫作局面。

當時，作為19世紀日不落帝國遺產的一部分，英語文學仍然具有一種全球文學的潛力。布克獎管理委員會敏銳地抓住了此點，他們提出一個基本信條：英語文學的生產和消費皆為全球性的。這讓它很快走出國境，在英聯邦文學——這一在上世紀90年代被后殖民文學所正式取代的范疇內，尋找位于業已崩塌的帝國曾經的邊疆地帶的文學表達。經過近40年的發展，其評審原則最終精簡為：選擇本年度在英國出版的“最好看的英語長篇小說”，并在2014年吸納被長期排斥在外的美國作家，于2016年將其頒給非裔美國諷刺作家保羅·比蒂。

作為一個公認的英語長篇小說的權威獎項，布克獎的成功在于它實現了國家文化身份建構、強勢語言擴張和文化消費市場力量的有機結合。它重視作品在風格、題材、主題上的陌生感以及敘事上的創造性，擅長于制造閱讀熱點，炒作各種話題、論辯、懸念，趨向于制造文學明星和挖掘無名作家，在相當多的年份都成了提攜新人的舞臺。1983年，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庫切能憑借《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戰勝當時如日中天的薩爾曼·拉什迪的《恥辱》，很難說與布克獎的“新人”傾向性無關。布克獎還和以BBC為代表的大眾傳媒有著密切的合作，頒獎典禮模仿奧斯卡，入圍名單和最終獲獎作品往往是圈內人、出版商和普通讀者相“協商”的結果。同時，它還是影視劇改編和外文翻譯的“孵化器”，獲獎作品一般會銷量激增，且可獲得多個語種的翻譯出版合同。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已有五分之一強的布克獎小說被改編成影視劇，其中不乏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英國病人》《奧斯卡與露辛達》這樣的成功之作。

布克獎的評委需要大量閱讀那些由出版社推薦的，甚至是從未耳聞的作家作品。在客觀上沒有市場銷量和批評家意見作為參照的狀態中，評委們的趣味、發現經典的能力以及小說的探索性和形式創新成為了重要指標。它更多依賴于對普通讀者閱讀期待的預判。那么，相對“曲高和寡”，同樣“值得尊敬、道德上直言不諱、政治上發表異見”的《彼得堡的大師》《耶穌的童年》無法獲獎，由西方提供話語，由本土提供餌料，立足探尋南非經驗、講述南非故事、揭露南非現實黑暗面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恥》能順利獲獎，自然在情理之中。2016年的布克獎評委們為了追新，甚至制造了將庫切尚未正式出版的《耶穌的校園時光》列入長名單的“烏龍”。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南非作家的寫作都被認為是采用“反抗的形式”的現實主義譴責文學，具有“明顯的即時性的政治后果”。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在一個大部分為文盲的國度里，庫切作品最好的讀者是負責“出版控制”的審查員和少量知識分子。而在“嚴肅小說根本沒有市場”的南非，庫切早期的實驗性創作因其知音寥寥實際上是無需大改就直接上市的。就在攻打南非（甚或可以說整個非洲）的現實主義堡壘失敗之后，在布克獎的燭照下，庫切卻在另外一個二戰后的現實主義堡壘——英國——獲得了成功。他遭遇的是帕慕克在《你為誰而寫》里界定的——追求異國情調的一類讀者：“他們渴望打開一本書，進入一個與世隔絕的異國他鄉，他們渴望觀察這個國家的內部紛爭。”魯迅早就觀察到這類現象：“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外國所注意。”經由布克獎的大力推薦，讀者將庫切早期那些充斥著敘事詭辯術、冷峻身體暴力書寫、尖銳知識分子批判的小說，視作緩解南非種族和政治緊張的一面破碎的鏡子，盡管他們只能通過拼貼碎片打造映象。同時，一些文學理論家倒果為因的學術研究，也助推了這種想象。他們將庫切的小說定位為自邊緣回望中心，提出質詢，擁抱顛覆，契合歐美英語閱讀市場預期的逆寫“帝國”的“對抗性”寫作；某種建立在西方讀者刻板印象基礎上的，對于混亂、黑暗、充滿創傷記憶的“前殖民地”境況的文學想象。庫切的作品被解讀成刻意追求后殖民批判效果的文本，而評論者沒有充分意識到，正是庫切的早期創作參與了這一研究范式背后概念、觀念和解釋體系的初始建構。最是強調意義及價值的不確定性的庫切被認為需要對南非的政治狀況負倫理責任。致力于解構歷史敘述本身可靠性的庫切的文本，甚至進入了旅游手冊，最終成了英語世界了解南非的一個窗口，庫切成了“米老鼠”般的后殖民主義作家。這和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紅高粱》時，特意加入一個明顯誤讀，帶有宏大敘事色彩的副標題“一部關于中國的小說”，一樣的荒誕，一樣的刻奇（kitsch），一樣的迎合市場。

