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像加西亞·馬爾克斯、魯爾福、科塔薩爾這樣的作家也都是大寫的人。他們的作品絕不是政治和思想的注解，但是，把他們的藝術作為技術間題來處理則是更嚴重的誤解。

在藝術的領域里，潮流和時尚像人的口味一樣，總是要變的；不變的，是化為藝術的人類最本質的感情。一切沒有真摯感情基礎的先鋒文學早晚要枯萎，到那時，真正的先鋒才會為人們認識。在涉及拉美文學的這個段落里，我想向人們介紹一位秘魯20年代的文學先鋒--塞薩爾·巴列霍（1892一1938）。他從未自詡先鋒派，但他是真正的先鋒。他的豐富的詩歌創作來自一塊貧窮大地的哺育。

寫盡痛苦

巴列霍被人們稱為一個寫盡了痛苦的詩人。有人曾這樣評論說：在今天這個到處買賣快樂的時代，一切過分的幸福都是不道德的；為此，我們感謝塞薩爾·巴列霍吟誦了痛苦！[1]

1892 年，巴列霍生于海拔3000米的秘魯山區；1938年的一個陰雨天，巴列霍死于巴黎，應驗了他18 年前在一首詩里的預見。死因不明，醫生們診斷為饑餓所致。畢加索依據他的的遺容畫了許多幅素描，神秘的黑白筆觸再現了巴列霍山鷹般的目光和憂郁的神情。秘魯作家西羅·阿萊格里亞（1909-1967）曾這樣回憶第一次見到巴列霍時對他的印象：“我從未見過一張如此憂郁的臉。”[2]

巴列霍的個人經歷充滿了痛苦。當年輕的巴列霍感悟到發自內心的藝術沖動時，包圍著他的是邊遠山區的閉塞和拉美都市的保守。30歲之前，他連續體驗了喪母、失戀和因莫須有的政治罪名被監禁一百天的滋味。30 歲時，他發表了早于拉美先鋒派詩歌許多年的《特里爾塞》（這是一個自造詞，由“悲傷”和“甜蜜”組成，也許可以譯為《憂傷的溫情》），這部在西班牙語詩壇最具有突破性的詩集如石沉大海，反響甚微。翌年，他幾乎身無分文漂洋過海，來到巴黎。他曾幽默地預言：“我在巴黎將啃石頭。”玩笑不幸言中，饑餓伴隨了他半生。巴列霍常年病魔纏身，幾次住進使他萬分厭惡的醫院。

然而個人遭遇不足以解釋他的痛苦。

巴列霍是一個天性過于敏感的人。這種氣質在他身上體現為深切的同情心和細膩的藝術感受力。他寫過一組有關住院體驗的散文詩。肉體的痛苦、心靈的折磨、人生的荒謬，借著醫生的腳步聲、病床下的一雙空鞋得到切膚的傳達。他有一首名詩，題為《黑色使者》，詩中那獨特的形象和巫語般的調子，把沉重的感受如鏤如刻印在讀者心中：

人生有一些打擊，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它們像上帝的仇恨；

似乎面對這些打擊，

人生的所有苦水都倒流進心里……

我不知道！

……

而那個人……可憐的“人”……可憐的人！

他回過頭來--像被人在肩上拍了一下；

他轉過瘋狂的視線，

往日的一切經歷，

像一洼愧疚，

積蓄在目光中。

人生有一些打擊，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然而超常的敏感也無法概括他的痛苦。

大陸

巴列霍是拉美大陸之子，被欺凌的大陸用苦澀的乳汁養育了巴列霍的詩魂。

巴列霍的爺爺和姥爺都是來自西班牙加利西亞地區的神父，祖輩中的女族是印第安婦女，這是大多數拉丁美洲人的共同“身世”。歷史斷裂造成的特殊人格和拉丁美洲在現代文明中的邊緣地位，使拉美人的血質里有一種憂郁。巴列霍曾在一首詩里寫出了這種邊緣人的感受：

