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6年的軍旅文學，相對固化的寫作梯隊有所松動和調整，一些專注于影視化寫作的成熟作家重新回歸到純文學寫作隊伍中來，“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則在延續此前寫作調性的基礎上有所延展，而出于使命召喚的一批集中反映歷史戰爭之作中也見出作家們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和文學格局。”

以動態的眼光看待2016年的軍旅文學，別有一番新鮮氣象。

在梳理2010年以來的軍旅文學概貌時，我們曾把軍旅文學影視化和現實題材的弱化視作近些年研究軍旅文學的邏輯起點，而持續耕耘于純文學領域的軍旅作家或鐘情于宏大敘事，或挖掘個體軍人的意義，或追蹤部隊改革強軍步伐。

在文學環境大體不變的前提下，進入到2016年的文本閱讀中，會發現此前相對固化的寫作梯隊有所松動和調整，一些專注于影視化寫作的成熟作家重新回歸到純文學寫作隊伍中來，且出手不俗，給人以文學強力回暖之感；“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則在延續此前寫作調性的基礎上有所延展，無論是觸及戰爭反思還是書寫現實之中的生命個體都相較前期寫作更進一步；而出于使命召喚的一批集中反映歷史戰爭之作中也見出作家們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和文學格局。凡此種種現象有如久旱遇甘霖，為2016年的軍旅文學注入一股活水清流。

讓文學回歸文學

流于影視化的文學寫作會削弱文學本身，是批評家們疾呼讓純文學回歸的根本原因。2016年，我們看到曾多年從事影視創作的作家重新開始小說寫作。陶純的兩個中篇小說《天佑》和《秋蓮》是2016年軍旅文學的重要收獲。《天佑》將人間正道融于對一個孩童的生命呵護之中，以最純真、純粹的人性之美詮釋英雄情懷；《秋蓮》分量更重，站在人的立場上，寫大時代里小人物的命運，撬動冰山一角。小說講述的是上海解放之初，國民黨軍隊高官之女秋蓮因父母意外雙亡，在戀人的引導下加入國民黨秘密組織，繼而敘寫她得遇解放軍團長馬九龍并與之結婚，在政治“原罪”的陰影和誠懇的生活光明中度過一生。篇尾，已經是解放軍高級將領的馬九龍買了一枝蓮蓬，去醫院看望自殺未遂的秋蓮。苦澀而清香的蓮蓬，是主人公命運的象征，也飄溢出小說自身獨特的氣息。小說保持著好看故事的完整性，主人公隨著境遇的改變幾番遭遇命運無常之捉弄，且文本深層暗合了好小說理應具備的質感，探索和發現信仰的沖突、人性的晦明、個人或集體命運中的不確定，努力把握、表達其間的深有意味之物，讓難以言喻的東西得到言喻，才是作家冒著流俗的風險展開寫作的潛在動力。

具有類似風格特質的是柳建偉的長篇小說《永遠追隨》，講兩個生活安定的農家少年為了追回家庭的重要財產——一頭被紅軍借走卻未按期歸還的驢踏上征程，誤打誤撞進入湘江戰役的主戰場，見證了戰爭的慘烈和解放軍為之付出的慘痛代價。小說中對村莊人物的刻畫和描摹十分精準，這是一個由真實事件和真實人物構建起來的虛構故事，雖不是正史，但存在歷史縫隙中，也極有可能還原了“歷史真實”。

陶純和柳建偉作為業已成熟的軍旅作家，當他們從影視寫作重返純文學創作時，作品中既不乏營構故事起伏的敘述技巧，同時亦有小說于故事層面之外的“言外之意”，以小人物的飄零命運映射戰爭之中的人性和苦難。事實上，融合了生與死、愛與恨、家國情懷等人類終極命題的軍旅文學如果用心經營，更容易出現黃鐘大呂之作。201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2017年是建軍90周年，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這些重要年份，勢必集中涌現一批軍事作品，這正是軍旅文學強力回暖之契機，也讓人對更多成熟作家的“反巢”充滿期待。

“新生代”作家延伸觸角

“新生代”作家各自從熟稔的軍旅生活出發，繼續營構屬于自己的一方“營盤”。王凱的《鐵椅子》《白鴿》等小說延續了他一貫的風格與水準，從基層小人物入手，書寫普通基層官兵的職業夢想與日常煩惱。故事依托軍營中度過的青蔥歲月為背景而展開，是對刻下青春烙印的軍營生活的回望，卻注重還原“在場”的鮮活氣息。朱旻鳶的《馬桶》以幽默而犀利的筆調還原了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

在完成了最初的對軍營生活的回顧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動突圍，在更為廣闊的軍旅文學土壤之中尋覓新的寫作資源，他們的新作顯示出主動向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等軍旅核心價值的積極靠攏，并從中引發出獨特的思考。

