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蘆葦蕩交響圖（局部） 徐剛作

茶樹

北京亮馬河畔 饒翔攝

甘薯花 資料圖片

當我們忽視草地的時候，也同樣忽略了一種悲哀及一種希望。在天然林被破壞以后的草山草坡上的草，是這一塊土地植被被演替中最后的綠色，此非悲哀乎？在石漠化土地上的人工改良草地，那青青牧草卻是生態修復的先行者，此即希望也。在未來歲月里，壓垮人類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類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野草是仙草

為什么我們的先人逐水草而行、而居？因為大地到處都是草，無草不成林。林地外緣也是草，東部何以有稻？西部何以有黍？因為各色野草最多——為生命之延續，為求一飽也。因此故，先人留給我們的基因，使后來人對三種物質最有親近感：土、水與草。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崇明島上除了農田里的莊稼，溝河邊的蘆葦，田邊地頭里到處都是野菜，薺菜、馬蘭頭等可食用的草不下數十種，還有可以入藥的車前子等，更多的是開花不開花的無名小草：纏結于田埂路使其穩固的是馬斑草，開著各色小花的是花被單草，如小太陽一般金光閃閃的是野菊花草，專門用來斗蟋蟀的是蟋蟀草，太多的蒲公英隨風飄散……回想起來，認識這片土地是從草開始的，而江邊蘆葦蕩里叢生的絲草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堅果，半粒米大小，饑餓的歲月里曾經以之果腹。后來知道原始人逐水草而居時，有頓悟之感。

人之初，有水可喝，無飯可吃。人類經過了吃草、吃草實的漫長歲月，后來才有能力捕殺野獸，吃肉。今天我們吃蔬菜，其實是吃草的延續。野草是我們的衣食之源。人類一部分人的忘恩負義，疏離自然，始于疏離水草。

我們不知道拔去了多少野草，以至于漢語——我一向認為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文字——出現了極為殘忍的一個成語，“斬草除根”。現代化的推土機，在今天更是勢不可擋地在鏟除一切野草，代之以水泥樓房、水泥地，這個世界便衛生便干凈了嗎？活在當下的每一個人，都曾目睹并感受了消滅野草的過程，以發展的名義。

20世紀80年代初，我住北京團結湖小區，一箭之遙便是農村、農田、莊稼與野草。每到夜晚，無數的青蛙齊鳴合唱，此起彼落，雖然喧鬧卻不會擾亂人心，多了一種野趣，添了一點鄉愁。半年后，代之以蛙聲的是混凝土攪拌機，建筑工地的日夜趕工，然后是新樓連片，莊稼、野草、蛙聲一起飄逝。不到十年，北京三環以外的農村幾乎全部消失，沒有耕地，沒有野草，只有層壘疊加的水泥樓板大行其道。

就這樣，我們的城市變得不再溫柔。

2000年，因不堪忍受造樓、裝修，可以讓人發瘋的喧囂、燈光與氣味，舉家遷往通縣張家灣，路邊有麥田，池塘有蛙聲，小院里開著太陽花——俗稱“死不了”——日出花開，日落花閉，自以為找到了一個好去處。待住下才知道，我住的小樓基地原是生產隊的打谷場，整個小區所占用的全部是農田，當地農民告訴我這是“黑油油的耕地”。難怪水泥房基，路面的邊邊角角，會長出各種野草甚至麥苗秧，無助而孤苦地望著路人，好像在問：“千百年在一塊地上廝守，情何以堪？”有專司拔草的清潔工，草長出來便拔，拔出來又長，小草希圖展示自己的生命力的頑強，令我唏噓不解：野草何害，人類必欲除之而后快？

2005年，我又遷往廣安門外新居，緊鄰住處有一塊荒地，雜草叢生。雜草成塊狀，茁壯旺盛，夏秋之際開著紅色和金色的小花。有幾只流浪狗來回奔走，有時還追逐流浪貓，荒地中有兩棵樹，流浪貓情急之下便上樹，流浪狗在樹下大吠，繼而退隱于野草叢中，伏莽而待。荒地緊靠二環的邊沿，還有兩間已拆毀的舊平房，住著一家拾荒者，夫妻倆帶一個小女兒。女孩出來打水時，流浪狗緊跟其后，女孩便喂狗，似乎是窩窩頭之類。戲耍片刻，女孩回去時流浪狗一路相送。偶爾，在秋日的陽光下，這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會摘一朵野花捧在手里凝視片刻……這是我從住處的窗口所見的場景。