我出生的那天

是上帝生病的日子

那天他病得很重。

山區拉美人的性格尤其如此。我們曾在音樂一節里講過那個印第安音樂家的故事，他曾用死去的愛人的小腿骨做笛子吹奏出優美的亞拉維，“寒冷、閉塞、貧窮，蒼天、高山、鷹和羊駝，蒼涼的排簫和單調的山泉：自然環境磨去了高山拉美人語言中一切無用的詞匯。更主要的因素是殖民統治留下的壓抑心理。他們的言談簡練，帶著宿命論的語調。同是秘魯人的馬里亞特吉認為，巴列霍的詩常在結尾處出現”我不知道！“這實際上是安第斯山印第安人常掛在嘴邊的”有什么用！“的回音。馬里亞特吉還指出，巴列霍詩歌中表現出的悲觀主義沒有任何文學的淵源，”它像印第安人的悲觀主義一樣，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感情。它與東方的宿命論有一種模糊的聯系，這使它更接近奴隸們的基督教或神秘教的悲觀主義。”[3]巴列霍從未背叛過這種生命本色，他的詩歌語言也因此含蓄、簡練，敢于樸素化、口語化，擯棄了一切無用的文學性修飾。

巴列霍并沒有積極地參與印第安主義文學運動，也沒有在詩中直露地為印第安人呼吁，但是他的詩浸透著印第安式的感覺：

我靠兩根笛子理解這一切，

我憑一支豎笛讓人理解我，

其余的，去他媽的吧……

巴列霍出生在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占領美洲400周年的那個年份里，積蓄了400多年的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凝聚在巴列霍的詩句中：

時光用它的鐵爪

把房屋抓得千瘡百孔，

一頭金色公牛的剪影

悄悄爬上了房屋的大門，

那平靜的輪廓

又掠過臨近的棚圈，

公牛聽見了街角的祈禱，

《圣經》般古老的瞳仁里

透出對勇武的種牛時代的懷念！

……

我雙肘支在院墻上，

當暗色的染料在心靈深處取勝，

當清風在僵硬的枝條上

奏出豎笛膽怯、模糊的泣聲，

我吐出一息痛苦，

眼前金紅色的昏黃中，

死去的田園詩那悲哀的藍

在默默流淚！

這是一個未到成年就被剝奪了母親庇護的種族，詩人巴列霍以比常人強烈十倍的敏感咀嚼孤兒的滋味。他寫了許多首懷念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詩。他深深地愛著母親，懷念母親；但他懷念的不只是自己的母親，而且是整個種族的母親。

在詩集《特里爾塞》中的一首長詩里，巴列霍深情地回憶幼年時，母親怎樣像喂小鳥一樣哺育他和兄弟姐妹。這首詩的結尾是一段對母親的呼喚和對世界的抗議，種族的孤獨感已和人的孤獨感交織在一起：

大地在你的沉默中傾聽，

聽世人怎樣向我們收錢，

因為你給了我們那塊吃不完的面包，

因為你使我們住宿在這人世間。

但是，你肯定知道，

在我們小的時候，

當你把這一切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沒有搶任何人的東西，

你怎么不說話呀，媽媽？

旅歐的經歷使巴列霍體會到了更加普遍的人性，但是，歐洲對于他來說永遠是一個異己的他鄉。在一首作于巴黎的詩里，巴列霍以對母親（已去世多年）的口氣寫道：

母親，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

叫作巴黎。

一個又大又遠的地方，

一個……一個大極了的地方……

無論是在秘魯的首都利馬，還是在巴黎、馬德里，巴列霍總是想念著山區那兩條彎彎曲曲的白色小道，“他的心沿著這兩條小道步行回了家。”

巴列霍從未嫌棄這塊被世界遺忘的土地，無論走遍天涯海角，大陸永遠在他的心里：

我秘魯的群山啊，這世界上的秘魯，

地球腳邊的秘魯啊，我和你在一起！

一次，巴列霍考慮用塞薩爾·秘魯的筆名發表某篇作品，他死后，一位好心的朋友曾替他的”淺顯“解釋。其實，巴列霍沒有必要為這個沒有實現的念頭害燥：他是一個秘魯詩人，他也是一個真正的詩人。[4]

