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文化自信的主體是中華文化，主體科學合理，自信才有支撐。什么是中華文化？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化內涵特質進行了新的概括，“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即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的文化。這一概括與我們黨對中華民族概念的既定表述一脈相承，既涵蓋了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又平等地對待了中國各民族的文化；既考慮到了國家文化的統一性，又充分地尊重了具體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獨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說：“不讓一個民族認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對的，認同中華文化和認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根據這一表述，我們也可以如此理解：不讓一個民族有本民族文化自信是不對的，中華文化自信與本民族文化自信并育而不相悖。習近平總書記還講到：“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略少數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都是不對的，都要堅決克服。”據此，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把漢文化自信等同于中華文化自信，忽視少數民族文化自信，把本民族文化自信自外于中華文化自信、對中華文化缺乏自信都是不對的，都要堅決克服。——總書記講的這兩個辯證統一原則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在一般意義上，個體的文化認同和自信都是從本民族文化開始的。沒有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故而，確立習近平總書記的中華文化觀——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這個主體，是我們增強中華文化自信的根本。只有確立了這個主體，我們才能抓住中華文化自信的本質。

一、 中華文化自信的價值引導

文化自信是由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鮮明、科學的判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都是涉及到社會主義中國命運、發展的重大問題，但更為緊要的是文化自信。文化是貫通于國家、民族歷史，且與國家民族命運相伴始終的元素，“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精神家園，沒有這個靈魂的統帥，其他的東西最終難以穩固，沒有這個精神家園，這個民族的精神將無所皈依”。同時，文化不但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明特征，也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明層次。比如語言、文字、信仰、風俗伴隨這個民族走過了幾千年歷史，雖帶有時代的印記，但始終發揮著凝聚這個民族的作用，展示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形態和前進方向。因而，這個自信就是靈魂的莊嚴、神圣和堅定，是引導一個國家和民族前行的那盞燈的光焰。

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闡釋了文化自信問題：“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帶有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對于一個國家、民族來說，較之于其它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因而它有著別的自信取代不了的重要作用。“更基礎”說明它立足更深，“更廣泛”說明它涵蓋更廣，“更深厚”說明它淵源更久長、內涵更豐富。文化自信就是對國家的信心、就是對民族的信心，這個信心涉及“國運興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的獨立性”。——這是近些年未有之強調，足見其地位之重、作用之要。因為，沒有文化自信，損害的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失去的是千百年修造的獨立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基本標志和寶貴價值。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這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千秋大業，不可疏忽的社稷之重。

如何實現并堅定文化自信？首先要解決的是價值引導問題。因為，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既有老觀念，也有新說法；既有“右”的宏論，也有“左”的調門。而筆者以為：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文化思想的指導

我們面對的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永續發展，中國夢拼搏中的凝魂聚力，是世界各種文化思想在浪潮激蕩中的文化抉擇，是馬克思主義公有制意識形態和一切私有制的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對壘、碰撞。沒有馬克思主義先進的理論思想的指導引領，黨、社會主義制度就無法存在，中國的發展將會偏離方向。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辯證法、科學社會主義始終是我們思想的指南，這是由我們國家的性質和時代要求所決定的。為什么？因為中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在中國進行的任何事業，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實質上是對一個體系內不同層面的強調。我們說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建立起來的黨，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它的道路選擇自然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指導思想，必須要有科學性、有時代性、受人民擁護、能指導發展進程，雖然我們擁有豐富、博大、輝煌的古代的知識、理論、思想、方法的科學成果，但是，目前之中國除了馬克思主義，沒有一種思想理論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指導思想。90多年前，時代讓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并且正在全面“強起來”，因而，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不可更改的。馬克思主義不光關乎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也涉及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方向。這個理想信念和發展方向就是我們的信仰。動搖信仰就會動搖根本。

信仰是文化的制高點，自然也是文化自信的核心。真正有力量的民族是有信仰的民族，真正堅定的人是有信仰的人。古羅馬的奧維德曾說：“有信仰的人經得住任何風暴。”信仰是精神的燈塔，有不顯其重要，無就會陷入黑暗、失去方向。沒有信仰的文化自信難以持久。

