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遷徙路上的“小候鳥”，他們不知道未來是怎樣的。

 
遷徙路上，也有快樂時光。

貧瘠的山村很難留住人。

遷徙，總要背著厚重的行囊。

　　3月，是學子們背上書包回到校園開始他們新學期學習生活的時候。然而，對于家住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的武銘來說，命運卻將不到20歲的他指向了另一個方向——外出打工。

　　武銘自幼父母離異，他跟著外婆一起生活。少年時期的他，性格稍顯孤僻和偏執。讀高中時，因一場期末考試遲到被監考老師拒之考場外，他便輟學外出打工。從此，他的身份從高中學生轉變為了農民工。

　　像武銘一樣，無論是迫于無奈，還是迫于生計，農民工已成為每年冬季和春季中國人口流動大軍中的最大群體。根據交通運輸部發布的數據，2017年春運的40天，全國旅客發送量約29.8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2.3%。30多年來，春運大軍從1億人次增長到今年的29.8億人次，我國農民工數量增長到3億多人。

　　在武昌開往昆明的K109次列車上，筆者見到了從湖北省天門市前往云南省昆明市務工的黃斌夫婦。當筆者提出給他們二人拍張合照時，黃斌的妻子顯得很靦腆，“都上了年紀了，又不好看，有什么好拍的，千萬別拍我。”她說。坐在妻子身邊的黃斌卻立刻坐端正，將背包里的帽子拿出來戴在頭上，他要打扮得帥一點再拍照。

　　“這是我們去昆明的第六年了。”黃斌告訴筆者，以前，他和妻子是家鄉村里的鞋匠，妻子在村里賣涼鞋，他自己到城里給人擦皮鞋，因為要照顧兩個未成年的孩子，所以夫妻二人年輕的時候并沒有選擇外出打工。現在孩子都長大了，他們在家鄉做農活的收入也不多，因此，夫婦倆就在親戚的推薦下來到昆明，租了一間12平方米的門面賣皮鞋。黃斌夫婦在昆明務工這些年，只有過年才回家。

　　53歲的黃斌，上有老下有小，出門在外最讓他牽掛的就是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他說：“家里的兩個老人身體很好，他們在家里種了莊稼，每月還能享受到國家的補貼。村子里的鄰居也很好，家中老人遇到麻煩事時，鄰居都會來幫襯。”

　　筆者問：“你們為什么會選擇到昆明賣皮鞋？”這時，黃斌的妻子終于開口了，“昆明天氣好，四季如春，穿皮鞋的人也多。另外，我的姐姐也在昆明做鞋子生意，她幫了我們不少忙。我們年紀大了，苦力活做不了，就想跟著我姐姐在昆明做點鞋子生意，沒想到這一晃就過了六年。現在我們在昆明也認識了不少朋友，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客戶，我們打算在昆明長期做下去了。”

　　開皮鞋鋪的黃斌夫婦一年能掙三萬塊錢，相比在家鄉務農，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但日子依然過得節衣縮食，這是因為他們想多掙一點錢給兩個兒子娶媳婦用。“現在娶媳婦和我們那個年代不一樣了，沒有十萬元彩禮錢是根本娶不到媳婦的。我們村里好多男孩，既不瞎混，長得也不丑，可因為沒錢，就是娶不到媳婦。哪個父母能不為此操心？我家大兒子今年28歲了，人長得帥，性格也好，卻還沒結婚，主要就是因為沒有錢。”

　　說起兒子，黃斌的妻子隨手打開手機相冊，翻看兒子的照片，她手機里的一百多張照片中有一大半是兩個孩子的。她說：“想兒子的時候我就會看看他們的照片，如果他們不給我們打電話，我們通常也不會打給他們，怕孩子們忙。”

　　“城里有家，鄉下有老家”，這是黃斌夫婦的夢想。不過，他們離實現這夢想似乎還很遙遠。

　　數據顯示，全國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2011年為2049元，2012年末為2290元，2013年為2609元，2014年為2864元。盡管呈逐年增長態勢，但城市里房租、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壓力仍讓務工人員感到城市與農村的不同。

　　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達56.1%，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45%左右，努力實現1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盡管各地采取了多項措施保障農民工權益，但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在短期內仍難以縮短。數億進城打工的農民“鐘擺”于城與鄉之間，成為了“遷徙的中國人”，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礙。

　　在被問及將來是否回貴州發展時，武銘回答道：“貴州這兩年發展得不錯，我也考慮過在貴州開一家旅行社，但是我現在還停不下來，我不知道我為什么要走，但我也找不到留下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