窮人

巴列霍愛著這塊貧窮的大陸，愛著這塊貧窮大陸上的窮人，巴列霍自己就經常生活在赤貧的邊緣。這個簡明的三重性也許就是理解巴列霍的一個重要人口。馬里亞特吉曾說他是一個”通曉貧窮的神秘主義者“[5]。他的詩里充滿了對窮人深切的同情：

人們喝著早茶……潮濕的泥土

從墓地送來親人的血氣。

冬天的城市……木輪車揪心的行進

似乎拖載著

一份鎖住的齋戒激情！

如果能敲開每一扇柴扉，

問詢某個不知姓名的人；然后

看一眼那些窮人，默默哭泣的窮人，

并把一小塊一小塊的新鮮面包分送給每一位；

如果能讓那雙神圣的手，

趁著一束光芒的閃現，

掙脫十字架上的鐵釘，

去搶富人的葡萄園！

清晨的睫毛，請不要抬起！

請把每日的面包賜給我們，主啊……

我這一幅筋骨屬于別人；

也許我曾偷了它們！

我所給予自己的，

或許曾分配給了他人；

我想，假如我未降生，

另一個窮人將端起這杯咖啡！

我是個卑鄙的竊賊……我無地自容！

在這寒冷的時刻，大地

人煙浮揚，又如此凄楚，

我多想敲開每一間小屋，

向任何一個陌生人請求寬恕，

并為他制作一小塊一小塊的新鮮面包

就在這里，用我心中的烤爐……！

這首詩的題目叫《我們的面包》[6]。

巴列霍在詩中直接描寫了一些勞動者：印第安人、鐵匠、農民、乞丐、犯人、腳夫……這些詩不多，但流露出一種令人感動的真誠敬意和體貼人微的柔情。在一首題為《黑影》的詩里，巴列霍描寫了一個在黑影里干活的鐵匠：

連蒼天都抽泣著休息了……

難道胡安不累嗎？

膽小的黃昏敗下陣來，

熔化在鐵匠的嘲笑中，

鐵匠猛獸般地工作著，

凄冷的嚴寒撩撥著他汗水涔涔的皮膚……

在詩的結尾，巴列霍這樣贊頌鐵匠：

看那夕陽中的剪影：

高舉鐵錘的臂膀，

迎著火光砸向鐵砧。

好一座無名的山峰，

它總是第一個迎擊陽光的偷襲，

為著它是群峰之頂！

在另一首描寫乞丐的詩里，巴列霍寫進了一個在公園里”像悔罪的影子“一樣行乞的老人。節日的公園不理睬老人，夕陽西下，老人消失在黑影中，而詩的結尾卻如旭日東升般輝煌：“落日在那隱去的骯臟袍影里，迎著一派偉大的奇跡，為一顆璀燦的寶石哭泣。”

巴列霍直接描寫勞動者的詩歌并不多，但這些詩往往都是一些相對難懂的詩。巴列霍沒有寫過政治宣傳品式的詩。他在進人藝術創作時，情感己經變成了語言。他并沒有因為描寫的是勞動者，就降低語言的水平。有人評論說，巴列霍的詩難懂，這并不是因為他只為少數人寫作；恰恰相反，他希望對所有的人說出盡可能多的話。緊張的心情使他的詩負荷過重，過于濃縮。他的語言有一種《圣經》語言的味道。