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的文化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習近平的中華文化觀。

任何思想理論，要指導具體的民族、國家的實踐，適應其發展，就必須要有“化”的過程，使這個理論與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實際相銜接、相適應，這個實際就是國情、族情，就是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基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具有卓越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就。可以說沒有“中國化”，就沒有毛澤東思想，更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們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如此，我們的文化建設、精神建設同樣如此。

凡是非本土產生的理論思想，都存在“化”的問題。在空間上的“化”，是適應其民族要求，與個體民族的傳統文化相融通，不如此，思想、理論只能是一種學術成果，而不能指導具體實踐；從時間上，是適應其時代要求。

具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是近代文明孕育的成果，是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科學思想，它與中國當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既有時間（時代）的距離，也有空間（東西方、不同國度、不同文化背景等）的距離。毛澤東正是結合了這些因素，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實際上這也是文化思想相互傳播吸收的一般規律。

三是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統領，以中華文化認同為基礎，推進各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

在堅定文化自信中不斷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統領，從而走中華文化自信與本民族文化自信并育而不相悖的發展道路。本民族文化自信要堅持中華文化自信基礎，中華文化自信要堅持本民族文化自信前提。沒有各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沒有中華文化的自信，沒有中華文化的自信就沒有整體的國家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形成軟實力。

二、中華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礎

中華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礎是什么？是堅實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即中國各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說：“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合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脫離的路是放棄自我、自斷文脈、毫無自信的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求開放吸收的路是死路。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財富，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具有裨補。比如，“和合”思想在中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這個思想的價值還沒有得充分的挖掘、利用。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文革”后，被稱為“禮儀之邦”的中國的“禮”幾乎難得一見了。北京市曾提出“做文明有禮的北京人”，很多人感慨：“禮貌”成了中國的“事兒”。“禮”與“和”也有著深刻的聯系。“和”要用一定的形式去體現。假如我們總是說這是封建余毒、那是貴族文化，那么我們無產階級的“禮”是什么？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自然好，但君子的境界并不完全在于“同”，而在于以“和”為前提的“不同”上，因為，在自然界、在社會生活中，“同”是事物的一面，而“不同”也是事物的一面，包容不同才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境界。再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大思想。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良好狀態。近代，康有為提出的“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也與歷史文化一脈相承。

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說：“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偽；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馮友蘭說：“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也同意的。”“兩”就是一個對立的矛盾統一體，一對矛盾，“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矣”。實際上，在中國哲學里，“和”是個大范疇、大思想。張文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氤氳、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和”本身包含矛盾，同時也包含斗爭，這是社會正常的狀態。以“和”解“仇”是方法，也是規律。不解其仇才是不尊重規律。馮友蘭認為哲學是研究以人為中心的“人學”。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在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也有許多可以傳世的文化思想。習近平總書記說：“少數民族文化強調崇尚自然、愛惜生靈，熱愛生活、勤勞簡樸，各族相親、敬重長者，熱情好客、守望相助，講求道義、勇敢無畏，信守承諾、非義不取，自尊自愛、重情重理，等等。對這樣的理念，要加強提煉、闡發、弘揚，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更多文化養分。”

這其中，有兩種傾向是要不得的：一是貶低甚至排斥本民族傳統文化，認為美國和西方的文化比中國好；二是認為本民族傳統文化是精粹，應該全盤繼承，拒絕外民族文化、外來文化。這兩種傾向都是偏頗的，不符合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因為：

其一，任何民族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基礎，這個基礎不能脫離。

我們面對的是在人類社會整體的文明進程中，中華文化的存續和發展問題。假如這一文化不能存續和發展，那么，我們的5000年文明史就會斷裂，我們的民族精神、價值思想、偉大理想就會失去支撐。這里存在著多樣性和一致性、過程和終極、個體發展與整體發展的深刻關系。

