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玉棟，1971年出生，山東慶云人，作家。出版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小說集多部，多次獲齊魯文學獎、泰山文藝獎等獎項。

近年來，作家劉玉棟先后推出《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頭》《白霧》三部兒童文學作品，影響廣泛。著名作家張煒說：“劉玉棟的兒童小說，和他的當代書寫一脈相承。他堅信柔軟的力量更能持久，始終以富有詩性的敘事，努力探尋傳統的力量，是一種視野高遠、胸襟開闊的富有格局的寫作。”

作為傳統文學作家轉向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代表，劉玉棟創造了新的文學地理。他也為鄉土中國的童年表達提供了一條道路：朦朧的白霧中，少年在詩意的故鄉，探尋快樂、未知、生命、傷痛、命運……

用兒童小說打開新的世界

4月12日，春意正濃的濟南，劉玉棟和本刊記者一起，回到童年，回到魯北平原那個霧氣繚繞的村莊，回到文學的內核。

多年的純文學創作，劉玉棟早已為兒童文學寫作奠定了基礎。比如發表于1999年的成名作《我們分到了土地》，“爺爺為了能分到一塊好土地，決定讓孫子來抓鬮，結果我抓到了五個最不好的地頭子。”刻骨的兒時經歷加上包產到戶宏大的歷史主題，使得小說一發表就成為其代表作。

兒童視角作為創作的一種方式，他曾駕輕就熟，也曾產生警惕。“其實那時就有一個想法，將來有機會的話，給孩子們寫幾本書。”

2013年春天，女兒中考前夕生了一場病。劉玉棟在極度緊張過后，有了寫兒童小說的沖動，下半年寫了《泥孩子》——三個童年伙伴，在桃花源世界逐漸消失的鄉村河邊玩耍的故事。

第二年春天，他看到首屆青銅葵花兒童小說獎征稿的消息，順手投了過去。后來，他幾乎忘記了這件事，沒想到2015年春天突然接到電話，說《泥孩子》獲得了銀葵花獎——這個由著名作家曹文軒的代表作《青銅葵花》命名的小說獎，在國內有著不錯的影響。

曹文軒說：“道義、審美、悲憫情懷等大概是這一獎項永恒的取向。”用這句話來評價《泥孩子》以及劉玉棟的其他作品，也是很恰當的。《泥孩子》獲獎詞中說：“作品回到鄉村日常生活，回到兒童的世界，又透出環保的主題，溫暖而感動。”

《泥孩子》

《泥孩子》出版后，又獲得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很多朋友發現了他在兒童文學領域的獨特優勢，鼓勵他繼續寫下去，幾家出版社相繼前來約稿。2016年3月，《我的名字叫丫頭》出版，影響更大，進入“中國好書”月榜，獲得2016年度冰心兒童圖書獎、“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他又用半年時間完成了目前最滿意的《白霧》，并于2016年12月出版。

兒童小說的寫作，使他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梳理了過去童年視角小說的創作情況。

三部作品，在孩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一個10歲男孩看了《泥孩子》，請求他能不能再寫續集。一位中學生讀了《我的名字叫丫頭》，被其中父親去世，化身一條黑鯉魚的情節感動，在讀后感中寫道：“有些事情，當我們年輕時，無法懂得，當我們懂得時，卻已經錯過。丫頭的父親走了，帶著對他深深的掛念，遺留給他永無償還的心債。丫頭已錯過，你也想錯過嗎？”

這幾年，劉玉棟還寫了大量中短篇小說，比如《風中蘆葦》《回鄉記》《南山一夜》《鍋巴》等，連續三年被《小說選刊》轉載，持續產生影響。

人是有童心的，就像種子有胚芽

“那一年的深秋，媽媽帶著我，從城市回到一個叫白霧的村莊。從那一天開始，我的記憶變得清晰起來。”