“在世界的碎片和歷史的廢墟上思考”：

經驗及其講述方式

庫切是典型的學院作家，走的是二戰后美國作家所常見選擇的道路：進入大學教書，既是小說作者也是精英讀者，有時還會兼職文學史家和文學評論家。某些時刻，他的批評文章遠比小說更顯坦率，更有耐心，更為精彩。他的學術文字和小說家言構成了一種緊密的互文關系。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本雅明、貝克特、布羅茨基等人的閱讀體悟，會直接體現在他的虛構作品之中。在亞非文學的視野里，他的作品大多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上，越過“第二世界”，直接從“第一世界”尋找資源的結果。庫切自由出入于歐美前輩大師搭建的世界之中，少見哈羅德·布魯姆定義的“影響的焦慮”之流。他重寫、改寫、反寫、擬寫《韃靼人沙漠》《群魔》《魯濱遜漂流記》《神曲》《七武士》等經典之作，在解構/重構經典之作之余，施展他所意識到的“歷史的狡黠手段”。

在庫切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建立在審慎的懷疑論基礎上的知性的誠實。在他的筆下，即便是充滿撫慰意味的烏托邦，也不過是歷史亂流中那些隱秘的、碎片狀、充滿創傷記憶的邊緣之地，制度野蠻性、語言多意性和能指多可能性的另類表達，直指哈耶克所言“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作為一個出生在南非的阿非利勘人（南非和納米比亞的白人種族集團之一）、用英語寫作的前殖民地作家，復雜的文化認同和流離失所的位移姿態，使得寫作對他而言就是與一個分裂的、論辯性的自我戰斗的過程。竹內好在討論魯迅時，用一種啟示錄式的語言，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這種“兩間余一卒”立場的內在痛苦，“與自身中產生的‘阿Q’”的永恒戰斗：“他是論爭者。他通過論爭，與在他之外、被他自己外化的東西進行論辯。這種論辯的場合也就是他表現自己的場合”；“他不斷地從生成自己的基礎上涌現出來，而涌現出來的他常常就是他本身。”通過一種將包括自我在內的整個世界對象化的方式，庫切對于“離散”狀態既有一種切身的創傷感受，又對其有一種拉開距離的“隱喻式”的把握，虛無但不鄉愿，后撤卻從來不曾妥協。庫切的小說在后現代主義面上追尋自由實則保守退縮的文化政治狀態，與反殖民、反暴力、批判強權的激進立場之間，建構了一種奇妙的共生關系。二者相互沖突，不斷交鋒，同時又互為背書，互相寄生。

庫切堅持探索和實驗，很少自我重復，不斷尋找敘事的可能與邊界。他的每一部作品均有新的嘗試，但又并非那種盲目的創新，只是在文本內部尋找與表達內容相配合的格式與語調。他的新著《耶穌的校園時光》“退縮到一個虛幻的世界里，他覺得只有在那兒他才能把握自己”，于平地起高樓，沒有時代，沒有實地，人物的記憶被刪除，身份被篡改，用隱忍不發的、消除了一切華麗修飾和南非印記的語言，講述一個一切激情均被壓抑的反烏托邦故事，讀來宛如進入了一個冰冷的、“無歷史的”、叔本華所不懈探索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于沉郁頓挫的整體文風之外，庫切總要寫出隔絕在歷史的幽暗之處、雖微弱但仍對整個世界釋放善意的一抹亮色。嚴肅陰郁的寫作中，偶有靈光一閃的詩意抒情。畢竟，在無信仰者的人群中，詩歌可以取代信仰。這些“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魯迅語），使得他的作品沒有滑向“存在即合理”的虛無泥淖，總有內容指向情感升華。《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生機勃勃、雜色錯綜的結尾，將無比壯闊的非洲大地演化成了人的憂患、窘迫、壓抑得以凈化的福地，遠遁宇宙洪荒未起之時，不再“糾結”，且聽天籟，充滿了“天道渺遠、人如朝露”的清新氣息。