在巴列霍的詩里，愛的對象、同情的對象從每日所見到的具體的窮人，上升到廣義的、孤立無援的“人”：

愛那個身上有臭蟲的人吧，

還有那個在雨中穿著破鞋的人，

那個用兩根火柴為只有過一塊面包的死者守靈的人，

那個在一道門前受窘的人，

那個沒有生日的人，

那個在火災中失去了影子的人，

那個看著像鸚鵡的動物，

那個看著像人的可憐的富人，

那個真正的不幸者，貧窮的窮人！

……

愛那個會跌倒、會哭的孩子吧，

還有那個跌倒了卻已不會哭的男人！

巴列霍本人一生沒有擺脫貧窮的困擾，赤裸裸的饑餓是他生活和詩歌的一大主題。尤其在流浪巴黎的日子里，他靠給報刊投稿為生，多次瀕于流落街頭的邊緣。從巴列霍的書信集中，可以讀到許多讓人感慨的段落，有許多幾句話甚至一句話的電文向朋友告急：“四月份身無分文。”“病了，請多少電匯點錢來。”為了獲得一份微薄的西班牙獎學金同時又不失去在巴黎的撰稿人工作，他不得不編造一份在西班牙外省旅游以至無法去馬德里領獎學金的美麗信件，其實他當時根本沒去過西班牙。巴列霍曾萬分感慨地說：“靠寫作解決了生計的偉大作家是少見的，超群者的頭上永遠戴著荊棘冠……我命中注定要做一個高貴的窮人。”[7]這種狀況不為巴列霍所獨有，當時有一批拉美知識分子、藝術家在巴黎咀嚼著邊緣人的滋味。

巴列霍的詩在巴黎有了很大變化。浪漫主義和理想化的味道更少了，他的思想更加激烈。他對苦難的感受少了一分純形而上的色彩，多了一份生存的氣氛。他在巴黎寫下了一首饑漢的詩：

……

就一塊面包，難道連一塊面包也不能給我嗎？

……

怎么說也請給我吧，

哪怕是一塊能坐的石頭，請給我，

哪怕是一塊能吃的面包，請給我，

哪怕是——

西班牙語能說出的隨便什么東西，

總之，

喝的，吃的，住的，歇個腳的，

然后我就走開……

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形式，我的襯衫

太破太臟了

而我已經一無所有，這很可怕。

時代、天性和地位孕育了巴列霍的革命思想。這是必然的，至少是自然的。深刻的人道主義離革命只有一步。巴列霍在巴黎給友人的信里寫道：“我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永遠生活在資產階級的宴席桌子底下，我不知道革命是否主要來自窮人的憤怒。如果是的話，美洲的'革命使徒'們能在我的一生中找到一支革命大軍”。[8] 其實，巴列霍在年輕的時候，思想中就有了革命的酵素。29歲時所經歷的一百天監獄生活像一個觸機，引發了他對法律的懷疑，而且他的懷疑一開始就是本質性的挑戰。他在一篇作品中借一個人物的口說；“從來沒有一個人是犯罪分子，或者，我們所有的人從來都是罪犯！”

巴列霍1931 年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他曾三次訪問社會主義蘇聯，并寫了多篇報導。但是，巴列霍不是一個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帶有更多的拉丁美洲基督教人道主義精神和無政府主義的味道。他曾稱贊過托洛斯基的見解，在《西班牙，我喝不下你這杯苦酒》里，有一首很奇怪但寓意也很明確的詩，在詩里，巴列霍提醒人們“警惕沒有錘子的鐮刀，沒有鐮刀的錘子……警惕那些新的權貴……那些百分之百忠實的人……警惕空氣以外的天空和天空以外的空氣……警惕未來·……”。研究者們根據分析認為，巴列霍在這里讓人們警惕的，是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左的面孔出現的內、外野心家。

巴列霍是一個革命者，但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對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始終有自己的獨立主張。在一篇題為（藝術與政治）的雜文中，他提出，藝術家必然具有政治敏感，政治上的短視與高尚的人性、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相悖；但是，藝術家的真正使命不是直接參與政治，不是筑街壘、蹲監獄，而是喚起人們新的政治敏感，是給人性增加新的政治原料。藝術家的政治作用不一定顯示于第二天，而可能顯示于幾個世紀之后，“否則還要這些精神大師干什么呢？”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馬雅可夫斯基無法與陀斯妥也夫斯基相比。

宗教感

正如我們在宗教一節里所提到的，拉丁美洲人民是很虔信的人民，但是，宗教感在拉美人民中間主要表現為人道主義和愛的感情，他們所信仰的上帝更帶有自然的本色，更具有人的面孔。這種特點在巴列霍的詩里很鮮明。巴列霍的上帝是個有人情味的上帝。巴列霍愛他，同情他，向他學習，與他爭論。

