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 仃

三味書屋（1954年）

苗家繡女（1960年代）

蘇州留園（1954年）

被譽為20世紀“大美術家”的張仃先生（1917年7月-2010年2月）在漫畫、年畫、宣傳畫、壁畫、中國畫、藝術設計、藝術教育和美術評論等領域皆有著重要貢獻。從他人生的歷程和藝術求索之路可以感受到中國現代美術的風云變幻，也可以感受到藝術與生活與時代的溫度。今年是張仃先生誕辰100周年，中國美術館特此舉辦“它山之石——張仃誕辰100周年紀念展”，旨在緬懷前賢，啟迪來者。

張仃號“它山”，《說文解字》中，“它”是“蛇”的古體字，這一方面出于其對故鄉蛇盤山的眷念；另一方面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表達了其對自然、生活以及各門類藝術的學習借鑒之愿。張仃藝術思維超前，才識過人，早在延安時期，因其時尚的設計便有了“摩登”的代號，此后張仃繪畫對西方古典、現代美術多有融匯，并從中國民間藝術中汲取了養分。

新中國成立后，舊中國畫體系面臨難以真切反映新的社會生活與時代精神的困境。如何“推陳出新”？千年的筆墨何以當隨時代？這在當時成為焦點話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畫的探索、繼承與發展。倡導以寫生方式改造中國畫的李可染得到張仃的鼎力支持，并促成了1954年李可染、張仃、羅銘三人從杭州到紹興、富春江、蘇州等地，歷時三個月的江南寫生。此次寫生，張仃以西方繪畫對景寫生的方式，突破傳統的文人畫體系，表現江南山水庭院的清新和溫情。他直接用毛筆在宣紙上現場繪制，筆法遒勁，皴擦點染并施，畫中的明暗、透視以及對于光影的運用，是過去中國畫中罕見的。這一新的繪畫觀念與實踐，盡管與徐悲鴻所提倡的中國畫改良有著相似之處，但“對景造境”的直接寫生，表現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當時被視為創舉，為困境中的山水畫發展找到了新徑，具有里程碑意義。

經過“文革”紅色海洋的磨礪，張仃似乎更鐘情于墨的純粹。他在一本黃賓虹的焦墨山水冊中獲得了內心的安寧和寬慰，那墨色世界的大千萬象，那墨韻中所蘊含的五彩乾坤，喚起張仃文化的深層記憶。張仃沒有留連于自己在色彩、裝飾、構成等方面的藝術成就，毅然轉向研究中國水墨傳統，向清代程邃、髡殘和近代黃賓虹的繪畫語言學習，在焦墨的生成，焦墨的特點，焦墨的審美習性諸方面進行深入的探索與研究，并以大量的實踐體驗焦墨之美學境界，在探索的道路上“叩寂寞而求音”，并將焦墨的局限化為極致，以干求濕，以燥求潤，以骨法的線性表現自然形質，以墨的蒼渾取代水墨暈章，在皴、擦中豐富山、石、草、木的陰陽向背；在行筆中展示江、河、湖、海的跌宕流韻；在渾沌中發出熠熠光芒。使焦墨這種中國古有之法，拓展為一套獨立完整的藝術語言。在西畫尊重對客觀現實感受的同時，融入中國筆墨主觀表現的文化意象。由此，視覺和心靈在焦墨與飛白的強烈對比中靈光紛呈。

張仃所用的“線”，不僅僅是用毛筆來勾勒自然的客觀形態，他的運筆遒勁從容、意態盎然，開合之間融入了篆書的意象、篆書的象形、篆書的意味、篆書的氣韻，在客觀世界和主觀精神的交融中，進行提煉。所以他的線條有書法的韻味和功底，而這種功底使他的“對景寫生”具有中國藝術的高古蒼渾和縹緲的意境。

在繪畫題材上，張仃更是將寫實山水加以升華，把人文關懷、家園意識、英雄史詩和歷史滄桑帶入山水畫，開辟了中國山水畫藝術的新境界，焦墨山水得以在中國畫系統中斐然成章。

不論是“江南寫生”的清秀雅麗，還是“焦墨山水”的蒼勁風骨，既是時代的造化，更是藝術家的抉擇。張仃一方面“守住中國畫的底線”對中國傳統水墨加以發展，體現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認同，另一方面接受西方優秀文化的啟示，貫之以西方寫生創作的方式，走出中國畫創新的一條道路，其獨立的人格，超凡的智慧和膽識，以及對生活的熱情，對當下中國畫創新變革具有啟示意義。

藝術不僅在于對美的發現和表現，更在于創新。創新是對人類進步的禮贊，創新是對人自身價值的肯定。記得20多年前我曾拜訪張仃先生，他當時送我一本畫集，并告訴我，藝術的創新是要通過無數次的探索。是的，張仃先生便是令人敬仰的探索者。

2005年，張仃先生將不同時期創作的漫畫、年畫、中國畫等130幅代表作品捐贈中國美術館，我想，這位“大美術家”是有大視野，也是有遠見的，更是有高風亮節的。作為中國美術館典藏活化系列展，本次展覽粹選了館藏張仃先生的中國畫作品30余件，并以時間為序，期望廣大觀眾從作品中領悟藝術家的初心與堅定不移的跋涉，感悟到其情感與意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