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開欄的話：

“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如是說。文化自信，是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少數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讓我們擁有怎樣的文化自信呢？本報特開辟“民族文化·自信”欄目，將采訪或邀約一批少數民族作家、學者、藝術家，共同暢談這一話題。

◆文化自信來源于文化自覺，而文化自覺來源于對我們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認識和理解。

◆明確我們在哪里，我們要做什么，我們將來往何處去。只有清晰的定位，有方向感和目標感，才能有文化自覺和自信。

◆很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了沖擊，甚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認為，寫出在這個時代轉折中自己民族的變化和百姓的命運，就是我們作家的使命。

◆一個真正有文化自覺的作家，一定會沉下心來去體驗生活，深度關注時代發展，要動心、動情、動腿。

記者：眾所周知，習總書記十分關心中國當代文藝的發展。從2015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到去年的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習總書記都做了重要講話，其中明確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對此，您是如何認識的？

葉梅：我覺得，習總書記提出的堅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振奮民族精神，這些在新形勢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發展少數民族文學，更準確地說是發展中國的多民族文學，尤其需要這種文化自信。

為什么？因為中國不是只有兩個民族——一個漢族，一個少數民族，而是有56個民族。少數民族是指與漢族相比，人口相對少，并不是說這些民族的文化少、歷史短。56個民族是平等的，都有著各自珍貴的、不可忽視的文化，并延續到今天，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建立在這種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民族文學，理當有文化底氣和文化自信。

我認為，文化自信來源于文化自覺，而文化自覺來源于對我們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認識和理解。有了這種自覺，才會有真正的自信。這個自信不是說我驕傲，我膽大，我敢做，而是在對中華各民族文化有了完整深刻的認識后，明確我們在哪里，我們要做什么，我們將來往何處去。只有清晰的定位，有方向感和目標感，才能有文化自覺和自信。

記者：您談到要明確“我們在哪里”，我國的多民族文學事業經過60多年的發展，您認為是否正在走向成熟和自信？

葉梅：確實如此。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我國的多民族文學事業有了明顯的蓬勃發展，從以下三個方面大致能看出其發展脈絡。

一是少數民族作家隊伍不斷壯大。目前，我國55個少數民族都有了自己代表性的書面作家，都有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就拿我們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來說，過去這個機構的工作一度處于停滯狀態，活動十分貧乏；而今，我們學會的會員已經遍布56個民族，有成員近4000人。這些會員年齡趨向年輕化，有“80后”“90后”，而且創作活躍。

二是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不斷豐富，其中不乏精品。其實，社會上對少數民族文學是有偏見的，認為少數民族作家水平偏低，表現的題材過于狹窄。從近年的作品看，情況并非如此。《當代》雜志副主編、文學評論家周昌義說，當初別人把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時間悄悄的嘴臉》（2016年獲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長篇小說獎）推薦給他時，他心里是有疑慮的，覺得寫新疆少數民族的作品會不會忌諱多啊，不太好發表啊，這種感覺跟很多人的感覺是一樣的。但是看過這部作品后，周昌義覺得寫得很好，非常有意義，就馬上在《當代》上發表了。另外，像獲得魯迅文學獎的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放生羊》，也是少數民族文學精品的代表。

三是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力在不斷增強。一些作品不僅在國內有影響，還走向了國際。比如，中譯出版社就翻譯出版了好幾個系列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像“藏族青年作家叢書”包括次仁羅布、達真、格絨追美等8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取得了良好的反響。世界上不是有輿論認為藏族文化消失了嗎？我們不能光跟他們吵架啊，我們要把東西拿出來，這些藏族作家的小說、散文、詩歌等就是明證。再比如說“五彩霓裳叢書”，現在做到第三輯了，每一輯都精選5位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第一輯選了5位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有我的，還有趙玫（滿族）、娜夜（滿族）、金仁順（朝鮮族）、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哈薩克族）的作品，這些作品先后被翻譯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在去年的阿聯酋國際書展上，阿拉伯人看到我們的作品很感興趣，因為他們沒想到中國的女性有如此豐富的寫作。

記者：如您所言，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勢頭喜人。那么，少數民族作家在創作中是否擁有了某種文化自覺和自信呢？

葉梅：應該說，在我們的少數民族作家中，這樣的有識之士是不少的。比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主席阿扎提·蘇力坦，他去年寫了本書叫《民族文學的書寫與建構》，書中就講到維吾爾族文學的豐富多彩，體現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我認為，這部作品是對“一帶一路”上文學高峰的展示。

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常年踏訪大興安嶺一帶的文化遺跡，收藏了很多金代、遼代的文物，通過研究文物背后的文化，試圖弄明白鄂溫克族在不同時代的遷徙流變，還因此寫了大量文化散文。這樣的作品，有文學、史學和人類學、民族學等多方面的價值，它們也許現在并不被注意，但時間將證明其價值。

此外，像去年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作品，不少都體現了文化自覺意識。如，佤族女作家伊蒙紅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報告》，從佤族的過去寫到今天，就是為了搞明白自己的民族從何處而來，在這個歷史節點上，又該往何處而去。再比如水族作家潘會，他花了七八年時間到處踏訪，搜尋了地理、歷史、民俗學方面的大量史料，創作出《千年滄桑》，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水族的一部史詩。類似這樣的創作，說明一些少數民族作家有文化擔當，對傳承文化的使命有清醒的認識，有相當的文化自覺。

