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圖為邵武市博物館藏銀鎏金魁星盤盞，左圖為該魁星盤盤底。

圖為江西省博物館藏新建出土的銀鎏金魁星盤。圖片均選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中興紀勝：南宋風物觀止》（中國書店，2015年版）

科舉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自然也包括婚姻與家庭。宋代進士地位大異于唐代，只要唱名及第，就能“釋褐”授官，圓上民諺說的“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錢，有錢便有田”的富貴夢。于是，科舉制給擇婿婚配也豎起了新標桿。

科舉制促成了士大夫官僚的崛起，構成唐宋社會變遷的主題之一。宋代奉行“取士不問家世”，“一切考諸試篇”的原則，向全社會各階層開啟了科考及第、出仕為官的門禁。誠如南宋戴表元所說：“名卿士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場屋科舉。”有人統計過文天祥為狀元的寶祐四年（1256）那榜進士，來自平民家庭與出于官員家庭的人數比約為7比3。倘將這一數據與范仲淹斷齏畫粥、歐陽修歐母畫荻等經典故事相匹配，確實印證了貧寒之士由科舉入仕而終成名臣的現實可能性，彰顯出宋代科舉的相對公平性，以致有學者把宋代稱作“科舉社會”。

自太祖朝起，宋代就實行解試、省試與殿試的三級考試制。士子先在地方解試中取得舉人資格，再赴中央省試去考進士。省試錄取后還有皇帝殿試環節，旨在將取士權收歸人主，杜絕唐代那種座主考生的私門關系。惟其如此，宋代殿試雖流于程序，一干儀式卻莊重榮耀，讓中舉進士親身感受到皇恩浩蕩。首先是唱名賜第，也稱“傳臚”，由司儀官在殿上從頭名狀元起依次高聲唱名，傳達至殿外聽榜的省試考生。南宋楊萬里有詩道：

殿上臚傳第一聲，殿前拭目萬人驚。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

詩人逼真渲染了狀元郎被唱名時那種無與倫比的榮譽感與睥睨一世的超爽勁，與民間傳誦的《神童詩》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玉殿傳金榜，君恩賜狀頭。英雄三百輩，隨我步瀛洲。”也難怪鼎鼎名臣韓琦敢于輕忽嗤笑赫赫名將狄青：“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才是好兒！”進士及第唱名之日，即脫下布衣，稱為“釋褐”，賜賞袍、笏，象征脫離了平民，踏上了仕途。接著，皇帝御賜新科進士簪花聚宴，表示祝賀。《錢塘遺事》說，登科及第有“五榮”：“兩覲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御宴賜花，都人嘆美，三榮也；布衣而入，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有喜，足慰倚門之望，五榮也。”總之，即便平民子弟，通過寒窗苦讀，一旦高中進士，也能躋身官僚隊伍。科舉制就這樣對整個社會潛移默化起著價值導向，以致朱熹也拿孔圣人來調侃：“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

然而，應舉之路并不順溜，連大詞人柳永也屢戰屢敗，蹭蹬十余年而功名無望，大發牢騷：“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據歐陽修說，解試通過率“百人取一人”。省試舉人與錄取進士的人數比，宋太宗朝算高的，也達65比1。可見“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云”，但三級考試一路闖關，最終蟾宮折桂的幸運兒，縱非萬里挑一，卻也相差不遠。盡管科舉考選絕非通途，但“朝為讀書郎，暮登天子堂”，寒素之家若想改換門楣，官宦之族倘欲世代簪纓，除去金榜題名，別無可行之路。

科舉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自然也包括婚姻與家庭。宋代進士地位大異于唐代，只要唱名及第，就能“釋褐”授官，圓上民諺說的“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錢，有錢便有田”的富貴夢。于是，科舉制給擇婿婚配也豎起了新標桿。無論官場，抑或民間，可以不那么在意門第，卻極端看重新科進士的光環。為女擇婿與金榜題名的掛鉤方式，大體有三種類型。一是榜下擇婿。這種方式類似貨真價實的現貨交易，相對放心踏實。王安石有詩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蘇軾也有詩說：“囊空不辦行春馬，眼眩行看擇婿車”。說的都是每逢殿試發榜日，及第進士“釋褐”穿上了綠官袍，達官富家爭相出動“擇婿車”，甚至帶上女兒，趕去金明池物色新科進士，而金榜題名的進士也往往嘚瑟著待價而沽。二是榜前擇婿。這種交易風險較大，類似當下股市上買潛力股，須有精準無誤的預判力。北宋名臣杜衍少時“貧甚，傭書以自資”，富豪相里氏看好他，先嫁女兒給他，不久果然殿試唱名第四。三是榜前約定，榜后成婚。即事先約定：只有金榜及第，才能完婚成親，否則婚約就不算數。這種方式既無榜前擇婿的風險，又有榜下擇婿的保證，似乎兩全其美；卻也往往生出悲歡離合等諸多變數，從而成為宋代以降小說戲曲的絕佳素材。三種形式中，以榜前約定榜后成婚最具喜感，即《神童詩》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也最符合中國人好事成雙的情結。這種世俗心態，雖不乏文獻史料可為佐證，但實物史料卻寥若星鳳而罕見傳世。