多樣與一致是文化發展的基本狀態，這一動態平衡發展的狀態的形成由來已久，不是想多樣就能夠多樣，不想一致就能不一致的，這是事物發展的內在趨向使然。葉子具有一致性，但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葉子就是差異性、多樣性；人具有一致性，而世界70多億人口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就是差異性、多樣性。同類如此，不同類的多樣性呈現，更是五花八門。不斷地取長補短、尋求一致，又不斷地在各自本有的基礎上發展出新，這就是規律。一切事物的終極都是死亡，而當它還作為獨立的個體和類型存在的時候，它便處在不斷的甚至是無窮無盡的變化發展之中。條件、環境、自身因素的不平衡性造成發展的不均衡性，而一切不均衡的發展都是均衡發展的素材、動力和源頭，因而排斥個體發展最終是以犧牲整體發展為代價的，經濟如此，政治如此，文化亦如此。個體的發展是對整體的發展的豐富和推動，同樣，整體的發展是對個體的發展的示范和完善。

其二，任何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是在與別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中選擇——拒絕和接受中發展。

沒有純而又純的民族，也沒有純而又純的文化，這個不純實際上早在人類蒙昧時期的遷徙中就開始了。私有制產生以來的掠奪、兼并戰爭，商貿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民族和文化的交流發展拓展了新空間。

其三，民族的吸收融合和文化的吸收融合方式都是在自己的體系里進行，以涵蓋、含化、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是突變。

當不同民族的文化體系完整地存在并發揮作用的時候，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未來共產主義階段才可能出現的民族及其文化的自然融合，即成為不屬于具體民族的公有文化。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其中有一個絕對前提，即私有制。私有制不消滅，政黨、國家、民族、宗教將長期存在，誠如毛澤東所說：“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后是國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在世界范圍消滅私有制并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公有制，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私有制存在，與之相并存的階級、政黨、國家、民族等就會存在。階級、政黨、國家、民族大多是以陣營、共同體的形態存在，它們有自己的屬性和規定性。把握民族發展的歷史方位，更有利于認識民族文化問題。

所謂文化的排斥是在體系之間進行的，因而，吸收也在體系之間進行。一人一馬的對壘，往往是兩個體系中點對點的對壘。吸收后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內容，但不同的體系還是不同的體系，比如漢文化吸收了佛教思想還是漢文化體系，漢文化體系中有了漢傳佛教的系統，但漢文化體系并沒有變；藏文化吸收了佛教思想，使佛教在藏文化中占有了相當的比重，形成了藏傳佛教文化系統，但是，藏文化還是藏文化，并沒有成為印度文化或者尼泊爾文化。同理，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思想精華，使我們的文化中有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這一思想不斷指導著中國革命的建設和實踐，但中華文化仍然是中華文化，這個體系并沒有變，并沒有成為德國文化或猶太文化。這些思想財富一旦進入我們的文化系統，就是我們的文化系統的一部分，是成為自身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個重要動作所起到的文化作用是將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整合于中國文化的框架體系之內，我們的文化在本質上需要這個“化”的結果。那種將已經吸收為本民族文化的外來文化、思想清晰地截定開來，并試圖清除出去，想保持本民族文化純潔的想法，是錯誤的，不符合學理基礎，更不符合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

因此，現在的民族文化的一切交流，無論其程度如何，都無一不在以涵蓋、含化、漸進的方式進行，而原有民族的文化的體系并沒有發生變化，也不可能發生變化，也就是說，不論我們如何推進民族間、民族文化間的交往交流，除了使民族的血脈有改造、使民族文化內容有增添、形式有吸收，更容易相互了解和理解，具體的民族還是具體的民族，具體的文化還是具體的文化，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轉變，更未發生質的飛躍。也就是說，這種文化的增添和吸收，仍然在文化自主、自我運行下進行，吸收以后起到的作用仍然是豐富和發展這一民族的文化系統。這也是我們之所以有信心增強、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的哲學和實踐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精神力量。”只有對自身文化的價值有認識、有信心，懂得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性，不斷吸收豐富完善，我們的文化才會不斷發展、不斷強大，我們自信的旗幟才會永遠高高飄揚。