是冬大雪奇冷，融冰化雪時，那些野草開始返青，到夏天便茂盛，便開花，如是往復5年多，挖土機開始挖土，混凝土攪拌機晝夜轟鳴。挖出的土堆成了大土丘，以絲網覆蓋著。一場春雨過后，從絲網的千孔百眼里，忽然又有青青野草探出頭來，茫然地望著這一處聳立起吊車、腳手架的工地……

凡草木皆有根，人類無法阻擋推土機、挖掘機，它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斬滅野草，卻無法根除，因為它們蟄伏于地下。倘若都市林立的水泥樓群使它們窒息、枯死于地下，那么對這個世界而言絕不是好消息：大地穩固者不再穩固大地了。

使這個地球變得有生機的首先是海洋，是水和草木。當地球成為草木世界之后，才有姍姍來遲的人類始祖。與其說人類當時離不開森林，更確切的意義上不如說更親近荒草。荒野荒草，連接起森林、河流，在人類發展史上如里程碑一樣，記錄著人類先人的生命故事：荒野是人類最初的原始家園；荒草提供了最早的食物；荒草中盛放的各色花朵，荒草的自生自滅、自滅自生，使原始人有了最初的驚訝，促進了自然崇拜的發生；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漫長歲月里，荒草叢又是當時人類共有共享的愛巢；以荒草為生，想來也發生過悲劇，有的草吃了人便死了，草的能吃不能吃，使原始人有了對草的分辨和思考，進而發現有的草能止血，有的草能止癢，則是草可治病之始。而流傳至今的仙草一說，除了草能給人以溫暖，大約便是草可以治病了。

“仙草”一詞，是人類對草的最恰當的贊美。去昆侖山盜“仙草”是故事。在更加廣泛的民間傳說中，稻草是“仙草”，由此推溯，“仙草”應是泛指可食可醫的所有野草，沒有“仙草”，人類不可能延續至今，也就是說，人類有誕生，但不可延續。

煙草傳奇

在野草所屬的植物世界中，至少有五種植物影響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從而改變了世界。它們是：煙草、茶葉、甘蔗、土豆、白薯。它們在原生地往往是默默無聞的，越洋貿易的船只和水手是傳播者，廣及世界，或多或少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并且使遠隔重洋不同種族人群的生活習慣，產生了趨同性。

哥倫布的船隊，是煙草最早的傳播者。

煙草源出美洲，哥倫布率船隊到訪，當地土著以禮物相送，其中之一，哥倫布航海日志有記，“發出獨特芬芳氣味的黃色干葉”，即煙草。再到古巴，當地土著把煙葉卷成筒狀抽吸，青煙繚繞于口鼻，悠然返航先至西班牙，西班牙人跟著抽吸；再到葡萄牙，葡萄牙人也紛紛上癮，煙草隨之落地。1580年之后，煙草的傳播速度更加提速，傳播范圍日益擴大，大致途徑是：經葡萄牙進土耳其，煙霧又繚繞至伊朗、印度、日本。從煙草的廣泛傳播中看到商機的是西班牙人，他們把煙草水運到菲律賓，開始規模種植，賺得不少銀子。接下來就要到中國，17世紀初葉前后，福建的船工與商人在與菲律賓生意往來時，不經意地把煙草帶到中國。只要氣候適合，煙草不難栽培。很快，先是在沿海省份，進而煙霧彌漫遍及中國。

煙草在16世紀的歐洲還曾享受過“神藥”的待遇。除了抽吸煙卷、煙斗之外，歐洲醫生還用它來治病，從牙痛、口臭到腸道寄生蟲、破傷風乃至癌癥，皆以煙草醫治。實際治療效果沒有明確記載可證，倒可以想見當時歐洲醫療水平之低劣。

從哥倫布水手發現并吸食煙草，到傳遍世界，所用的時間不到130年。今天幾乎所有國家都處在吸煙有害與煙草制造業巨額利潤的夾縫中。筆者也是煙民，這一如風如潮的煙草傳播卻使我想起，所有風靡一時的時髦與時尚，大約都帶點毒。

“中國樹葉”

在煙草傳到中國之前，歐洲人抽煙，中國人喝茶，兩相比較，不僅有習俗不同，文明高下程度也可立判。茶的溫醇芳香，滲透在我們的民族性中，是為中庸、中和、溫良恭儉讓，與“斬草除根”相反，生出了一個絕美的詞語——“齒舌留香”。

