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來

去年，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相繼發布了小說《三只蟲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被稱為“自然三部曲”或“山珍三部”，寫的是蟲草、松茸和岷江柏，都是生長在青藏高原、又被當今的消費社會過度消費的植物。阿來的議案也和環保有關，2013年呼吁維護生態安全“底線”，2014年為推進自然保護區立法支招，去年的議案則涉及野生動物、珍稀植物的保護。2017年兩會，阿來的焦點放在了哪里？

最重要的公平是教育公平

“今年我的關注點換了。”阿來告訴記者，今年兩會他關注的是邊遠地區教育問題。

無論是關注環保還是教育，當然都和他的寫作有關。“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阿來的寫作方式，做大量的案頭工作，然后到生活現場去切身感受。比如寫《格薩爾王》，他斷斷續續用兩年多時間，跑了三十多個縣，幾十萬平方公里；寫《塵埃落定》，他閱讀史料并實地考察三年多，每一個細節做到有史可依，還原到當時的場景中去。作家并不只是坐在書齋之中憑空想象，他為作家這個詞做了重新注釋。在行萬里路的過程中，他也發現了很多不被大多數人看到的東西。“多數人大代表的工作可能在一個行業、一個單位，關注自己行業多一點，而作家經常深入生活，到處看，看到的也多一些。”阿來說，作家算是代表中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的身份可能會超越個人，更關注公共話題。

一個邊遠地區的縣城里，有一所中學，上千號學生，高考沒有一個上線的，或者上線也是零零星星，不超過兩位數。在阿來的走訪中，這樣的學校大量存在。他發現，國家對邊遠地區教育大量投入，但投入都集中在了硬件上，把過去比較偏僻、條件不好的小學歸并起來，建立一些比較大的學校，房子蓋好，孩子都寄宿，伙食費也都由國家出，但這還是沒有解決教育的根本問題。“住好房子當然可以，但誰有聽說過，住好房子出來的人就聰明呢？吃飽吃好當然好，但誰又聽說過，吃得好的人學問就多呢？”

同時還存在一種沒有得到適當管制的“競爭”現象，條件好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集中了好的教育資源，大家都愿意去，而邊遠地區稍微有一點名氣的教師，迅速就會被挖走。不僅挖好的老師，好的學校還去邊遠地區挖好的學生、尖子生。這樣產生疊加效應，好的越來越好，差的越來越差。并不是說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認真不認真，而是教育水準問題。“你想，剩下的這個學校的教學樓再漂亮、修得再好，沒有好老師，好學生，教學質量怎么會好呢？”阿來指出，這也造成了學風的渙散，剩下的老師和學生難免就會覺得“我是被這個社會拋棄的人”。家庭條件好的、有點經濟收入的，會把孩子送到城里好的學校，一般收入的家庭也不想虧待孩子，一年花幾萬把孩子送出去，這對工薪階層和農民造成了巨大的負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孩子十來歲就不和家庭生活在一起，親情淡漠。

“今天的我們講社會公平，我覺得真正關乎私人公平的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公平。”阿來反思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好的老師走了，好的學生走了，然后家庭條件好一點的學生也走了，真正留下來的，是那些需要通過教育來改變命運的人，那些出身貧寒的農民子弟、普通工人子弟，甚至那些普通小公務員的子弟。教育抓住的是少數人，卻放棄了大多數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阿來看到有些人靠個人力量去支教，這是遠遠不夠的，而是要變成一種國家行動。他認為，發達地區不應該去貧困地區搶奪資源，而是應該反過來去支援，這才正常，全世界都是這樣，中國人也應該有這種意識，而且國家要有適當的政策來保護、扶助邊遠地區。