三、中華文化自信的基本方法

文化精神建設的方法，由工作的對象所決定。

馬克思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余地的那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當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文化正是以這樣的規律發展著。我們不但要準確地認識民族所處的歷史方位，更要準確地認識特定歷史階段所賦予我們的文化任務。任何超越歷史的行為，最終還是要退回到起步的那個點上。革命與建設、物質與精神，目標類型不同，方法自然不同。引領、整合、群眾、積累、思想、心靈、禮儀、廉恥——潛移默化、耳濡目染、日積月累、久久之功，這才是建設。

其一，引風氣。

文化是精神的生態，風氣是心靈的氣候，一旦形成，或干濕冷熱，或風云雨雪，就會對所在空間內的所有人產生影響。好的風氣給人正面、積極的滋養，壞的風氣給人反面、消極的熏染，蕩乎人性，不知其可。善強則惡難行，惡盛則善不張，善惡鋸戰，你來我往，個人、民族、國家皆如此。善的環境以善為美，惡的環境以“惡”為價值（任何行惡的人都要給惡以“合理的”的文化解釋）。改革開放后，一些地方出現了販毒、制假（煙、酒、藥、茶等）、網絡詐騙的整村行為，在利益驅動下，其中有一個令人顫栗的現象就是錯誤的思想引導和“價值自信”，由幾個人帶動，進而產生組織系統、產業鏈條、思想理念，形成局部風氣，影響社會。惡行“亂世”，人們正向的文化自信也就無從談起。

引風氣就要正風氣，就需要以黨風帶政風，以政風帶民風，以上率下，風化俗成。

其二，實平常。

文化是個細活、慢活、長活、時時處處都有的活。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謀求千秋大業者無一不將基礎作為根本。習近平總書記說：“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其道理也在于此。但是，假如有人問：“你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嗎？”或許目前還難能做到異口同聲地回應“有”。假如我們再問：“你自信的理由是什么？”回答或許更是五花八門。這需要我們進行多方面的反思與總結，尤其要注意：

1、動要適度。習近平總書記說：“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很多東西就是不能動，動就會產生連鎖反應，越動越亂。”文化上同樣如此。近百年來，中國人在文化上“破”多于“立”，動的過頻、建的過少，是一大問題，甚至是一大失誤和隱患。從“打倒孔家店”到“反右”，“批林批孔”“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傳統文化可謂遍體鱗傷、形象不佳、處境尷尬。經過了長時間的自貶自棄自毀，要重塑形象、再現金身，走向自信自強自立，談何容易！

2、靠積累中深化、深化中積累之功。要靠和風細雨、說服教育、風化俗成，而非“運動”“革命”；靠量變到質變、否定之否定，而非靠政治決定一錘難定音；要尊重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在繼承中創新發展，在創新發展中繼承，而非舊虧未補，新損繼之，新型未固，再新繼來。

其三，重精氣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紀委十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了要“依靠文化自信堅定理想信念”、“以文化自信支撐政治定力”的新思想。這個新思想告訴我們，面對公與私、義與利、正與邪、苦和樂等矛盾，是選擇前者還是后者，靠的就是覺悟，就是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而這些東西不是光靠一些政治的大話就可以解決的，需要我們從傳統文化的精華中尋找。習近平總書記講了東漢時期的楊震和王密的故事。楊震到東萊當太守，路過昌邑，昌邑縣令王密為感謝楊震的提攜之恩，白天空手去看，晚上帶去十斤黃金，并說：“現在是深夜無人知道。”楊震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說沒人知道呢？”王密聽后十分慚愧。楊震為官清廉，有人勸他為子孫購置產業，他說：“讓以后的世人稱他們是清官的子孫，我把這個留給他們，不是也很豐厚嗎？”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這一故事說明，腐敗是個歷史現象：今人有，古人也有。先賢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了他們高尚的情操和清明的形象。比如包青天、海瑞、于成龍皆是清廉官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廉政文化也非常豐富，關鍵是學不學、用不用。古代先賢更看重自己的風骨、人格、節操、清名，推崇高尚的道德和不受塵俗的風范。假如一個人重視人文素養、精神境界，結合時代特點，將傳統有益的思想道德觀點加以繼承和發揚，堅持中國固有的有益價值、保持做人做事的精神風骨，就能去庸俗、遠低俗、不媚俗、不做那些雞鳴狗盜、聲色犬馬的事。從黨的十八大以后落馬的200多名中管干部身上，我們也深刻地看到這一點。他們的問題更多的不是出在了政治、能力、知識、智商、權變甚至理論和眼界上，而是出在了財色名利、權力地位、奢靡享受這些“傳統項目”上。與其說他們失去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素養，還不如說他們首先喪失了優秀的傳統文化自信，失去了正派有德性的人所應有的品格和操守。故而，堅持文化自信在現實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其歷史意義又何其深遠！