西元的《枯葉的海》講述了軍旅生活中青年知識分子心智的成長，在人生不同境遇的歷練中，主人公最終選擇了一條平庸卻讓自己能夠平靜安穩對待人生的路徑。和解在這里往往不是一種妥協，而是在庸常生存中努力讓自己和他者獲得最起碼的良知，從而在新的時代倫理價值體系中趨向善和善的生活，也是在當前宏闊背景下試圖捕捉時代脈絡，從而尋找本我生存定位的嘗試。

另一些作家從歷史資源中打撈養分。裴指海在2016年寫作了長篇小說《香頌》，也是軍旅文學的重要收獲。主人公李曼娜為逃避父母包辦的婚姻而入伍，但她卻無力逃避組織的包辦，少女的愛情夢想在現實中被粉碎。在殘酷的戰爭中，丈夫犧牲，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生存下去。抗美援朝時，父母在國內被鎮壓，為了自保，她嫁給了已經是A團政委的劉永生，兩人的愛情幸福美滿。到了晚年，她突然發現，自以為正確的選擇可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小說從戰爭年代延展到和平時期，展現出在和平年代撫今追昔的歷史滄桑，賦予戰爭極其殘酷的真實性，驚心動魄處更顯出軍人本色。而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多的戰爭苦難，遺憾的是這些苦難遠沒有轉化為我們的精神資源，這部小說也力圖嘗試把戰爭創傷與苦難向精神資源轉化。

王甜的短篇小說《霧天的行軍》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故事，卻保留了情節——一個霧天的早晨，張德明在母親的誘導下，離開懷孕不久的妻子和家鄉，在土著人的土地廟外的小空壩上與另外二三十個人會合后向北邊去了，“之后，就再沒有之后了”。小說同樣用超寫實的方式把歷史和現實有效地勾連起來，不失為作家突破過去風格的一次大膽嘗試。對于從未經歷過戰爭的“新生代”來說，努力將戰爭轉化成一種現代資源，也許是一種有效的探索和出路。

文化自信昭示未來

現實題材一直是軍旅文學的創作短板，除卻上述作品之外，2016年反映描寫當下軍營現實的佳作有裘山山的短篇小說《紅圍巾》、石鐘山的《大院往事》、項小米的散文《永遠的女兵》、喬林生的報告文學《高天厚土》等。李駿歷時8年創作的長篇小說《黃安紅安》，在近百年的歷史長鏡頭中審視革命對于鄉土社會及其倫理關系的深遠影響。溫亞軍的長篇小說《她們》介入北漂群體的內心世界，以3個年輕女性的遭際再一次回應作家在晦暗之中守望人性溫暖的寫作立場。

對于當下軍營生活的描摹，一位值得關注的新人是言九鼎。他的中篇小說《集訓隊》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和成長特質。青春飛揚的少年與刻板束縛的軍營相抵對，必然有矛盾沖突，而矛盾便是小說中“立住”的核心，是戲劇出彩的源頭。過程自然是尷尬事件頻出，苦樂參半，在一次次的碰撞中，年輕人從年少輕狂、惶惑無知到慢慢適應部隊、理解部隊，最終破繭成蝶，以更好的姿態適應部隊未來的工作。《集訓隊》也是如此，陶器、武空等代表的年輕人在郭楚、韓劍等為代表的“體制”交往中，逐漸成長、成熟。作者對軍營生活相當熟稔，觸及到一些生活敏感點，卻又處理得輕巧得當。

非虛構寫作是追蹤軍隊現實生活的有力支撐。由于時代使命的召喚和軍旅作家職責所在，一批帶有濃厚家國情懷的軍旅文學作品應運而生。特殊的歷史時間節點，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老作家們表達遙遠的戰爭之時所顯現出的更為開闊的胸襟和格局。

彭荊風的《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反映的是1942年中國先后派出20余萬軍隊，以“中國遠征軍”的名義赴緬印作戰的一段驚天動地的壯闊經歷，堪稱是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大劇的致敬之作。

徐劍的非虛構作品《喊魂》著墨于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尋訪，在現實的立足處思考信仰與人性，試圖從大量的資料和親歷者的講述中，照拂歲月模糊的面容。一場為大眾的前途和福祉進行的偉大遠征，肯定無法避免沖動、暴力和盲目的犧牲，如果不能理解這些，便也無法理解前輩們如何在艱難困苦中創造了歷史，并將他們精神和意志的光芒灌注至今。不斷地對歷史和現實進行人性經驗和情感的測試，讓這部作品昭暢而切理，顯示了一種身體力行的人生觀與歷史觀。

丁曉平一直秉持著“大歷史觀”，他的新作《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穿越80年的時空，資料詳實、細節扎實，仿佛滄桑的老者在這里靜靜地訴說著苦難的歲月，讓后來者懂得了“槍桿子”背后，還有許多不知道的“筆桿子”的革命傳奇。軍事科學院專家在審閱后認為：“這部書是進行黨史軍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是研究長征意義和影響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參考書，填補了長征研究的空白。”

這些作品難能可貴之處在于立足于當代視角復活其歷史戰爭，為軍旅文學提供了新意。這種視野的拓寬與調整，顯現出了作家的進步，同時更是時代的進步，它充分彰顯了大國氣象的藝術風范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