巴列霍在利馬的大雨中承接上帝愛的淚滴，在轟鳴的雷聲里辨析上帝的旨意，這就是他寫過的一首題為（雨》的詩：

利馬……利馬下雨了，

污濁的雨水來自撕肝裂膽的

痛苦！利馬下雨了，

雨水是你愛心的滲露。

請別假裝睡去，

別忘記你的詩人；

我已經理解……理解了

你的愛在人問的方程。

在豎笛的神秘音韻里，

暴風雨般的、黑亮的美玉轟鳴，

那是你巫語般的應聲。

然而，下起了傍沱大雨

大雨撲向我的小路，我的棺柩，

棺柩之中，我為你形銷骨立。[9]

巴列霍與上帝一起在海邊散步，覺得“你離我很近很近”。巴列霍在為肉體之愛的脆弱哭泣時，想到上帝一定會哭得更悲傷，因為上帝所愛的人世是一個更大的肉體，上帝因為它永遠沒有心思微笑。巴列霍和上帝一起玩骨牌，他告訴上帝：

我的上帝，在這寂靜的黑夜里，

你已無法再玩下去，因為地球

在千百次冒險滾動后，

已是個被磨圓的色子，

它已無法停止滾動，除非落入一個坑里，

一個巨大的墓穴之坑。

這種人道主義感情的極致就是人與上帝的認同：

我的上帝，如果你是人的話，

今天你就會當好上帝；

可你總是過得很舒服，

你一點都不為你的造化痛苦，

而人卻為你苦著--上帝是他！

巴列霍后期的詩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形式上都轉向艱澀，直接涉及宗教的詩極少，《特里爾塞》第31 首幾乎是詩集里唯一一首明確以上帝為題的詩，也是詩集里僅有的兩首談及希望的詩之一。這一點意味深遠--上帝的終極含義是希望：

希望在棉花堆里呻吟

……

上帝吃驚地摸著我們的

脈搏，表情嚴肅，默默無語，

像父親費勁地捫及小女兒

纖細的脈音，

他費勁地，撥開血淋淋的棉花，

用手指捏起希望。

主啊，我愛你……

這就夠了！

巴列霍是一個真正痛苦著的詩人，但是他從來沒有背叛希望。就像在這首詩里，希望是一絲難以辨別的微音，巴列霍還有一首詩，通篇談絕對的痛苦，但那首詩的題目卻是《談談希望》。巴列霍因絕望懷著希望，他的希望來自信仰。巴列霍受洗的教名為塞薩爾·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是信仰者的象征。

靈與肉

激烈的精神搏斗和動蕩的生涯需要一種平衡，這就是女性的溫柔。巴列霍一生寫過許多涉及女性和情愛的詩，這些詩都寫得很美，很真，也很痛苦。

30歲前，巴列霍與三位女友的斷交都曾使他十分痛苦，尤其是與未婚妻奧蒂莉婭關系的破裂，當時她已懷孕。巴列霍對此沒有留下具體的文字，也沒有人能想象他當時的感覺，他表面上仍然衣冠整潔，只是常去酒館。但是那個時期的詩里有不少痕跡：

都結束了：愛語，昵稱，

只剩下綿綿苦難伴著我的成年

和我們這沒有來由的人生。

對于巴列霍成年的孤獨來說，女性無疑意味著一種拯救。他在陶醉的片刻里實實在在地說：“現在不空了，就是摸著也不空了。”

巴列霍本質的痛苦與具體的人、事沒有決定性的聯系。他的一次次痛苦不過是靈與肉搏斗的一次次演繹。他感受著女人，更感受著神秘的肉體：女人，你是灼人的黑色的浪，你是盛滿陰影的黑色圣杯……女人，因為你而有了以本能為質地的肉體。在《特里爾塞》里，這些細膩的感受變成了無法表達的痛苦。愛的極致是“無聲的喧囂”--這個詞組estruendo mudo在詩里變形為odumodneurtse，它己經不可能念出！