記者：您自己也是一名作家，在您的創作實踐中，想必也貫穿著一種文化自覺和自信意識吧？

葉梅：是的。我出生在湖北巴東縣，那里是三峽地區，有險峻的高山、奔流的大河，我的家鄉離屈原故里只有幾十里地，那里是巴楚文化的交匯地，又有著土家族、苗族文化。屈原創造了那么輝煌的詩篇，三峽又有著那么壯美的山河，不管我走到哪兒，這些都是我的根。

當前，在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的背景下，很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了沖擊，甚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認為，寫出在這個時代轉折中自己民族的變化和百姓的命運，就是我們作家的使命。

我寫小說，特別關注少數民族群體、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遭遇。像小說《歌棒》，寫的是一個對著深山峽谷唱山歌的“歌王”，被請到大城市的電視臺賽歌，臨登場時卻不辭而別，原因是他找不到自己的歌棒了，而沒有歌棒，他就想不起歌詞。這篇小說的創作靈感來源于我的家鄉武陵山區少數民族的習俗，苗族人唱歌，喜歡把歌詞的提示性符號刻在木棒上，只要摸摸歌棒上的紋路，就想起歌詞了。現在，有很多農民歌手被請到電視臺唱原生態民歌，一下子走到聚光燈下、站在萬人矚目的舞臺上，他們常常是茫然失措的。我就看到在央視的一個節目中，來自我家鄉的一個土家族歌手表演時，他先唱起來，后來樂隊伴奏跟上了，他一下子就停住了，問主持人這是什么聲音？主持人告訴他是伴奏的聲音，他說不行不行，別的聲音一起來，他就忘詞了。原來，他以前都是對著空無一人的山谷唱歌。

我還寫了一篇小說叫《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寫的是來自三峽地區的一個農民工看到大城市郊區的別墅那么多，卻很少有人住，偶然一個機緣，他溜到一棟別墅里住了七天七夜，小說著重描述了他的所見所聞所感，以及他心中城市生活與家鄉生活的對比。

這樣的作品，既和我的家園與民族文化背景相連，又和我們的時代背景緊密聯系，關注的是社會轉型期民族及個體的深刻變遷，是意味深長的。

記者：據我所知，《民族文學》雜志從2009年起就創辦了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5個民族語種版本，魯迅文學院連續5年舉辦少數民族作家培訓班，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作品非常豐富。但是，總體來說社會上知道得并不多。您認為原因何在？需要做哪些努力？

葉梅：少數民族文學不乏好作品，但社會上知道得不多，其中一個原因是推介、評論和宣傳不夠，這就不光靠少數民族作家自身，還需要漢族翻譯家、評論家以及媒體等社會各界，都對我國的多民族文學加以重視，要有推動多元文化發展的自覺性。

其實，少數民族文學對整個中國文學是有貢獻的，這個貢獻不僅在于其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價值觀，比如《放生羊》中表達的那種對生命的看法，還包括語言的貢獻。少數民族語言中往往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原汁原味的、非常傳神的表達。比如，漢族人讓人認真對待一件事情，會說：“你好好看著啊！”而維吾爾族人會說：“你看我的眼睛！”這就更有力，更能讓人凝神聚氣。

而不同語言的后面，折射的是不同的思維方式。人類思想智慧的開發，本來就應該是多渠道的，而不是單一的。因此，多民族文學的意義有時超越了文學本身，牽扯到更高的文化層面，我們不妨把它看得更廣泛和深刻些。這就需要全社會提高文化自覺，讓好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從汪洋大海中脫穎而出。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的不少作品受關注度不高，還因為作家對現實關注得不夠。我認為，我們的民族文學不能光懷想過去，更多的要面對未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個民族都經歷了千百年未有的變革，這中間發生了多少故事啊！中國不缺好故事，但我們沒寫出好作品。可以說，多民族文學發展至今，已經呈現了高原，當前我們正在攀登高峰。如何攀登呢？我覺得要從生活出發，要面對這個時代，投身時代洪流，不能做觀望者。

一個真正有文化自覺的作家，一定會沉下心來去體驗生活，深度關注時代發展，要動心、動情、動腿。這幾年，我總感覺我們的文學創作和現實生活有點隔膜，于是探索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美卿：一個中國女子的創業奇跡》，我希望解剖一只“麻雀”，通過寫一個平民的奮斗歷程，來探討中國的中產階級是怎么形成的。去年，我寫了表現我國研究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報告文學《大對撞》，因為正負電子對撞機是我國繼“兩彈一星”后最重要的科研成果，可以說是“強國重器”。這兩部作品都是直面現實的。

記者：您對少數民族作家有何寄語？

葉梅：我始終覺得每個民族有自己的根，每位少數民族作家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歷史文化的基因傳承。少數民族作家一定要有時代擔當，要有歷史使命感。我們搞文學創作不能沖著暢銷去，不能沖著拿獎去，而是要力爭做一個民族的書記官、記錄者，一個火種的傳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