2016年浙江省博物館“中興紀勝：南宋風物觀止”特展上，布展的工藝美術品中有福建省邵武市博物館藏的銀鎏金魁星盤盞與江西省博物館藏新建出土的銀鎏金魁星盤，形象展露了“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的民俗心態，彌足珍貴而值得一說。

關于工藝品的命名，盤、盞毋庸贅言；“銀鎏金”指銀質鎏金工藝；“魁星”是盤盞圖案的主題。魁星即廿八星宿的奎星，后人附會它能主文運，科舉制興起后衍變為專主中舉的星宿。據南宋方大琮《鐵庵集》，每到解試之年朝廷頒下開科詔，他這支莆田族人就會祈福魁星堂與籍桂堂。魁星堂祭祀魁星，籍桂堂供列著包括方氏在內本地歷榜登科名籍，都與科舉有關。

邵武館藏品乃一盤一盞的套具。盤為八角形，盤心為裝飾性人物圖，右下角鏨有一士子赴考前與家中長者揖別，其側有隨行童仆；左上角有一女子在閨樓上俯看著作別場景。杯盞的身與足均呈八角形，盞身外壁八面各分三格，上下格都鏨刻裝飾性花紋，中格較大，打制出八幅連續畫，表現盞心鐫刻的《踏莎行》詞意。新建出土品的盤心是安放杯盞的菱花形凸棱框（原配杯盞或已亡失），框外盤底則是圖案。其右側一樹桂花盛開，隱喻“蟾宮折桂”；樹前通衢上一行五人銜尾前來，前行一人捧著喜報；隨后兩人打旗，一旗上大書“天下狀元”；狀元騎馬執鞭，末一人張傘蓋緊隨馬后；左側垂柳一帶儼然樓居，樓上有女子憑窗眺望。這幅畫只是將邵武盤底人物圖與邵武盞上連續畫聚集在同一畫面上，表現的也是菱形框內鏨刻的《踏莎行》詞意。無獨有偶，這首《踏莎行》與邵武盞心的那首詞既是同一詞牌，文字也大同小異。茲據新建那首為本，校以邵武那首：

足躡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到]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對]。

宴罷瓊林，醉游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至]。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

相對說來，新建那首文字準確度較高，邵武那首則有錯別字。“行綴”指舞隊行列，文意雖不及“行對”準確，但也說得通。這種文字上的錯訛，一方面表明打造工匠的識字有限，一方面卻透露出這首詞在世俗民間的喜聞樂見。

全詞意思通俗，一目了然。“足躡云梯，手攀仙桂”，顯然是蟾宮折桂典故的白話化。“姓名高掛登科記”，無非金榜題名換一種說法。登科記始自唐代，宋代也叫“登科錄”或“同年錄”，是唱名及第后編印的同榜進士名錄，現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與《寶祐四年登科錄》傳世。“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對”,摹繪出狀元跨馬赴期集所（也叫狀元局）途中的氣派。自宋真宗起，特詔狀元“給金吾衛士七人清道”，“許出兩對引喝”。《武林舊事》記錄有新科狀元率同榜進士赴期集所時萬眾空巷的盛況：

駿馬快行，各持敕黃于前。黃旗雜沓，多至數十百面，各書詩句于上。自東華門至期集所，豪家貴邸，竟列采幕縱觀，其有少年未成家室者，亦往往于此擇婿焉。

“馬前喝道”是狀元特有的寵遇，“余止雙控馬首”，即第二名以下者只有隨從在兩邊掌控馬籠頭。成雙作對的金鞍玉勒逶迤前行，進士隊伍讓“庶士傾羨，歡動都邑”。

自宋太宗起，每朝皇帝無不御賜新進士會宴瓊林苑，席上還御賜簪花，瓊林宴遂為不可或缺的“登科五榮”之一。據《錢塘遺事》，瓊林宴畢，進士“退皆簪花乘馬而歸，都人皆避，以赴御宴回也”。由于放榜例在春日，正是繁花似錦之時，《踏莎行》說“宴罷瓊林，醉游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勾畫的正是狀元與進士們在瓊林宴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場景。

“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無疑是兩件工藝品畫面聚焦的主題。唐代金榜題名，例以金花帖子通報及第進士家。宋代一般用于解試中舉的場合，但民間仍應保留著金榜題名“修書報捷”的風俗，目的同樣“一可以還前古之風流，二可以為鄉黨之美觀，三可以杜捷子之紛擾”。“捷子”指私自報捷人，他們無非希圖報捷討賞。“鳳樓人”指閨中人，邵武盞上與新建盤中都刻畫她在樓頭遠眺，翹首等待未婚夫或夫婿送來及第的捷報。僅憑詞意與畫面，很難斷定這位“鳳樓人”究竟是榜前擇婿，還是榜前約婚，留下了讓人想象的藝術空間。若是前者，南宋倒也有動人的故事。婺州舉子劉鼎臣將赴行在臨安省試，妻子執手送別時贈以自制彩花一枝，并附上自作詞云：

