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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生于立陶宛，二戰時參加了華沙的抵抗納粹的運動，戰后作為波蘭文化專員在紐約、華盛頓和巴黎工作。1951年出走巴黎，1960年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的詩歌和隨筆注重內容和感受，廣闊而深邃地映射了二十世紀東歐、西歐和美國的動蕩歷史和命運。

《路邊狗》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譯者：趙瑋婷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擔心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這本書。”波蘭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1998年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說，那時他剛憑借《路邊狗》獲得波蘭最有聲望的文學獎項“尼刻獎”。這位見證了二十世紀的瘋狂和荒謬的詩人，用詩歌在深淵呼喊。對詩人來說，寫詩成為一種無名的需要，為秩序、為節奏、為形式，借以對抗混亂與虛無。

《禮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里干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伯克利，1971年

（西川譯）

《創造日》

其實根本沒那么難。

上帝創造世界。誰說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許是一小時前。

因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綻開了笑顏。

或一節仿俳句詩：

我的頓悟建成的大教堂，秋日的風，

我在感恩中慢慢老去。

即使在牙醫診所的窗外也看見：

美輪美奐的。一棟房子。高的。被白氣環繞。佇立在天上。

詩人的“復調”獨白

來自世紀老人的呼喊

凡知波蘭詩人米沃什的人，大概莫不知曉《禮物》這首小詩。寫作此詩時詩人已至耳順之年，從故國波蘭出走流亡異國二十載，終能忘卻曾經的痛苦與邪惡，抵達澄明達觀之境界。

打開《路邊狗》這本書，我們發現詩人的晚年遠非超脫通透那樣簡單。這本書出版于1997年，此時米沃什已八十六歲高齡，正如書中一節“楷模”所說，他在耄耋之年對精神事務的追尋依舊熱情不減，于是寫下這些自由隨性的片段式隨筆，類似帕斯卡爾的《思想錄》，主題多樣，文短旨遠，有詩歌、有隨筆、有筆記，或反思自身、或回憶故人往事、或品評人生世相、或談論詩歌與宗教。

書名《路邊狗》，源自本書第一章篇名。作者回想自己年少時，那正是二十世紀初，乘坐運牛糧的馬車在家鄉土地上游蕩，行至村莊或庭院，總會有一條盡忠職守的狗沖著他吠叫。如今已是世紀末，百年轉瞬即逝，而那些狗始終陪伴著奔波勞碌的人們。“路邊狗”，作者以這個可笑而溫情的名字作為書名，或許是米沃什這位世紀老人以“路邊狗”自況，以自己的文字向人呼喊，以喚醒人們的記憶，縱然馬車與故鄉已消失無蹤。

雖是詩人的獨白，我們卻能從中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有些甚至互相矛盾。米沃什把自己比作一件“發出各種聲音的樂器”，其話語擁有不同聲音，而每種聲音又都是獨立平等的。我們知道，米沃什流亡美國后，在大學講授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陀氏的“復調”理論必定深刻影響了他。“復調”必然帶來矛盾與懷疑，詩人即在這種懷疑與矛盾中，帶著微弱的希望，步履蹣跚地尋求。

這本書的引言，詩人引用了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改寫笛卡爾的話：“我思故我在：這是確實的，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舍斯托夫以反對必然性的哲學著稱，以信仰反對理性，抵制純粹理性對人的主體性的侵蝕，然而其批判方式卻是非常理性的，米沃什對其非常推崇。在此書談論宗教與信仰的章節中，常可見到舍斯托夫的影響。

從小接受天主教式教育，米沃什對于宗教信仰有種本能的認同，感恩“自己很久以前在橡樹林中的木頭小教堂里接受了天主教洗禮。”他贊頌創造之美，甘愿一次又一次陷入對美的驚嘆與欲望之中。

被懷疑包圍的信仰

萬物的“暫時與虛假”

