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與瑪吉斯夫婦一起參加“兄弟宴會”

堅持守攤的舊書商

我曾瀏覽過羅馬臺伯河岸的夏夜書市，伴著近旁流水與意大利紅男綠女的輕歌曼舞，但總覺得它不及塞納河畔舊書攤特有的異趣。

幾十年前我初到巴黎，立時被塞納河邊一排排綠色木箱連環的舊書攤吸引。從右岸盧浮宮碼頭啟程，過圣路易島的瑪麗橋，再踱步到左岸杜赫奈爾和伏爾泰兩條沿河走道，全長約4公里。對這一奇景，法國作家讓·迪杜爾描繪：“塞納河是獨一無二在兩排由書籍筑成的堤岸中淌著的水流”。“舊書商文化協會”主席熱羅姆·嘉萊也表示：“分列塞納河兩岸的長排書籍有若兩道江堤一般”。

確實，塞納河畔是一處世間淘書寶地。有心人甚至可以在此找到各類彌足珍貴的文學典籍。譬如，筆者在貢蒂沿河道上曾見過套著紙板書殼的19世紀原版《拜倫勛爵全集》，覓到早年精裝的查理·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華》、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和熱拉爾·納荷華的象征派文學杰作《火女》等等。歷史類方面，僅巴黎圣母院后邊一處書攤就有將近400種關于法國皇帝拿破侖一世的書籍，林林總總，各有其歷史價值。自不用說其他封建王朝的編年史，以及1791年9月3日頒布的《法國憲法》的原版，標價150歐元。

杜赫奈爾沿河道35號對面的讓-瑪麗·盧基耶書攤，被業內人士稱作“孩童書苑”，有多種“童子軍”書籍，專供家長領子女光顧。至于文化藝術類，則有在他處難以找到的木版、銅版或石印繪畫、音樂著作，尤其是法國野獸派馬蒂斯，印象派馬奈、莫奈、米耶，以及馬克·夏加爾的畫作和歐洲各國的藝苑擷英。

我最感興趣的是人物傳記，譬如路易絲·米歇爾這位“紅色圣女”，中國在晚清時代就介紹過。《天義報》于1907年刊出“情僧”蘇曼殊在日本所撰奇文《露伊斯美索爾遺像》。曼殊法師偶于故紙堆中得英國人祖梨手饋路易絲·米歇爾肖像，感其“英姿活現”，嘆曰：“極目塵球，四生慘苦，誰能復起作大船師如美氏者耶？”

我碰巧淘到書紙已泛黃的《路易絲·米歇爾坦蕩一生》。諸多米歇爾傳略中，這大概是最早的孤本，得之真是喜出望外。更令人興奮的是，幾年后我在圣米歇爾舊書叢里找到了一冊《第一國際會員及巴黎公社社員與卡爾·馬克思通訊集》，其中有一封俄羅斯女郎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于1871年4月24日自巴黎托人往倫敦捎給馬克思的秘密信札。信中談及巴黎公社面臨凡爾賽分子準備發動總攻，急待倫敦方面支援，而她自己則已決心戰死在街壘上。依據這一珍貴歷史文獻，我給《瞭望》雜志寫了報告文學《馬克思的秘密使節》。繼之，我完成了長篇小說《夜空流星》。

由是觀之，塞納河堤岸的舊書攤不僅有供外邦游人欣賞的異域風情，更是一泓汲取智慧靈感的不竭源泉。塞納河堤岸的舊書攤始于16世紀，歷史悠久，徽記為一只蜥蜴注視利劍的圖案。蜥蜴標志舊書攤主追求陽光，利劍象征他們酷愛自由。1789年法國大革命沒收大量封建貴族的藏書，成了舊書商創業的契機，到拿破侖時代得到巴黎當局認可合法化，在伏爾泰沿河道和新橋一帶駐守發展起來。1891年，攤主們獲準將綠色書箱固定在堤岸護墻上，夜間不需要搬運回家。1900年世博會時舊書攤達到200家，每家四個書箱，占據十來米長的砌石欄桿，攤主隨意作息，只有雨天才自行歇業。經營者自備書箱，無須繳納任何租金和稅款。1930年舊書經營真正趨于穩定，到1991年，塞納河堤岸邊千余“綠箱”中的古舊書籍總數達30萬冊，規模空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渥太華、東京等城市起而效仿。自2014年起，這里開始舉辦“塞納河堤岸書攤節”，屆時由50家書店聯袂，競相推出最佳古舊書刊給讀者，并參加一年一度的“國際稀有書籍和手跡沙龍”。

在塞納河邊設攤，須得向巴黎市政府提出申請，申請人要具備足夠的文化知識和從業特長，歷史清白，無犯罪前科。2010年，申請者逾百家，但獲準的僅23人。另外，市政府還規定，每個攤位的長度最多不得超出8.6米，高不可越出2.1米，以免妨礙塞納河岸自然景觀。