與人類文明史密切相關的，就動物與植物而言，動物提供了肉食，此植物所不及，但在更多的層面上，植物遠勝于動物。原始人除了采集果實之外吃菜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所謂菜，就是野草和樹葉。距今約8000年前，新石器時代又添一個偉大的創造：各種陶器的出現，其中的食用器用來煮飯煮菜煮湯。在中國的北方如大地灣，在中國的南方如河姆渡，先民們偶然地用幾種他們吃過的草或者樹葉，投之于陶罐，這是第一罐湯，也是人類歷史的第一罐茶。在幾千年前便有稻飯衣麻的太湖流域，極有可能這第一罐茶和第一罐湯難分先后。后來的飲茶史卻是明了的，把茶湯從別的所有的湯飲中區分剝離出來，但好茶者仍視之為湯，湯色也。

中國人最早享用茶葉，并在千百年飲茶的實踐中，知曉了茶樹栽培、茶葉加工、茶葉分類，以何種水達到何種溫度泡何種茶為最宜等等。西方人第一次喝中國茶并為之傾倒后，給中國的茶葉取了個在16、17、18世紀西方人熟知的流行詞：中國樹葉。這一稱謂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說明，中國茶樹之眾，享用茶葉的人群之廣。從皇帝到山野草民，皇帝喝貢茶，山民飲土茶，土茶的味道甚至遠勝貢茶。從都市到小鎮，有了茶鋪、茶館，茶葉已和經濟民生相連接。中國的文人雅士情有獨鐘于茶，則有了文化意味。

中國人飲茶、品茶、論茶，并為琴棋書畫助興，以一管羊毫作書畫寫出滿紙煙云時，歐洲人還在茹毛飲血。

因為絲綢之路，與絲綢傳到西方差不多時間的大約公元紀年開始之后800多年，阿拉伯商人用駱駝把茶葉——他們認為的東方神奇之一——運達西方。最早享用中國茶并在上流社會炫耀的是威尼斯商人，直到16世紀中葉，中國茶才傳到歐洲。威尼斯商人頗得物以稀為貴的真傳，始入歐洲的茶葉價格昂貴，唯貴族才可享用。那個時候普遍歐洲民眾的夢想之一，就是有一日可得中國茶而飲之，其獨特的芬芳與味道，何能得而品之？

17世紀開始，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特許經營權后，中國茶葉一則大行其道，一則漸漸“變味”。東印度公司每年以低價從中國進口4000噸茶葉，再以高批發價出手至歐洲各地。大發茶葉財的是東印度公司，而英國購買中國茶的銀子日趨緊缺。賺足了中國人的錢而又喪盡天良的東印度公司，竟向中國輸入鴉片回籠白銀，中國人以茶葉使英國人得到愉悅，至今下午4點喝下午茶仍是英國中產家庭的生活習慣。而英國人回報中國的是鴉片，是鐵殼船和洋槍洋炮——鴉片戰爭爆發。鴉片使中國人成為病夫，接下來的中華民族被奴役被瓜分的屈辱史，鴉片之危害當為外因之首。有不少論史者認為，鴉片戰爭源于中國茶葉，然而，英國人侵略的本質又怎能輕松地忽略？

甘蔗及土豆

歐洲人好喝紅茶，放糖，以小點心佐飲。喝茶所連帶的是對糖的需求。蔗糖從甘蔗中提取，最早種植甘蔗并品味糖的是亞洲人，其時歐洲所得的甜味，是蜂蜜，歐洲無糖。11世紀，十字軍騎士幸運而雀躍地在敘利亞嘗到了糖的甜味。隨著海上新航路的開辟，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國開始種植甘蔗，甘蔗種植園如風起云涌般出現，糖產量急劇升高，價格大幅降低。歐洲享用糖之甜蜜的不僅是皇室、貴族、大商人，普通的市民百姓也開始吃糖，歐洲似乎成了“甜蜜的歐洲”。

“甜蜜的歐洲”，說明了糖對飲食習慣的世界性的改變。糖的誘惑就是甜的誘惑，在我兒時，能吃上一塊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那是一種奢望。可見此種誘惑所持續的時間之長。與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因為種植甘蔗需要大量勞動力，便產生了世界人口種族版圖的改變。當歐洲人在加勒比大量種植甘蔗時，便從非洲一個船隊一個船隊地運來黑人，成為奴隸，辛勤勞作。一個我難以考證的話題是，那些被稱為“黑奴”的黑人，在非洲就是奴隸嗎？還是在白人的皮鞭下成為奴隸的？

說不清有多少“黑奴”在漂洋過海的途中便一命嗚呼了。《環球時報》2006年8月29日載劉作奎先生的文章稱：“據統計，16世紀以后的300年間，從非洲販賣到美洲，從事包括種植甘蔗在內的大量種植園勞動的奴隸達1170萬人，最終僅有980萬人活著到達目的地。”劉作奎先生說得好，“糖的甜蜜是與奴隸的血與淚摻在一起的”。筆者再加一句：尤其是自詡為文明富有的西方！