然而，他又時常被懷疑所包圍，到了沿著“肉身之路”離開的暮年，他更感到萬物之“暫時與虛假”，世人只是戲臺上的提線木偶，表演驕傲、懺悔和愚蠢。

而對于宗教信仰，他由衷地驚嘆，認為“人類所有的榮耀和尊嚴都凝聚在了宗教信仰中，人類這一可悲并終有一死的生物，竟能創造出善與惡、高與低、天堂與地獄”。但他對儀式性的宗教敬拜遲疑不決，如“丈夫與妻子”一節：妻子從不去教堂，認為“如果上帝存在的話，那他不應需要那些頌歌、咒語和咕咕噥噥的禱告”；而丈夫卻加入禱告人群，對他來說，人如果完全把自己交給純粹理性，就太悲慘了。

在“海倫卡的信仰”一節中，海倫卡雖然內心有著可怕的懷疑主義，卻認為“這世上有太多的丑惡，所以在某個地方一定有真和善，這就意味著上帝一定存在于某處。”在他晚年的一篇長詩中，他也坦承“我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但我跟他們一起唱，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我的私人宗教與儀式宗教之間的矛盾。”理性上排斥，情感上愿意相信，這樣一種心腦矛盾使得詩人保持一定距離，始終審慎地站在信仰的門檻上，有時信有時不信，總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但他仍滿懷期待，“希望自己能成為主的葡萄園里的工人”，得到神恩的光照。

對信仰的這種猶疑態度，也源于基督信仰在近代受到巨大沖擊。自尼采以降的虛無主義者宣稱“上帝已死，真正的世界并不存在”，進化論等實證科學的出現使不可否認的真理不再無人質疑，而由天意推動的歷史被當作一些盲目的力量之間角逐的戰場，神學家們兩千年來搭建的理論大廈轟然倒塌。

米沃什批判虛無主義是“真正麻醉人民的鴉片。”在“達爾文太太”一節中批判達爾文主義抹殺了人的尊嚴，將世界變成物種之間的殘酷角斗場，而二十世紀的血腥歷史，似乎更能證明這個世界受某種無情的物理定律統治，如果上帝創造了這樣一個世界，并把它交給了無情的必然性法則，那上帝一定是兇惡的怪物，不值得信仰。

詩歌“作為一種禱告”

給“希望”留一席之地

面對塵世的無情法則，詩人感到仿佛被黑暗追趕著，只能在懷疑與不安中尋求，或選擇如舍斯托夫一樣反對“二二得四”的必然性法則，帶著“以頭撞墻”的勇氣，因其荒謬而信仰，這種反抗彰顯個體的自由與尊嚴；或如詩人極推崇的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一樣，相信世間受機械法則統治，上帝“退場”了，人只能拋卻一切虛假的安慰，在塵世的重負中專注地期待神恩的降臨。

傳統的信仰已然式微，神學語言再不能表達出二十世紀人們的經驗，而詩歌“作為一種禱告”，仿佛其中存在著一種非世俗的東西，作為思考終極問題的人們表達自我意識的工具。或許人們可以從薇依的話中找到寫詩的理由：“絕對純粹的專注即是禱告。”

然而作者對于寫詩并非沒有懷疑，他時而感到“詩是一種令人羞恥的東西，寫詩就如同被扒光衣服在公眾面前展示身體缺陷”。他說詩人不正常，不陽剛，因為有黑暗的糾結與恐懼，才有了創作的沖動，用作品來抵償自己的軟弱。

“我們行走在地獄屋頂，凝視著繁花。”這是米沃什最喜歡的日本詩人小林一茶的詩句。“相信自己很出色，然后漸漸發現，你并不出色。為一個人的人生努力就夠了。”縱使懷疑甚至虛無主義不時縈繞，內心的焦灼不安難以克服，米沃什依然堅守著人的價值，始終給超然存在留有一席之地。或許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裂隙，正是希望進入之處。而詩歌作為一種可能的希望，使他擺脫虛無之時，也給他創造了一方與他人聯結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