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報告文學的寫作進入了新常態，不再是峰谷起伏，也不只是“輕騎兵”，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報告時代生活，激活過往歷史。2016年，報告文學的風景更為開闊，不少報告文學作家用心用力于這一特殊文體的寫作，使作品的表達在開闊中，有了更多的堅實與厚重。”

時代大潮激揚著時代文體的寫作。觀覽2016年的中國報告文學，不由得想起“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這首唐人詩句來。報告文學的寫作進入了新常態，不再是峰谷起伏，也不只是“輕騎兵”，它以自己的方式報告時代生活，激活過往歷史。2016年，報告文學的風景更為開闊，呈現給讀者諸多新的生活空間。不少報告文學作家用心用力于這一特殊文體的寫作，使作品的表達，在開闊中有了更多的堅實與厚重。

寬闊：現場·開新

丁曉原：剛發布的2016年報告文學優秀作品排行榜，大致上反映出這一年報告文學寫作的基本面。從作品的題材看，展示的現實和歷史的面更加寬闊，顯示了報告文學對客體存在再現的種種可能和它強盛的表現力。本年度的作品既有對近時重大題材的報告，也有對新氣象新問題的呈現。

在場性，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基本品格。“8·12”天津濱海大爆炸是一個特大事件，爆炸之嚴重、損失之重大、傷亡之慘烈，英雄群體之犧牲精神和人性大美需要史志載錄；也是一個重大題材，報告文學的書寫不應闕如。何建明長篇報告文學《爆炸現場》，“現場”的報告，揭示了這部年度重要作品的價值，也彰顯了何建明作為報告文學作家的精神擔當。

發表在《中國作家》的《白帽子軍團》，見題可想這是一篇題材開新之作。寫作過《解密北京大案》的丁一鶴，是一位具有題材特性的非虛構作家。此篇在我視域中是第一部頗具規模的以網絡安全說事的報告文學。守護網絡安全的“白帽子”對黑客的攻擊建立防火墻，為個人用戶、社會、國家的網絡安全修建防護罩，維護網絡的安全。“黑帽子”網絡黑客，他們靠制造木馬病毒，利用系統漏洞等進行攻擊，竊取隱私、數據，非法獲得個人利益。《白帽子軍團》書寫“白”與“黑”之間的斗爭，以其生動的故事和特異的知識信息，為報告文學打開了新的書寫空間。

排行榜外的不少作品，也具有為人注目的題材價值。李鳴生《后地震時代》，可以說是汶川地震寫作的續篇。作者既寫出了災后重建的新景，也對其中的問題作了反思性觀照。

王宏甲的寫作一以貫之體現出強烈的政治關懷。《塘約道路》書寫貴州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一個山村的故事，告訴我們：“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決幫助窮人使他富起來”。

丁燕在《工廠女孩》后推出《工廠男孩》，以某個類群為基點，寫出社會轉型期底層大多數的生存景象、心路心態。

孫侃《天堂流過一條河》以杭州母親河京杭大運河為敘事載體，將現實和歷史作多維度交織，寫出了作者身在其間的杭州文化建設的成就和故事。

另外，馬娜《小布的風聲》、李青松《鳥道》、黃傳會的《再訪皮村》、管新生《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記憶 》、鐘法權《世紀絕戀》、蔣巍《國之盾》和王雄《中國速度》等短篇長制，都有各自的可觀之處。

王 暉：我理解你這里所講的“寬闊”，實際也可以用“寬度”和“廣度”來概括之，它活畫出融媒體時代報告文學主動而為的一種姿態。也就是說，無論是何建明的《爆炸現場》對于近年來最為嚴重的安全事故的寫實，及其《死亡征戰》描述中國援非醫療隊抗擊埃博拉疫情、拯救非洲人民生命的故事，還是徐天寶、高文靜描述山東平邑“12·25”礦難36天掘地救援、創世界礦山救援史奇跡的《國家救援》，抑或是陳廷一的《中國之蒿》對屠呦呦獲諾獎成功密碼的解讀，它們都在宣示報告文學在當下重大事件中的及時發聲。