所謂人類文明史，充斥著野蠻、殘暴、血腥的不文明，以及對真相的掩蓋。

相比較而言，能夠使人類解除饑困，平和地傳輸到世界各地的是土豆和甘薯。也許，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人，都要記住一個土豆原產地的地名：南美洲安第斯山區。與北美洲有的國家的霸悍、好窺探相比，南美洲溫和，“有抵御別人暫時成功的能力”（南美洲諺語）。南美洲的地下埋藏有人類初始文明的種子，土豆其一也。土豆的特點是有土便可以種植，不僅產量高而且富含淀粉和別的營養。也是新航路的船長和水手們，把土豆帶到了歐洲，然后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到世界各地。土豆告訴我們，人類——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曾長時間地為饑餓所困，在不缺淡水的前提下，吃飽肚皮是生存的第一要義。土豆養活了更多的人，土豆可以取代面包。我在云南、貴州山區采訪時，一戶一家，一個火炕，墻角只有一堆土豆的山民不在少數。在河西走廊古浪八步沙，我曾3次踏訪6個農民的治沙地，他們留我吃飯，吃香噴噴的羊肉，而農民們吃的是土豆蘸鹽巴。我和農民爭吃土豆，真香！河西走廊的土豆個大，農人告訴我，“沒有土豆早就餓死了”。

奢侈過度的享受是暫時的。奢靡者萬不要以為百姓過著和你們一樣的生活，他們中的邊緣山區貧困者，仍住土坯房，老人和孩子都在吃土豆，大米白面仍是奢望。愿記得李商隱的詩句：“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地瓜苦旅

甘薯多別名，山東叫地瓜，北京叫白薯，河南叫紅薯，江蘇叫山芋，河北、四川稱為紅苕。甘薯一物，歐洲有植物考古學家認為，印第安人的先民是最早挖掘地下根莖時，發現了甘薯根塊，再通過根系再生繁殖而成為栽培作物。甘薯有驚人的繁殖力、適應性，很快傳播于整個南北美洲。因為甘薯碩大而美味，生熟皆可食，食之者強壯，此印第安文明之所以曾經繁華之一端也。

很少有一種植物如甘薯那樣，吸引著聞名世界的專家學者的眼光，并據此勾勒了古代先人的生存技能及其發明。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說：“由栽培而來的淀粉性植物的獲得，必須看作是人類經驗上最偉大的事跡之一。”摩爾根所說的淀粉性植物是泛指，其中無疑包括了經過原始人選擇之后的產物——甘薯。考古者在秘魯的古墓中發現了距今8000多年的甘薯塊根碳化物。1974年，伊恩《甘薯和大洋洲》中進而記述，古代秘魯的印第安人把甘薯塊根的圖案繪制于陶器、編織在紡織品中；最為壯碩的甘薯在印第安人的宗教儀式上，被供奉為神靈，視同法器。

此一時期，距甘薯進入中國的明代，相隔幾千年，一種有趣的歷史現象出現了，當甘薯即將傳播世界各地時，在它原產地的印第安族群中，它不僅是植物的塊根、可吃的食物，而且歷經歲月的淘洗之后已成為文化，具有神性。它使我想起了距今7000多年的大地灣彩陶所繪制的魚、花草紋、水波紋、葫蘆紋。我們的先民有意無意間記錄了洪荒歲月中人賴以生存的若干圖像，與印第安人把甘薯圖案繪于陶器、編于織物，何其相似。繪圖之始也，愛美之初也。它對今人至少有兩點啟示：其一，文化首先是物質的，是物質與人的想象與勞動的結合；其二，文化必具有真正的創造性、創造力，與人類發展相同步，除去“利用厚生”的生存需要，還有美的需要，即精神文化。

一般認為把甘薯引進中國的，是明代福建長樂人陳振龍，他曾僑居呂宋，即菲律賓。呂宋產甘薯，但其時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嚴禁甘薯外傳。1593年，在前兩次偷運未果后，陳振龍把薯藤系于纜繩，涂上污泥，才過得關卡運抵福建。當年6月，陳振龍之子陳經綸依父命呈《獻番薯帖》于福建巡撫稱：“番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資買種，并得夷島傳授法則，由舟而歸。”當時福建荒年頻發，即令全省“依法栽培，滋息繁衍”。甘薯自此落地福建，其產量之高使沿海飽受風襲水災的福建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災年。福建人稱甘薯有二名，一曰番薯，得自番地故；二曰金薯，記巡撫金學曾試種之功。福建烏石山海濱有“先薯祠”，記陳振龍父子之功德，當地人告訴我，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祭祀甘薯的祠堂。其實，在廣東電白還有“懷蘭祠”，又稱番薯林公廟，是記吳川人林懷蘭從越南引進番薯之功。