巴列霍強烈地感受著肉體，卻又強烈地盼望純潔的愛情。肉體的滿足同時孕育著缺憾。在親吻中，男人和女人互相贈與的是“殘生的暫時復活”。他曾寫過一首詩，題為《為愛人不可造就的靈魂而作》，表達對單純的肉體之愛的不滿：

……

我在煉爐里熔化了

多少女人那土色的鐵，

這煉爐就是我的信仰。

我曾想在異端的鐵砧上

把你打磨。

……

既然你從不愿

在我形而上之愛的激情中

再塑一個你，

那么請讓我抽打自己吧，

像一個有罪的人。

巴列霍那么強烈地愛女人，卻又那么堅決地宣布：“愛只有在不'愛'的時候才是強烈的！”一個真正懂得性愛之美的男人卻像苦行僧一樣狂熱地呼喚：

來吧，我的愛人，拋開肉體

帶著你那讓我吃驚的神的血液；

讓我做個像上帝一樣的男人，

像他一樣去愛，去孕育，

放棄感官的歡愉！

美在人間是一種誘惑，對于有詩人氣質的巴列霍則是更大的誘惑。有著過于敏銳的感受能力不僅意味著幸福，更意味著痛苦。靈與肉的美同時從兩極撕扯著他，他在缺損中追求完美；追求愈烈，完美愈難：

在沒有祈禱聲的地方，

愛就是一個犯罪的上帝。

心理學家們說，男人在一生中要經歷三個不同的成熟階段，在這三個階段里分別依戀三種不同的陰極象征：母親、女人、死亡（死亡在有陽性詞、陰性詞之別的西班牙語里是陰性詞）。巴列霍卻在陶醉中混淆三種女性的界限：

“母親替我攏好大衣的領子，不是因為天要下雪，而是為了讓天下雪。我父親的女人愛上了我，她逆著我的出生、朝著我的死亡走來。”

“愛人，請為我拔下雙翼上的釘子，哦，我再生的母親。”

“墓穴是永恒的洞房，在溫柔的黑暗中，所有的人都在愛的共同約會里相聚。”

巴列霍只活了46年。他活得太快，打亂了心理分析家們所說的生命節奏。

西班牙

巴列霍終生漂泊，從年輕時逃避追蹤始，坐監獄，漂洋過海，離家遠行，還要加上幾次幾乎使他絕望的醫院監禁。伴隨著流浪人生的，是詩中屢屢出現的告別、出發，被追蹤的逃犯感覺、疲憊不堪的旅人心情。

無法說清，究竟是漂泊的生涯造成了旅人心情，還是“道路的禱詞”制造了不安定的一生。巴列霍總是覺得沒有著落，總像在等待什么。其實，這幽靈般的等待就是追求的投影。苦苦的追求耗盡了他一生的熱情，他只顧匆匆前行，哪怕：

在這世界上有一個地方，

我知道它，但偏偏

我們永遠無法抵達。

哪怕我們的腳

一瞬間踏上了它

仍然如同從未到達。

此生中我們不時看見它，

這個地方走啊，走啊，

走成了一串地點。

在比我本人還要近的地方

在比我這對卵黃還要近的地方，

我隱約看見它總是離命運很遠。

你們已經可以步行著去了

或者純粹憑著感情去吧

那是個連貼郵票也寄不到的地點。

對那個偉大的“任何”地方，

你要是想向它殖民

那道茶色的地平線將會塌陷。

然而我所知道的那個地方，

它的確在這個世界上，

不折不扣地肩扛著背行走。

“把這面鏡子深處半開的那扇門關上”

“這扇嗎？”

“不，它的姊妹扇。”

“關不上。

我們永遠無法抵達

那個門閂還沒加工好的地方。”

我所知道的那個地點就是這么個樣。[10]

巴列霍終于走到了一個終點。

1936 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全世界的良心都注視著這場邪惡對正義的暴虐、強者對弱者的屠宰。身處歐洲的巴列霍迎來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37年，巴列霍寫下了《1936 年10月·巴黎》這首詩，這是一首預感個人生命死亡的詩。巴列霍的生命已神秘地接近尾聲，西班牙內戰像一股強勁的血液，奇跡般地延緩了巴列霍的殘生，巴列霍對這場戰斗也傾注了畢生最后的熱情。