——完美的開頭，《白霧》集中展現了劉玉棟的兒童文學創作理念。

因為爸爸所在的地質隊要遠行，冬冬跟著媽媽回到了鄉下，在這里，他結識了小伙伴童木、樹墩、張得月，和他們一起度過了愉快而又難忘的一年。

那是一個怎樣的村莊？小說中，姥爺講述白霧村的來歷：明朝靖難之役時，燕王的大軍在一個早晨經過村子，天地間突然起了大霧，整個村子被濃濃的白霧包圍，軍隊從村外的棗樹林穿過，竟沒有發現這個村莊。村人幸運地躲過災難。

霧的形象無處不在，就連在夢中，“我”也會進入一片迷蒙：“好大好大的霧，雪白雪白的，如同風吹白紗那樣飄忽不定。周圍靜悄悄的，我好像是站在南大場上，但透過白霧的縫隙，前面好像是一片樹林。”

霧既是童年記憶的化身，又是獨特文學表達的呈現。劉玉棟說：“霧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朦朦朧朧，代表記憶的不確定性。”現實中，他老家的村子就叫齊周霧村，“那個村子地勢低，一下大雨就被包圍了，號稱‘小臺灣’。”他曾在很多小說中提到過齊周霧、霧村、霧鎮。沿著記憶的脈絡，北方農村濃郁的生活氣息在霧氣中彌漫。

人生漫長的歲月，基本上是童年的一種延續。作家蘇童也把童年生活視為寫作的最大秘密。劉玉棟回憶自己的童年，“10歲之前，非常快樂，父親在外工作，爺爺是大隊會計，媽媽和姑姑是小學老師。”他有很多親戚在外面的大城市，經常帶好吃的東西回來，爺爺曾做過木匠，又當了三十年會計，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也曾跟著帥氣的父親，去父親的工作現場，到過章丘、莒南、東阿。和其他孩子不同，他從小就知道，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10歲之后，家庭產生很大變故，他開始感受到人世的世態炎涼，爺爺生病，姑姑出嫁，趕上分產到戶，母親回家種地，生活壓力陡增。直到高中畢業，他來到濟南和父親一起生活。

生活的反差很容易在一個孩子內心深處留下深刻痕跡，他從小就是一個敏感的人，“不過以前沒意識到，如果不寫作，很多事可能就一直埋在心里了。”

幾年來，劉玉棟發表了長篇小說《年日如草》，聚焦中國“農轉非”這一特殊題材，在當代社會的廣闊舞臺上，一家人、一代人的聚合，成為時代變遷的縮影。同樣，在他的兒童文學作品中，我們既能讀出純美的田園牧歌，又能感受到命運的憂傷。

很少經歷鄉村生活的當代兒童，在“白霧村”里尋找到了他們的伙伴，也找到了優秀文學作品帶來的對人性的思考，對朦朧命運的透視，對高尚價值觀的堅守。文學的普遍相通性在此處得以呈現，拋開地域、時代、國籍，“真善美”在作家和讀者之間架起橋梁。

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中國分會前主席海飛評價《白霧》：“他是在以文學之美，‘記住鄉愁’；以鄉愁之美，展現現代化進程中‘白霧’般的精神訴求。”

評論家馬兵很看重《白霧》中不斷寫到的“離別”：

在最后一個告別里，冬冬在夢中看到了白霧村河道里的一艘白色大輪船。就像艾特瑪托夫筆下的“白輪船”一樣，它屬于一個童年的、自由的世界，它是我們，或者可以說大一點，是人類童年記憶的象喻，也是對不義的成人的救贖——

“人是有童心的，就像種子有胚芽一樣”！

自覺地把個人情感轉化為普遍情感

《齊魯周刊》：您的兒童文學作品都以鄉村為背景，創作這些作品最初的出發點是什么？

劉玉棟：過去有很多鄉村題材的兒童文學作品，比如曹文軒老師的《草房子》。現在這個題材越來越少了。因為我熟悉鄉土，也有童年經驗，寫鄉土題材是自然而然的事，感覺特別舒服，有一種鄉愁融化其中。