甘薯在江南的種植，功推徐光啟。江南水患經年，農人無衣無食，聞知福建、廣州的番薯抗旱抗澇，塊根大，可食，便經由他在福建的學生，在松江三次試種，終獲成功，時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啟贊揚番薯高產味美，濟世備荒，向萬歷皇帝進《番薯疏》。甘薯驚動的另一個皇帝是乾隆，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旨諭全國“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中國當今的甘薯種植面積僅次于水稻、小麥、玉米，居主食之四，為世界甘薯種植面積的60%以上。

甘薯的大行其道，廣為人類所喜好，其實質只是說明了一個真理：食物之于人類的生存發展，永遠位居第一。“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古語不含時代性。

壓垮或拯救人類的一根草

南國多青草，乃為寶中寶。以秦嶺—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東為限而界定的中國南方，氣候溫暖。考察南方的草地資源，以及原生植被，往往會心生困惑：這是繁榮的土地，還是凋敝的土地？南方當初的森林何止是現在我們所見的林區？占南方土地總面積之大部的山陵丘地上，曾經多為森林覆蓋，千百年人類活動，砍樹伐林，林區成為農區，是有南方森林被砍伐之后形成的草山草坡，亦即今日之天然草地資源。

南方的草地確切地說，是原始森林被破壞后的次生植被，它們的演化方向依自然規律，應是次生林。在人口增加、人類生產開發活動強力干擾下，規律也只能變通，南方植被終于未能成為次生林而成為草地。

20世紀80年代農業部的一項調查資料說，南方天然草地的總面積為7958萬頃，另有560萬頃的人工改良草地。在我踏訪過的南方10多個省區中，貴州的天然草地和人工改良草地使人耳目一新。寒冬臘月，中國北方內蒙古草原冰天雪地、牛羊饑寒瑟縮時，貴州威寧灼圃草場上，牧草青青，大群牛羊津津有味地吃草，悠然自得地散步，牧羊人在草叢中閑庭信步。

貴州西南部的晴隆縣，從2001年開始，在石漠化丘地上退耕還草，建立人工改良草地，放牧山羊。中國石漠化土地遍及貴州、云南、廣西等巖溶山區。牧草以其植物世界中離土地最近、對土地最親密、生命力最頑強著稱，從而為人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動物蛋白，保護了土地，提供了中國糧食缺口中主要緊缺的飼料糧。同時，我們在這些中國最貧困的巖溶山區農村，可以見到畜牧業為基礎的草原經濟模式，是循環可持續的。那里的農民還談不上富起來，但不再窮下去。

只要有地，哪怕是石漠化土地，也能生出青草來。我們忽視草地的時候，也同樣忽略了一種悲哀及一種希望。在天然林破壞以后的草山草坡上的草，是這一塊土地植被被演替中最后的綠色，此非悲哀乎？在石漠化土地上的人工改良草地，那青青牧草卻是生態修復的先行者，此即希望也。在未來歲月里，壓垮人類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類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南國草青青，南國花爛漫，那是一些發生于草根、炫目于草根而不與名花游的草花、草根的花。在廣東、海南氣候炎熱的深山野地，我見過狀若牽牛的甘薯花，嬌嫩地美艷著。有植物學家告訴我，野生牽牛很可能是甘薯的野生祖先。我對野生牽牛怎樣牽出甘薯來無從考究，但我驚訝、艷羨、沉醉于野草的神奇美妙，我在大地上行走時會在山野荒草間席地而坐，坐擁青草、撫摸青草就是坐擁自然、撫摸自然。輕輕地撫摸野草時，會生出撫摸孩子的感覺，但我很快聽到了一種天籟之音：“不！是野草在撫摸它的孩子！”

我對漢語中“茶”字釋放的信息反復思考，由此而生出的對造字者的敬重，對漢字之美，常常拍案叫絕。“茶”，草字頭下一個“人”字，人中間為“木”。它既說明了中國古人與茶的悠遠密切的關系，又指向人在何處——人在草木中。一個漢字，茶字，卻包含了人之初，人何以為人的意涵。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人生唯有一世，草木何嘗一秋！

（作者：徐剛，系詩人、散文家，曾獲中國圖書獎、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首屆中國環境文學獎等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