一些有關農村的報告文學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比如蔣璉的《支教：在小涼山的28年》記錄江蘇海安教師對云南寧蒗彝族自治縣長達28年的支教行動，題材別致，細節充分，描述生動。

肖亞洲的《厚土——一個清華學子對晉西農村的調查紀實》、王磊光的《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則以“80后”和“90后”知識者的眼光，從另一視角觀照當下農村，書寫“遠未實現現代化卻漫溢著現代性”的鄉村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與梁鴻的《梁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朱曉軍和楊麗萍的《快遞中國》在中國快遞業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中，再現以中通、圓通、申通和韻達等為代表的“三通一達”企業成長史，折射出浙江桐廬“一群大山里的農民”的奮斗歷程，將轉型時期中國的飛速前行形象化地表現出來，為報告文學直擊現實、拓展表現空間提供了有益探索。

蔣巍的《這里沒有地平線》以貴州山區“苦甲天下”的海雀村為聚焦點，既不避描述其偏僻閉塞和貧困，更突顯其在文朝榮等村干部的帶領下脫貧致富的艱辛歷程。

此外，還有一些呈現報告文學“寬闊”特質的作品也值得我們關注。楊豪的《木蘭山下的教育實驗》寫出一群不滿足于當下“填鴨式”應試教育的家長們，在湖北木蘭山下自發組建“桃花源”式“私塾”，試圖以此探尋一條不同尋常的教育之路。胡啟明在《一個異國護士的中國夢》里再現漂洋過海的英國女護士創建中國首個兒童臨終關懷中心。李燕燕的《天使PK魔鬼》書寫一個與癌癥抗爭的感人勵志故事。林遙的《世界屋脊上的北京門巴》則描述首都百名援藏醫務工作者救死扶傷、彰顯“蒼生大醫”情懷。

厚實：主體在場與文體之重

丁曉原：如果說以前的報告文學更多地倚重書寫對象的新聞性，那么在全媒體時代，這一文體需要作者更多地開掘客體存在潛在的有意味的信息，并且在這種開掘中堅守主體在場。這樣，我們看重的作品就不是“輕騎兵”，不是表面的新聞性，而是客體與主體同在的厚重，是作品表達的思想深度和當量。

從小說散文突入報告文學中的陳啟文，仍然是本年度最值得關注的重點作家之一。他的《大河上下——黃河的命運》，題目就明確了作品黃河書寫的標線和敘寫容量的要求。所謂黃河的命運，實際上是由人類與其共構的種種存在及其規定性，是人與自然關系史的獨特一節。陳啟文正是這樣把握他的寫作對象的，他筆下的黃河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一部“復調”的作品，憂患之外，還有黃河的詩美，更有黃河人的精神之美，讀來給人以厚重之感。

王海霞的《疼痛的農村——“越南媳婦”出逃背后調查》，其看點并不是 “越南媳婦”的出逃，作品不是要滿足讀者對“越南媳婦”之類獵奇的心理，其實此類已無多少新聞性，而是透過事象深入調查后的所思所想所感。“疼痛的農村”，“疼痛”在哪，因何而“疼痛”，如何療痛，這是很讓人深思默想的大課題。

高艷國是近年活躍于報告文學領域中的實力派作家。2016年度他和趙方合作推出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書——“土豆大王”梁希森的夢想三部曲》《中國老兵安魂曲》，顯示出作者強勁的報告文學寫作創造力。尤其是《中國農民書》這部作品，題旨關涉重大，所寫人物極具典型價值，作品突破了農民企業家寫作的敘事模式，將對象置于改革開放以來宏大的歷史時空中，富有表現力地再現了一代農民在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以后，在具有社會史意義轉型中的創業故事和心路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梁希森們是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希望所在。