就這樣，西班牙內戰天意般地成了巴列霍的人生解決。在這場投入中，詩人與歷史在叉路口會合，彼岸的希望與此世的希望融為一體。巴列霍說：“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感覺到個人如此渺小，從未意識到個人的能力如此有限。這種感覺使我迷惑。”人民的神圣熱情深深感動了巴列霍，巴列霍把一個詩人所能具有的一切理想、激情恭恭敬敬地獻給了人民：“詩人向武裝起來的苦難致敬！”在這場投入中，詩與它苦苦尋找的讀者也千載難逢地相遇。巴列霍為內戰留下了一本詩集--《西班牙，我喝不下你這杯苦酒》，此處的“杯”與宗教儀式中的“圣杯”是同一個詞。零散的詩篇以各種手抄本在戰壕里，在共和派戰士手中傳閱，而第一個以戰時版本出版了這本詩集的也是共和派的戰士。

內戰期間，有人寫了一本題為《我作證》的紀實作品。其中提到一個尸體被打爛了的農民民兵，人們在他的衣兜里發現了一張他手寫的傳單，錯字連篇，內容激動人心。巴列霍以這位普通農民戰士的故事為題寫了一首長詩，每小節的結尾都以同樣的錯字重復了傳單上的句子：“束告全體戰友！”詩的尾句是：“他的尸體充滿了生命。”此詩深為戰士們喜愛。

正義是神圣的。在巴列霍的眼中，共和國保衛者的戰斗升華為人類的圣戰，歷史的象征意義被烘托出來：

這是戰斗嗎？

不！這是激情。

激情的前面走著

被希望關在鐵窗里的痛苦。[11]

巴列霍的詩句“殺死死亡！”成為一句當時膾炙人口的詩的口令。

巴列霍還模仿《圣經》故事的口氣寫了一首題為《群眾》的詩，在這首詩里，“群眾”，即人類同情心的力量，堪與耶穌基督使亡人復蘇的奇跡力量相比：

在戰斗結束之際，

戰士已經死去，一個人向他走來

并對他說：“別死吧，我多么愛你！”

但是那尸體，啊，魂魄漸離。

兩個人走近他，也這樣對他說：

“別離我們而去！勇敢些！復生吧！”

但是那尸體，啊，魂魄漸離。

二十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五十萬人向他涌來，

呼喊著：“這樣深情的愛依然于死亡無奈嗎？”

但是那尸體，啊，魂魄漸離。

一百萬人簇擁著死去的戰士，

異口同聲地祈求：“請留步，兄弟！”

但是那尸體，啊，魂魄漸離。

這時，地球上所有的人

將他緊緊地圍住；那尸體，既憂傷又感動，看見了他們；

他慢慢地直起身來，

擁抱了眼前的第一人；邁開步向前走去……[12]

在那個歷史時刻里，正義者的陣營很早就感到了失敗的結局，他們只是默默地堅守著正義。巴列霍則在歷史進程中實踐著他的“絕望中的希望”。勝利與否已經無所謂，唯要堅守的是讓希望存活：

如果西斑牙母親倒下的話，

——我只是這么假設——

出走吧，屬于世界的孩子們；

走出去尋找她……

當血泊之中的西班牙傳來最后的噩訊時，巴列霍已陷人神秘的高燒昏迷--血快要流盡。巴列霍在譫語中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話：“我要到西班牙去……”臨終的巴列霍是幸福的，他在想象中戰勝了孤獨。

只有像巴列霍這樣一位苦難大陸孕育出的詩人，才有可能在人民的歷史進程中感受到溫暖。

真正的文學先鋒

巴列霍一生寫了300多首詩，生前只發表了一半左右。他的詩集輯在《黑色使者》（1918）、《特里爾塞》（1922）、《西班牙，我喝不下你這杯苦酒》（1937）、《人的詩篇》（1939）等四部詩集里。1988年，為了紀念巴列霍誕辰100 周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出版了《塞薩爾·巴列霍詩歌全集》。

