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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內蒂

《群眾與權力》[英]埃利亞斯·卡內蒂著馮文光劉敏張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與蓋滿民族烙印的布洛茨基不同，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屬于二十世紀流亡作家中的另一種類型。他的著作無不籠罩著國家主義的低氣壓，卻很少浮現(xiàn)出真實的國家姿影。他的出版商和翻譯者甚至經(jīng)常分不清他是保加利亞人、德國人還是英國人。這種“國際主義”并非個人選擇的結果：作為西班牙猶太人的后裔，他成長在歐洲國土危脆、法西斯極權有條不紊地高速膨脹的時代。這個時代培養(yǎng)了很多顛沛流離的作家和哲學家，而卡內蒂是他們當中最具有自覺意識的一位。他是所有語境的客人，在國族身份上如此，在語言上如此，在學科分類上亦然。他早年學習化學，卻從未想過成為化學家；當他鉆研于人類學研究時，又完全擱置了文學的創(chuàng)作。1981年的諾貝爾獎授予他的原因，并不僅僅基于那部書寫“頭腦和世界的悲劇關系”的瘋狂小說《迷惘》，而是出于他為數(shù)稀少的各類著作的集體魅力。它們共同描述了那個世紀的兇兆和苦果，以及“存在的巨大多樣性”。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卡內蒂的全部作品（一本人類學專著、少量的小說、劇本、雜文和“自傳三部曲”）都是“人類學”的——他的性格里天生有著觀察同類的強烈欲望。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像生物學家觀測鳥群的行跡一樣打量著人的行動范式，并用自己的方法為之歸類。從他的家庭成員、公寓飯桌上的各色鄰居到大街上游行的人群，從參加音樂會和朗誦會的反戰(zhàn)分子到火災現(xiàn)場的逃亡者，從猶太同胞到非洲土著（他從各種書籍和談話中學習他們），他的考察對象無所不包，當然也包括他自己。一旦投入狂熱的人群，他也會不由自主地隨其律動，但無論多么沉迷，他總能分出一縷靈魂，用來冷卻和追根溯源。

在1936年到1963年期間，沒有任何組織委托或者“課題項目”，僅僅是出于多年來積壓的內心需要，卡內蒂開始寫作《群眾與權力》。這是他經(jīng)久不衰的作品，再版時通常不聲不響，卻是世界知識群體爭相征引的“寶庫”。暢銷的學術著作愛從熱點出發(fā)，而卡內蒂具有拔出歷史情境的力量。他是偉大的警句式作家，論斷清晰而意象神秘，好像中世紀尼德蘭畫家博斯的寓意畫,令觀者“腦洞”無限。二十世紀歐洲的警句體裁，在總體上具有強烈的法國風格，布朗肖、巴什拉一定會喜歡卡內蒂的作品，但法國人和德國人多少都有遺傳性的歷史主義傾向，而卡內蒂的靈感盡管源自于法西斯創(chuàng)傷，最終提純出來的卻只有人類聚集的形式。對于咖啡館窗外上下班的人潮，波德萊爾和本雅明會關注它的文化性，福柯會關注它的社會性，而卡內蒂則聚焦于生物性。像是通貨膨脹在某一天如何引發(fā)了個人與人群的身心變化，這一視角具有某種原始的科學主義魅力，而它主要源自于他的經(jīng)歷。他曾在一戰(zhàn)爆發(fā)時在公共場所挨揍，也看過哈雷慧星引發(fā)的驚嘆和私語。他讀取和記憶了這些場面的形狀、顏色和動態(tài)，然后迷戀于尋找它們的規(guī)律。這種方式并不同于勒龐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也與弗洛伊德的方法迥異。在某種意義上，《群眾與權力》是他有意與弗氏對抗的結果。那個時代的維也納人瘋狂地崇拜“俄狄浦斯情結”，而卡內蒂理解中的希臘悲劇與現(xiàn)代生活的聯(lián)系，卻是另外一種。他從未被現(xiàn)代化的學科系統(tǒng)和它的歷史邏輯所束縛，甚至他發(fā)現(xiàn)的瘋癲也不完全是福柯式的。福柯的“知識考古”對他來說也不是必然的，因為事件的社會性只是人類行為的一個層面，而不是全部。卡內蒂的寫作是身體性的，特別是視覺性的。書對于他來說也是一種生物，語言的基礎則是肉體感受。比如hold這個詞的發(fā)音和形象，源自于獵手抓住獵物的一瞬間，在它的身體上形成的那個凹陷。基于此，他發(fā)明了一種語言上的擬態(tài)，讓作品像熱帶植物一樣多彩而自由。他的“人類學”中充滿了自己的發(fā)見、術語、范式和抱負，其情感始終拴系在這樣一些原始的意象上：那些“圓形的”、“扇形的”、“開放的”、“封閉的”群眾，如水、火、森林和風，是有自性、卻無法控制的活物，就像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內臟一樣。它們突然地形成又突然地潰散——這不是比什么都奇妙，又比什么都荒謬么？

將這種風格化的人類學觀察轉化成寓言和象征，是卡內蒂最擅長的工作。他在作品中引經(jīng)據(jù)典，但這些知識都經(jīng)過了經(jīng)驗的竇道，而在將經(jīng)驗加工成思想的過程中，他損失得最小。他筆下所有的人物都理所當然地在各自的瘋癲邏輯內說話，但這些邏輯仍然可以被閱讀和辨認，這正是他的核心魅力所在。他的生活和寫作好像黑色版的《小王子》，有一種純凈感，既投入又出離。正是靠著這種方式，他才活了下來，并成為同時代寫作者中的個例。“三部曲”回憶錄顯示他有著豐富而細膩的社會經(jīng)歷，但他本人卻很可能像《迷惘》中的主人公一樣，有著嚴重的交流障礙。對他來說，真正的交流是化身萬物，看到界線，轉化界線，從而不再恐懼。他希望同時生活在無數(shù)世界里，掌握優(yōu)越的移情能力。

“轉化”是他一生真正的關鍵詞，另一個詞則是死亡。他的結論是單純的：人類之所以渴望權力、渴望在群體和個人間切換，都是為了擺脫死亡。在戰(zhàn)爭、天災和獨裁統(tǒng)治中，真正發(fā)生的只有一件事，即有人死了，有人繼續(xù)活了下去。這世上真正有勢力的人，就是見證者和幸存者。“超越他人而活著”，這一基本的幸災樂禍衍生出它無窮的變體，使皇帝獨裁，知識分子的啟蒙總是偏離初衷，而人類也似乎無法共榮。

這個推論是灰色的，但卡內蒂對司湯達的崇拜則代表了他的希望。這個作家（也是理想中的他自己）的“感觸和思想僅僅放在人世間的生活上，他沒把任何事情總結成可疑的統(tǒng)一體。他的懷疑針對著所有他不能感覺到的事物。他毫不哭哭啼啼，只為同時代的少數(shù)人寫作，他沒有使自身不朽的愿望，而他也確信一百年后許多人會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