另一位山東優秀報告文學作家鐵流和紀紅建合作，寫作了長篇《見證——中國鄉村紅色群落傳奇》。這是一部尋找之作，“尋找新中國成立前農村老黨員”，更是一部謳歌信仰、大寫崇高的感人之作。作品以“火種的力量”、 “選擇的代價”、“生命的珍藏”、“老兵老兵”和“本色”等具體樸實的敘寫，見證了革命者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傳奇，深化了報告文學的紅色書寫。

還有一篇作品也是我特別關注的，這就是艾平的《一個記者的九年長征》。作品的本事是新華社記者湯計9年來為被蒙冤錯殺的呼格吉勒圖奔走呼號糾正錯案的故事。我所在意的不只是冤案昭雪的欣慰，還有記者湯計守正良知的執著，最為重要的是艾平對良知守望者的致敬。良知，是報告文學寫作的邏輯基點。

王 暉：我贊同你的這個觀點。報告文學不是新聞的附庸和加長版，它無疑需要凝聚作者的主體智慧和思想，是寫作主體對事實的獨立讀解，而非隨大流的人云亦云。2016年度有一些作品呈現出這樣的品質或潛質。譬如你所說的李鳴生的《后地震時代》，這部作品發表于汶川地震之后的第8年，是對當地民眾災后物質與精神雙重重建的形象反饋，不避矛盾與痛苦，關注人心與人生。這使我想起錢鋼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時發表的那篇《唐山大地震》，其精準的描述和“天問”式反思令我常讀常新。

丁曉平的《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長征敘述史》則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即有關長征的包括報刊史料出版物的敘述歷史，來解讀“長征”這樣一個具有經典IP意義的事件。作者歷經10年進行文獻發掘和現實采訪，完成了這一堪稱填補空白的紀實作品。這無疑是異于我們所熟知的那些關于長征的西方視角的經典敘事，諸如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和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等，也與中國本土的長征敘事不同。

楊黎光的《大國商幫》以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的粵商群體為再現對象，將明清之后活躍于廣東沿海從事對外貿易實業家的奮斗歷程與中國現代化轉型路徑緊密相連，生動描述了這個群體由“逐利商人”到“推動國家進步的改革者”的艱辛。從《中山路》開始直至現在的《大國商幫》，作者有意識地提出“思辨體報告文學”寫作的命題，倒是有意思的嘗試。

楊豪的《城市與鄉土的沖擊》對當下“民工潮”引發的“進城打工還是返鄉創業”等新問題進行深入探析，呼吁“愿進城者進城，愿返鄉者返鄉”，只有數億農民身份具有歸屬性的實質轉變，才可實現社稷安和天下富。

彭曉玲通過《空巢》對近幾年報告文學再現的鄉村留守老人問題予以持續關注，直擊“中國式養老”所面臨的嚴峻現實，指出這是一個涉及到社會經濟與文化轉型、價值觀和人生觀變化、現代生存理念與傳統倫理觀念沖突的綜合性問題，需要家庭、社區、社會和政府的合力解決。

李琭璐的《如果青春可以重來》對盛極一時的中國兒童超常教育進行反思，提出“造人”還是“造神”的教育目標、教育優劣的標準等問題。

任林舉、孫翠翠的《貢米》是關注糧食問題的紀實，高密度信息量與高密度的哲思，將過去的“皇糧”和“貢米”，與今天的高品質稻米的生產勾連起來，在行程6000余公里、遍訪20多個市縣鄉的基礎上完成這部作品，其立足事實的深入思辨風格沒有變。

哲夫的《水土中國》與陳啟文的《大河上下》形成繼續演繹報告文學關注當下環境生態的話題。在《水土中國》里，作者行走陜西、福建、湖南、黑龍江和南京等地，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關注的是目前嚴重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等問題。《大河上下》則以黃河為書寫焦點，從地理、人文、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立體視角，描述其自然現狀、水危機和水利樞紐工程的利弊，憂患意識振聾發聵又溢于言表，蘊含著中國與人類現狀與未來的重大命題。