對于痛苦之中的巴列霍來說，美好的詩無疑是一種安慰：

當太陽穴敲起它凄楚的鼓點時，

當刻在匕首上的夢使我痛心時

真想在這詩句上永遠停留！

然而，一般的詩并不能平撫巴列霍激烈沖突的靈魂。美洲灌輸給他的是原初的痛苦，美洲要求于他的是徹底的思想、全新的詩。新詩的誕生如同一場偉大的難產，巴列霍用無數奇絕的形象描述這種艱難。他稱新詩為“一個孤兒般強大的新的單數”；他稱新詩的誕生為“永恒的前夜”，稱新詩的誕生地是一個“還沒有海的海岸”。

為了理想中的新詩，巴列霍在語言的邊緣冒險，他的詩是對語言的強求。巴列霍至死認為自己“只有本領表達死亡，卻無法表達生命。”然而，語言的奇跡就在這痛苦的搏斗中誕生了，他對于語言的特殊感受能力，他駕馭、改造、更新語言的能力使當代評論家們至今望洋興嘆。我們在巴列霍的詩里既感受著語言的力量，更感受著巴列霍無法言說的激情。巴列霍的詩是他的心電圖，它們像一切真正的詩一樣，是不可譯的，我的試譯也是一種強求，而且只譯了一小部分勉強能夠譯出的詩。

巴列霍創造的是新詩，但不是新潮詩。巴列霍時代的拉美文人多數以追上歐洲先鋒派的步伐為榮，巴列霍卻毫不掩飾自己的鋒芒。他指出：“怯懦或貧乏是大多數先鋒派所以形成的原因，他們求救于先鋒派文學，并以'專業秘密'自我保護。”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巴黎，來自區區小國秘魯的巴列霍從未完全信任流行的超現實主義文藝流派，認為它的純藝術傾向掩飾著一種資產階級的情調。巴列霍珍視的素質是“真摯”，是“發自內在生命的、本土的沖動”。他認為“真正的新詩應基于一種新的感悟，新詩是簡樸的，富有人情味的，初看也許并沒有新意的。”后來，“感悟”便成為圍繞巴列霍的一個常用詞匯。

當大多數先鋒派藝術家在潮流過后銷聲匿跡時，巴列霍卻被當代人一點點地再認識。他的詩歌對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一些大詩人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波多黎各這樣一個小國影響了整個知識界的精神生活。20世紀60年代，在拉丁美洲興起了一陣重讀巴列霍的熱潮，因為時代憑著敏感嗅出了巴列霍徹底的反叛性。但是，巴列霍至今也不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詩人，他并沒有很多讀者，他的讀者都是和他一樣徹底的人。

作為一個拉丁美洲的詩人，作為一個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詩人，巴列霍的詩歌語言給古老的西班牙語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了重大的革新，揭示了無限的可能性。巴列霍出生在被西班牙殖民主義者毀滅的古老印加帝國的土地上，然而他卻將最后的一腔熱血獻給了西班牙人民的正義斗爭。這個結局意味深長，一個深藏自尊的“窮人”給予世界的教育正在于此。

 

注釋

[1] 《美洲紀要》雜志，1992，N.34，p.13

[2] 安德雷·科依內：《塞薩爾·巴列霍》(Andre Coyne: CESAR VALLEJO, Ed. Nueva Vision, 1968, Bs.As, Argentina, p.16)。

[3] 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白鳳森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7 年。第260頁。

[4] 安德雷·科依內：《塞薩爾·巴列霍》，140頁。

[5] 《美洲紀要》雜志，1992，N.34，p.15

[6] 塞薩爾·巴列霍：《詩歌全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出版），第78頁。

[7] 塞薩爾·巴列霍：《藝術雜談》，《書信集》。p.155.

[8] 塞薩爾·巴列霍：《書信集》，p.174.

[9] 塞薩爾·巴列霍：《詩歌全集》p.100.

[10] 塞薩爾·巴列霍：《詩歌全集》p.295

[11] 同打8頁注①，p．加2.

[12] 塞薩爾·巴列霍：《詩歌全集》p.475.

摘自索颯：《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