斗轉星移，舊書攤經營隊伍不斷壯大，從1606年在新橋起始的24戶，迄今已擴充至250家。冬去春來，他們恪守傳統，像哨兵一樣守護在舊書叢的崗位上。凡陳列于攤上的書刊，均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防止漬水，保障毛毛雨天里也能照常營業。據老人們說，當年舊書商冬日堅持守攤，都習慣在外衣里鋪填好幾層報紙，那是最有效的御寒辦法。

舊書攤主最珍視的是自由。熱羅姆·嘉萊表示：“我們有自己的工作時間表，按個人意愿安排，不受任何拘束”。人們一般不知道，從傳統上看，塞納河畔的舊書商群體始終抱有“無政府”理念，蔑視主宰社會的權威，更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堅定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尊嚴。這一特征，在舊書商出身的讓-雅克·瑪吉斯處顯示得尤為鮮明。我是上世紀70年代末跟他在圣米歇爾噴泉結識的。讓-雅克的父親崇尚自由，不甘受雇傭關系羈絆，選擇到塞納河畔擺書攤，清平一生。老瑪吉斯去世后，其孀婦攜子繼續打理綠色書箱，讓-雅克由此與書本結下不解之緣。他向我表白：“我承繼父業，選擇這行至今，是因為它自由”。正是為了法蘭西民族的自由，他在二戰時參加了抵抗德國納粹法西斯的游擊隊。然而，巴黎解放后，他又回到塞納河的圣米歇爾堤岸，重新擺起舊書攤。

我深為他的品格所動，一直難忘二人的頭一回接觸。那一年，我到聯合國教科文總部工作，甫抵巴黎即去圣米歇爾堤岸找尋列昂·克拉泰爾的小說《伊納赫依》。這是一部描寫巴黎公社的作品，完稿于1887年。由于公社慘遭血腥鎮壓，該書直到1931年才得以由法魯瓦書局印行面世，現今早已絕版。瑪吉斯聽聞一位中國作家在苦尋此書，自己專門從舊書商聯絡網中淘得，欣然將這本絕版珍籍免費贈送給我這個素昧平生的異邦人，令我感動至極。他坦誠地說：“我是個書商，但做買賣不是我生活的理想”。

現今，游客每天在圣米歇爾舊書攤前川流不息，但絕少會有人想到，老邁舊書商中間竟有如讓-雅克·瑪吉斯這樣懷抱理想的超凡智者。他們以傳播人類文化知識為天職，不屈服金錢和權勢，安于清貧，僅靠出售舊書所獲的微薄收入逸然度日。實際上，這些舊書攤主才是“人類文化遺產”真正的優秀傳人。

正基于此，他們對塞納河堤岸文化目前面臨的“認同危機”感到憂慮。從20世紀末葉起，旅游產品逐漸充斥巴黎的舊書攤市場，形成塞納河畔的霧霾，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當地市府規定，每個攤位銷售旅游紀念品的比例不得超過25%。可是，按一個攤位出售舊書可獲100歐元計算，如改賣旅游紀念品，其營業額卻可以翻上5倍，這對不重視書籍價值的常人顯然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針對近年出現的形勢，巴黎電視三臺記者讓-克洛德·伽利做了一番現場調查，見證一些攤位上堆滿塑制艾菲爾鐵塔、巴黎街道牌和鑰匙鏈等小玩意兒，令書籍退位，幾乎變為一種門面裝飾。這種現象，用漢娜·阿倫特的“大眾文化危機”之說，從供求推銷術審度，并不難理解。然而，接受記者采訪的舊書攤主卻對之憤慨不已。50歲的瑪麗在塞納河畔專營藝術類古舊書籍，已經有20多年，她憤憤表示：“這是旅游紀念品入侵！人們來此不再為買書。我大概在進行一場過時的搏斗。”瑪麗的同行讓-米歇爾在梅吉斯里沿河道也有15年從業經歷。他聲斥那些在堤岸廉價販賣偽劣旅游產品的經營者：“這些人怎能算是書商，他們根本不懂書籍，十足的一伙盜賊、流氓！”我的法國朋友讓-雅克·瑪吉斯則干脆斷言：“大眾旅游簡直成了一種污染！”

依筆者所觀，這是一些不隨流俗，似乎“迂腐”的人。讓-克洛德·伽利在結束其調查后描述：“他們預感到巴黎天空的風云變幻。陣雨過后，又一如既往，以慣常的堅定，打開攤位的綠箱，從里面取出幾分鐘前避水保護完善的古舊書籍和以往的時代版畫，呈現于世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