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都市文學日漸興盛，這是一個明擺著的現實。翻開各種文學期刊，書寫都市生活的小說占據了很多的版面。鄉土文學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鎮，所以很多人難以接受都市文學興盛的現實。仍有不少人認為，即使鄉土文學的版圖大面積失守，都市文學的質量也遠遠不如鄉土文學。我以為這樣的觀點是需要商榷的。也許我們的一些批評家已經習慣于站在鄉土的立場臧否文學，故而輕看了都市文學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都市文學不僅改變了已有的文學版圖，而且也在悄悄地改變著文學理念。

都市文學占據優勢，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都市文學是與現代化時代相關聯的。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雙重合力，已經使我們的城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自己真正獨立的都市文學。不必擔心都市文學在興起之初的稚嫩，隨著當今社會現代化的不斷深入，都市文學也會逐漸走向成熟，并且形成自己的傳統。都市精神正在成為當代作家、特別是年輕作家的思想出發點，從而改變了以往小說敘述的基調和敘述立場。更重要的是，作家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和立場也發生了改變。因此對于都市文學來說，最讓我們感到驚喜的是，現代思想的光芒在文本之中越來越耀眼，并帶來文學理念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一是平等意識

都市化也是平等、民主等現代精神的推廣，表現在都市文學中則是對普通人的關注和重視，日常生活敘述成為都市文學的基本表達方式，而普通人也就成為故事的主角。以普通人為主角，不僅是對世俗情感的肯定，而且從普通人身上挖掘出關于人性、人的本質、人的存在價值等方面的價值深度。書寫小人物，揭示大精神，這一趨勢在都市小說中表現得比較突出。比如陳彥的《裝臺》就是寫小人物的，所寫的裝臺人是從事一項特殊職業的群體，他們為劇團和社會的各種表演活動裝臺。這是一種苦力活。裝臺人為唱戲的人裝臺，唱戲人在舞臺上演出的是人生大戲，而陳彥借這一舞臺重新闡釋了中國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學。他所寫的主人公刁順子并不因此而對人生失去希望，不會因此而悲觀消沉。在刁順子眼里，一次又一次的裝臺，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苦力；但每一次的出苦力，無非是生命的一道坎、是生活的一盤菜。陳彥意識到，這樣的生活“很自尊、很莊嚴，尤其是很堅定”。

年輕作家對于平等、民主等現代精神的訴求更加強烈。如石一楓近些年的小說幾乎都包含著同一個主題：對社會不平等的揭露和批判。《世間已無陳金芳》寫了一個暴富的草根為了變身為貴族而失去自我的悲喜劇。《地球之眼》揭露了社會貧富差距造成的新的階層差異和階級沖突。《營救麥克黃》則講述不同階層的文化差異帶來的價值觀念的沖突。

二是個體意識

都市文明帶來對個體的尊重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個體意識就是從自我出發，去面對世界，真實地表達自我的感受和認知。個體意識為都市文學的豐富性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在都市文學中，作家無論反思歷史還是書寫現實都強調自我的眼光，但又能較好地將“小我”與大歷史和大時代溝通起來。弋舟的《我們的踟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小說寫的是幾個“滄桑男女”相互依存、相互糾結的故事，作者所要表達的是自己對“70后”一代人愛情觀的認識和批判，并檢討自己在情感上的踟躕不前，但他將這種踟躕不前界定為“我們”的，顯然他既有“我”，也有“我們”。他是以“我”的眼睛去看“我們”的，既看到“我”在“我們”之中，又能夠身處“我們”之中不忘記“我”的身份。張悅然作為“80后”的代表性作家，曾是青春文學的領軍人物，她的《繭》以“80后”的現實眼光去重新審視父輩的歷史，雖然個體性仍然非常強烈，但仍能看出明顯的變化，這就是從青春文學的自戀性和平面化徹底走出來，向歷史的厚重與世界的復雜靠攏。

三是工人文化

工人文化在現實生活中被冷落，但它是城市文明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也應該成為都市文學的思想資源之一。這一點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從思想資源上看，寫都市文學的作家特別是年輕作家，多半還是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為參照的，但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傳統，還必須依賴自己的經驗和精神遺產。因此，我們更需要關注都市化進程中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后發國家，工業仍是我們城市生活的重要內容，因此工業經驗和工人文化應該是建立我們自己的都市文學傳統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城市會因為不同的城市化進程而醞釀出不同的都市文學形象。比如廣州、深圳這樣的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民企、外企的興盛，農民工的潮流，使得打工文學成為這里的一道重要的文學風景線。而在遼寧的一些作家，如李鐵、孫春平等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說中，則明顯感受到一種老工業基地的厚重感和歷史感。這些都市文學形象都包含著工人文化的元素。遺憾的是，作家們對工人文化關注得還不夠，其思路也沒有完全從過去的重意識形態化的工業題材思路中走出來。但路內的《慈悲》讓我們看到了工人文化的魅力，這是一部真正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和題材出發的寫工人的小說。

四是先鋒精神

當代文學的都市敘述具有一定的先鋒性。這是因為都市敘述的興起與中國的社會變革密切相關。

回過頭看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我們就會發現，先鋒小說作家們的先鋒意識和試驗性是與他們有限的城市經驗連在一起的。1985年以后重大的經濟改革、重要的文化事件，幾乎都是在城市中發生和進行的。另外，80年代的先鋒小說潮流，又為90年代的都市文學作了思想上的鋪墊。因為先鋒小說創作是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下開始的，先鋒小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鑒和模仿西方現代主義，而且西方現代主義本身就是西方都市化和現代化的產物，是體現為都市精神、代表都市方向的文化思潮。呂新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其先鋒意識突出體現為他始終是在表現他的內心體驗。《下弦月》是呂新這種體驗最集中的表現，是至今對“文革”的表現和書寫最深刻的一部。北村的《安慰書》從文本上看完全是一個寫實性的破案故事，甚至還借用了類型小說的套路，但小說的精神內核卻仍然沿襲著作者的先鋒理念，這體現在作者對精神性的特別追求上。《安慰書》所說的安慰，其實就是精神安慰，包括罪與罰，包括人的救贖，都寄托在小說中那些人物在受害與被害的不斷反轉的過程之中。80年代的先鋒文學運動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傳統，這一文學傳統在都市文學中表現得尤其活躍。如曉航的《霾永遠在我們心中》表面上看是一篇非常寫實的小說，但骨子里卻透著現代性的先鋒意識。故事在兩個虛擬的城市間游走，不僅影射當下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撕開了人們陷入精神危機的假相。

現代性理念充實了都市文學內涵，我們有信心對都市文學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