“講故事的人”：來自嚴肅作家的邀約

庫切寫的并非都是單純反映“只閱讀經典的那部分精英讀者的興趣和態度” （卡維爾蒂）的作品。為了照顧那些有想象力的懶散讀者，他傾向于采用一種讓簡單的回歸簡單、讓復雜的仍舊復雜的寫作策略，作品寫作與普通讀者的閱讀趣味之間保持著一種頗具匠心的彈性關系，既適合做深層閱讀，也適合做表層閱讀。在一切都變得混亂不堪的年代里，當嚴肅文學無法承擔情節和意義完整性的重負時，庫切“禮失求諸野”，孜孜于充滿戲劇化的類型小說的情節設置。庫切熱衷于寫暴力罪案過程及其審判。這也是為何有著貝克特隨想曲風格的日記體小說《內陸深處》能被改編成電影《塵土》，以及充斥玄思冥想的《等待野蠻人》能被改編成歌劇商演的原因。

庫切是英語散文大師。他文本中讓人沉溺其中的、富有穿透力的語言，驗證了蘇珊·桑塔格的經典判斷：“自福樓拜以來，散文總是在追求某種詩歌的密度、速度和詞匯上的不可替代性。”他的文字有一種強烈的密度感，語言犀利準確，少見華詞麗語，卻有一種精雕細刻的美感。閑言碎語間充滿思辨意味，很多段落甚至讓人覺得講述者寫作的惟一目的就在于這種密度感，讀來如臨弱水，一切漂浮其上的終將沉淪。在描寫一個戲劇性場景里人的心理流動的“節奏與句法”上，庫切已臻化境。

盡管其作品整體上堪稱“燒腦”，但庫切幾乎很少在傳統小說所重視的故事張力、情節懸念與人物行跡上“動刀”。他的小說大多是“羊皮紙”寫作，內部存在一個雙重敘事運動。撇除摻雜其中的精深細微的哲學思考、倫理學闡釋與政治學寓言等等模棱兩可、“用隱形墨水寫就的文字”，寫給理想讀者（或者說作者的讀者）的內容，故事一樣是可復述的，深具閱讀興味。同時，庫切的數學、計算機、語言學以及荷蘭語、德語的背景，也讓他對于形式有著迥乎尋常的討論和探索興趣。庫切“對敘述者及人物話語的巧妙安排，對作品形式素樸卻別具匠心的把握”（段楓）使得其言辭雋永、簡潔準確的作品成為可以多次重讀、每次均有新發現的閱讀盛宴。寫作時，他并非一言而決的獨裁者，相當多情況下，甚至會被“暴亂”的人物和情節逼到墻角，不知所措。庫切還異常關注大歷史籠罩下身處邊緣地帶的異己者、卑微者、無權者的內心世界，特別是那些人群中的孤獨者，擁有無望的人生、堅韌的內心，與所謂文明反向而行的“畸零人”。由此，他的作品出現了不少經驗作者不能讓其發聲的神秘“失語癥”患者（星期五），或者是擁抱執念、不想說話、不愿進食的人物（邁克爾·K）。

布克獎是在英國國家轉型或者說價值觀急劇變動時刻出現的文學獎，它難免被賦予了參與重塑國家文化意識形態的重任。在這一背景下，庫切的獲獎（以及無法獲獎）在文學史和文化研究的視野里都意味深長。庫切兩度獲獎，不僅是對其作品藝術價值的肯定，還帶上了打造全球英語文學版圖的歷史動機，通過一種“在經濟學上，把敵人轉換成競爭對手；在知識論上，把敵人轉換成爭論對手”（施密特語）的方式，布克獎與庫切之間成功實現了“雙贏”。昨日“拒絕闡釋”的激進探索，變成了今日拓展英語“世界文學”寫作版圖的文學常識。在庫切充滿寓言氣息的長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發見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良知和身份焦慮。在所謂后殖民主義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幻覺中被消解成為跨國資本主義文化消費的對象，“流民”、“放逐”和“邊緣性”因之不再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年代里，庫切艱難的形式探索和真誠的寫作實踐，更顯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