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與蕭郎兩鬢青。

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這首《鷓鴣天》抓住少婦拿著彩花在夫君鬢邊比試的分袂場面，千言萬語說不盡離別之情，千叮萬囑這彩花是讓你金榜及第后簪戴的，且待明年迎來宴罷瓊林簪花歸里的夫君，也不枉獨守閨房的一片深情了。

然而，倘若細品《踏莎行》的兩句詞意，似乎后者可能性更大，喜劇感也更強。榜前約婚，經過望眼欲穿的煎熬等待，今天終于夢想成真。“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妙就妙在用來刻畫任何一方的心態都稱得上貼切入微。可以是狀元郎一方“修書速報”，不無自得地讓報信者先去告知“鳳樓人”，我這回可是貨真價實的“風流婿”！也可以理解為“鳳樓人”的“倚門之望”，企盼狀元郎高中后，千萬莫忘“修書速報”我這“鳳樓人”，哎——，這下你可真個成為我的“風流婿”啦！

筆者遍查中華書局版《全宋詞》及其《補輯》有名姓與無名氏的作者名下，均未見收錄這首《踏莎行》，復蒙《文匯學人》編輯搜“中華經典古籍庫”告知，在《全宋詞》附錄《元明小說話本中依托宋人詞》里錄有雷同之作。此詞先后見于《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與《古今小說·趙伯昇茶肆遇仁宗》，分別托名主人公宇文綬與趙伯昇金榜題名后所作。唯“宴罷瓊林”，兩篇話本俱作“宴罷歸來”；“醉游花市”，《簡帖和尚》作“恣游花市”，而《趙伯昇》作“醉游街市”。據小說戲曲史家許政揚說，《簡帖和尚》“文學史家公認為宋代話本”；而曲藝史家陳汝衡的《宋代說書史》也將《趙伯昇》定為宋元話本。合理的解釋是，這首所謂“元明小說話本”的假托之作，確是宋代眾口流傳的民間詞佚作，所以才被書會才人趁手編入話本。這一推斷，可以拉南宋寶祐元年（1253）榜狀元姚勉出來作證。他的《雪坡集》收入及第后所作《賀新郎》，有小序說：

嘗不喜舊詞所謂“宴罷瓊林，醉游花市，此時方顯男兒志”，以為男兒之志豈止在“醉游花市”而已哉！

所引舊詞之句正與上引《踏莎行》吻合，有力印證了這首詞風行一時，故而這位新狀元也諳記在心。當然，他在詞序里明確表示不全同意這首詞的價值觀：

此說殊未然也，必志于致君澤民而后可。嘗欲作數語易之而未暇，癸丑叨忝誤恩，方圓前話，以為他日魁天下者之勸，非敢自衒也。夫以天子之所親擢，蒼生之所屬望，當如之何而后可以無負之哉。友人潘月崖首求某書之，是其志亦不在彼而在于此矣。故書不敢辭。

姚勉認為，金榜題名，釋褐為官，應該有志于“致君澤民”，念念不忘“蒼生之所屬望，當如之何而后可以無負之”，不能一味在顯擺與榮耀中自我陶醉。姚勉秉承了“為生民立命”的宋儒思想，出仕后也難能地維持了士大夫官僚的正面形象。姚勉的《賀新郎·及第作》也描寫了殿試唱榜到前往狀元局的全過程，故不妨也迻錄如次，以與前引《踏莎行》對證比較：

月轉宮墻曲。六更殘鑰魚聲亮，紛紛袍鵠。黼座臨軒清蹕奏，天仗綴行森肅。望五色、云浮黃屋。三策忠嘉親賜擢，動龍顏，人立班頭玉。臚首唱，眾心服。

殿頭賜宴宮花簇，寫新詩、金箋競進，繡床爭蹙。御渥新沾催進謝，一點恩袍先綠。歸袖惹，天香芬馥。玉勒金韉迎夾路，九街人，盡道蒼生福。爭擁入，狀元局。

如果說，姚勉狀元詞里“九街人，盡道蒼生福”慨然自許地揭明了士大夫精英的價值觀念，那么邵武盞與新建盤上狀元詞里“這回好個風流婿”則形象直白地投射出普通民眾的思想心態。金克木認為，思想史有兩套，“一套是書本里的名家著作”，“另一套是書本里沒有專著的普通人的思想”，他呼吁在關注著作家的思想史同時，尤應發掘普通人的思想史，然后“希望有人能把兩套合一來研究并寫作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兩件工藝品上鏨刻的狀元及第報信歸里的畫面與那首廣為流播的民間詞，正是南宋普通人在科舉及第上思想心態的真實折光。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