《齊魯周刊》：您也承擔了向讀者普及消逝的鄉村世界的任務。

劉玉棟：對，現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父輩當年的生活狀態，我就在審美、故事、時代氣息上讓他們感覺到那種生活。《白霧》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呈現，但語言跟現在緊密結合，《泥孩子》里還有一些方言，《白霧》幾乎沒有。

《齊魯周刊》：三部小說的寫作背景有何聯系？寫作過程有何心理變化？

劉玉棟：如果有聯系的話，主人公都是男孩，都有幾個孩子之間的友誼，包括同情、憐憫、分離等各種情感。必須尊重兒童的閱讀習慣，在創作中考慮到讀者是少年兒童，字里行間有一種美的氣息，讓孩子們感受語言和故事中的情感。

《齊魯周刊》：“父親”這一形象有著亙古恒久性，您的寫作經歷中，對“父親”的認識有何變化？

劉玉棟：我的很多小說中，父親是缺失的。《泥孩子》中，主人公的父母去城市打工了，他跟著爺爺奶奶生活。《我的名字叫丫頭》中，父親最后消失了，變成了一條魚，其實就是去世了。《白霧》里，父親是勘探隊員，“我”本來跟著父親在城市生活，父親去了西北找石油，“我”才跟著母親回到老家。

父親是一條隱線，缺失卻又無處不在。這和我的生活經歷有關，我父親是地質隊員，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在外面，很少見面。我小時候沒有太多和父親一起生活的經驗，有時候并不是刻意，自然而然就這樣寫出來了。

《齊魯周刊》：如何看經驗寫作？

劉玉棟：我的創作不是構思一個完全陌生的故事，更多還是沿著個人生活經驗來寫，不是技巧性寫作，而是生活化寫作。

經驗寫作并非只寫自己內心那點兒事，如果只盯著自己的小情緒，是沒有意義的，要自覺地把個人情感轉化為普遍情感。你看《呼蘭河傳》《城南往事》，那種童年記憶，都有普遍的東西在里面，代表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有普遍共鳴。

《齊魯周刊》：如何把握小說里的疼痛度？

劉玉棟：每個人的童年都有傷痛，不管這個傷痛多么淺、多么淡。小說中會不斷出現離別、淡淡的憂傷，《泥孩子》里還有環保因素，環境惡化，桃花源世界逐漸消失。我不會寫完全純美的東西，文學不是風花雪月，要真實、準確地把握生活。

《齊魯周刊》：中國的兒童文學寫作處于一個怎樣的狀態？

劉玉棟：當前，文學界和出版界特別關注兒童文學原創，但真正優秀的作品很少。從審美角度，兒童文學應該對孩子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不能只寫一個熱鬧的故事，要對孩子的價值觀負責任。好的兒童文學作品不見得非得迎合市場，要堅持自己的審美取向。

《齊魯周刊》：您創作兒童文學的理念是什么？

劉玉棟：首先，要回到初心，有一顆童心；其次，要有一顆愛心，要有對兒童世界的感受能力；還有，要有一顆詩心，不管寫悲傷、離別，還是寫歡樂、喜悅，都要有詩意，情感故事里滲透著詩意，這樣才能讓孩子感受到美的存在。

《齊魯周刊》：童書的讀者群是兒童還是成年人？有一種說法，成人文學作家因為遠離兒童方陣，有些跟不上潮流，您怎么看？

劉玉棟：一定要記住自己的讀者是兒童，當然，如果能寫出讓成年讀者也喜愛的作品，那就更好了，比如懷特的童話，不論《夏洛的網》還是《吹小號的天鵝》，哪個年齡段的讀者讀后，都會為之動容。這些小說不僅有愛心和童心，還有對兒童心靈潛移默化的滋潤、對想象力的挖掘和生命意識的啟發。成人作家寫童書，可能更注重那些根本性、常識性的東西，人類亙古不變的情感會從語言和故事中更好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