文化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是往前走的

關注環保，關注教育，阿來也關注著藏區的文化。在阿來看來，文化是一個進程，是往前走的。今天的藏族文化特色鮮明，“我們很多人認為它自古就是這個樣子，其實不是的。”兩千年前佛教還沒有從印度傳入，西藏完全是另一番模樣。阿來說，這說明文化是發展的，隨著社會進步，有些東西一定會消失，新的觀念、新的生存技術也在產生。比如過去用牛耕地，農民都知道很麻煩，用它幾天，一年四季都要照顧它，要喂它吃東西，要放牧在山上，還要管它別被狼和豹子吃掉，它還可能生病，后來拖拉機一出來，農民覺得拖拉機多好啊，加點油就干活，不用時扔在一邊，工作效率也高多了。這樣一來，過去圍繞牛產生的那一堆文化就漸漸消失了。“如果我們說為了保護這種文化，你們不要用拖拉機還用牛，這是不行的。”

古老文化中也有很多糟粕，是一體兩面的。比如說佛教信仰，都說有信仰好，但很多人去拜佛只是希望孩子高考考高分，希望有所獲，這不是真正的信仰。比如有人說保衛四合院，實際上四合院地方窄窗子小，生活各種不便，那些人是自己住在樓房里說空話。阿來說，“我們不能為了文化而文化”，有些風俗習慣是和生產生活連在一起的，如果說保存傳統文化，我們要保存的是哪一段呢？保持夏朝的還是商朝周朝的，或者漢朝唐朝的？“文化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是不斷進步的，我覺得人不應該過多去干預這個過程。”

時代在進步，也隨之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阿來小說中映照出的消費社會的貪婪。阿來認為，我們現在精神和物質不夠平衡，變成了一個過于物質主義的社會，今天的新文化被消費主義籠罩，并不那么健康，也造成對環境、對一些該尊重的東西不夠尊重。精神文化是從過去延續到當下的，與其說是保存古老文化，不如說讓我們的電影電視不要那么娛樂化，多傳遞一點正能量的、高雅的、精神性的東西，“不在于有沒有舊文化，而在于我們創造的新文化健康不健康，這才是真正有生長性的”。

我們寫人性的惡特別大膽，有時候太多了一點

一切都和阿來的文學觀有關。阿來的文學是厚重的，明亮的，泛著青銅的光澤。在阿來看來，如果只把文學看作是特別純粹的、跟社會生活沒有關系的，那是一種比較狹窄的藝術觀念。作家不可能跟社會沒有任何關聯，而作家要真正寫出好的文學作品，跟作家對社會的認知有很深的關系。文學可以寫陰暗，但并非單單是要去寫陰暗，“我們寫人性的惡特別大膽，互相揣摩，有時候太多了一點”，阿來不欣賞這類小說。他認為，文學要把社會更寬廣的東西寫出來，即便往往持有一種批判的質疑的態度，也要有一個更高的視野，而不是個人的感受和情緒的發泄。像《三只蟲草》，現實是殘酷的，溫暖卻是其底色。“現在文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如果我們把情節處理得稍微溫暖一點，好像就是歌功頌德、粉飾現實了，但我覺得文學不是這樣的，文學還是要鼓勵人，要給人以溫暖和希望，讓人發現美好。”

另一方面，好的文學不是站在作家個人的角度，而是盡量站在書寫對象的角度來思考。阿來說，現在很多作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總是俯視別人，自認為是精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里面不好的部分。文學創作應該將心比心，想一想你是他的話，你又該怎么辦？阿來深入生活，并不只是去找老百姓，而是去了解小說涉及的種種人物，包括官員、商人等，站在他們的角度看問題，仔細揣摩。他指出，社會構成是復雜的豐富的，社會各個階層、方方面面構成了立體的社會，僅僅站在我們自己的角度，我們會對世界產生不太全面的看法。

走到社會深處去，阿來還在繼續。在他駐地賓館的桌子上，還攤開著一摞書，和一臺隨時準備工作的電腦。他正在寫一部或一篇新的小說，“我寫這個東西，要考察的地方很偏遠，離成都要兩天車程，我已經去了五次了，資料我也都帶著隨時看”。阿來的文學作品，和他的知識分子情懷，都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