其四，傳承轉化、整合汲取。

任何一個強大的文化，都有其強大的自我選擇的功能，即在發展中排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推陳出新。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創造性的轉化、創造性的發展。比如在傳統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江湖義氣、團團伙伙、任人唯親、山頭主義、歧視商賈、虛假偽善、厚黑術等內容，需要我們自我吐納、整合融通、革除弊害。而在此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對別的民族優秀文化財富的學習、借鑒、“拿來”消化，以求豐富自善自新。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轉型期的文化，正處在大的嬗變過程之中、自我融通和融通他人的關鍵時刻，缺少哪個方面，我們的文化都走不到世界前列。融通，不但需要有自信的尊嚴、信念和膽量，也需要有鑒別優劣、判斷高下、選擇良善、吐故納新的能力。

其五，重在科學性和現代性。

費孝通說：“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自覺是‘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勢。”有文化自覺才能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覺來之于對自身文化價值、功能、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來之于對文化生成、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來之于對自身文化發展及命運的覺醒與覺悟，來之于對自身文化精華與糟粕的清醒認識、科學分類和對自身文化發展所具有的歷史責任擔當。

文化上的科學性，強調的是文化理性，反對的是盲目性；強調的是平等寬容、共存共榮，反對的是文化上的大民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文化上的現代性，強調的是由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面向信息社會、知識社會文明的轉變。“五化”（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推進和實現就是社會轉型的大過程。從文化上，中國社會自然要從傳統的文明走向現代文明，即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四個全面”涉及的基本上也是這些內容，建成一個現代社會，我們自然地要進入“小康”，從整個文明的進程看，這個社會解決的并不僅僅是脫貧、初步富裕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文明等的綜合性的層次要求。從文化深層看，改革就是破除一切不適應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文明發展進程的弊端，建成一個法治社會；就要從嚴治黨，將執政黨建設好，使這一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的代表，更加有效地帶領中國人民實現這一偉大的社會文明的轉型的需要。

其六，毋庸諱言，文化自信作為精神和心理的因素，同時還存在著自勵、自我鞭策、自己覺醒、自強自立的意蘊。

中華文化自信的主體是中國各族人民，因而作為這個主體，必須要有獨立自主、捍衛自身文化、發展壯大自身文化的強烈主體意識。近代史上的那些喪權辱國的歷史結束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面對西方的強大，在文化上的奴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主體地位缺失的現象并沒有完全從我們的文化中蕩滌干凈。對祖先留下的5000年文明的尊重、守護、開發、利用，并沒有成為我們真正的文化自信，更沒有形成文化豪情和激勵我們對文化事業前景的信心。5000年文明是財富、資源，要使它產生活力，成為軟實力，還需要我們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創新性的發展，這同樣是主體之責任，是光榮的不容推辭的歷史使命。它不僅僅是對我們責任、擔當的考驗，也是對我們膽識、智慧、精神品格和毅力的考驗。

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是這個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礎，這個基礎連接著這個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每個民族都可以找到并確立自身的文化自信，關鍵在于要站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不斷解放文化生產力，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用符合文化規律特點的方法建設文化，用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的中華文化觀指導我們的文化實踐，這樣我們就能走向新的文明層次，我們就能確立文化自信。

認同本民族文化與認同中華文化并育而不相悖的文化發展道路，確立本民族文化自信與中華文化自信的文化發展道路，與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高度吻合，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使命所在，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